一百六十三章 更加残酷的斗争（五）

    中年丧妻，让苏轼痛苦。殊不知还有让他痛苦的噩耗!第二个噩耗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病逝了。失去爱妻后，苏轼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来。结果第二年(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了，享年58岁。父亲病故后，根据规定，苏轼兄弟带着父亲的棺椁返回老家四川丁忧。当年六月，在朝廷官员的送别中，这对兄弟进汴水，入淮河，逆流而上，经江陵入蜀，回到了眉山老家。

    据说在守孝期间，这对兄弟们曾经相约他日功成名就后，要返回老家眉山，在这里颐养天年，共享田园之乐。殊不知这对兄弟俩的这个愿望，一辈子都没实现。这次返回家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回归故里。因为当重返朝廷后，他们将身陷一场庞大的政治风暴，并在这场风暴中经受各种危机，最终兄弟二人都客死异乡--苏轼死在了常州，苏辙死在了颍昌。这场让他们身陷其中的政治风暴，就是那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准备让苏轼消失在眼前。其实苏轼就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官员罢了。但是他的这种实话实最终被改革派定性为并判定他是一个反对变法、隶属旧党成员的评价，这其实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他自己。史料记载，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不止一次上疏朝廷，请求谨镇变法，不要急功近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苏轼是这样诉说变法的相关事宜的:“警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的变法，就好比在深夜驾车一样，周围都是万丈悬崖，但驾车的人还玩命纵马狂奔，这随时会车毁人亡呀!希望陛下解下马鞍，让马匹好好休息。等到天亮后再出行也不晚呀!

    在《上帝书中》中苏轼又是这样说的:“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陛下是一个好皇帝，天性智慧，能文善武，不可谓不英明，不可谓不勤勉，不可谓不果断，

    但是陛下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太急功近利;第二，提拔官员速度快；第三，耳根太弱，什么意见都听。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更是这样非常直白的告诉皇帝:“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试以毒药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臣非敢过为危论，以耸动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这段话说的更狠意思是说:如今的变法举措，就好比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用药，以其性命来检查药效，这怎么行呢?大宋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陛下真的狠得下手，把他们当实验用的“小白鼠”吗?如今的变法之政，小用则有小失败，大用则有大失败。如果坚持进行尝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了!臣这么说，绝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自古以来，国家都需要四种不同身份的人的帮助，即“民、军、吏、士”，今的变法已经把这四种人都得罪了!苏轼这种反对新法的谏言，还有很多很多。纵观苏轼的言论确实极力在反对新法的实施。

    综上所述，苏轼强烈反对变法和指桑骂槐的话，让王安石自然恼怒不已。于是在新党的眼中苏轼被打上一个深深的旧党烙印了。即使苏轼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就是一个“说实话”的臣子，王安石最终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再也不管不顾与苏轼的私下交情了，他警死要把苏轼轰出朝廷。

    在王安石的眼中，虽然苏轼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子，私下里对苏轼的人品和才情也是颇为欣赏的。但是这个才子不为自己所用，不但不为新法的实施摇旗呐喊，反而处处添堵，不断上奏皇帝反对变法，在变法还是守旧的大是大非面前，为了维护变法的顺利实施那就只能把他轰出朝廷了。

    王安石不止一次告诉宋神宗:“苏轼这个人，学问来路不正，早晚会害江山社稷。”当时一旁的宰相曾公亮听不下去了，反驳道:“苏轼只不过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王宰相这样说就有点夸大其词了。”王安石大怒道:“没错，苏轼确实有才华。但是这个人就好比一匹马，只有让他吃吃苦头，才会老老实实听话。若不严惩一下他，朝廷怎么好用呢?“本来宋神宗和他的老爸爷爷一样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准备对其委以重任的。结果在王安的不断数落下，宋神宗也开始慢慢讨厌苏轼，毕竟王安石在神宗的心中分量更重，和他的理念更合拍，于是神宗渐渐地疏远了苏轼，最终再也没有对他重用的心思。

    看见皇帝不喜欢自己，苏轼也不傻。于是苏轼上疏一封奏章，请求外放到地方上去做官，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还是去地方上为百姓做一点实事，真正的造福于一方百姓。对于苏轼的请求，刚开始宋神宗还是打算挽留的。但是在王安石的强烈反对下，在新党成员的咄咄逼宫下，宋神宗只能同意了苏轼外放的请求。第一次的时候他把苏轼外放到颖州，让他担任颖州知州。但是宋神宗刚颁布完这道圣旨后就后悔了。于是宋神宗又马上颁布了一道圣旨，把苏轼改派到了杭州，让他去那里当一个通判(副市长）。

    在宋朝时期由于浙江在钱氏的治理下几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火，后来吴越国归顺宋朝也没有发生征战，所以杭州城风景秀丽、富甲天下，到那里做官绝对是一个大大的美差。可见宋神宗对这个苏轼，真可谓不薄，还是非常照顾的。就这样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来到了杭州。从此与这个城市结下了生死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