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四章 更加残酷的斗争（六）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文采非凡而且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在这个官样文章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待带有感情色彩的话，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苏轼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苏轼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的新党掀起一片倒苏之声。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这个乌台诗案可算得上是大宋最大的文字狱了。具体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我们讲苏轼的行为明显有反对变法的倾向，因此也可以说得罪了王安石。为了躲开变法旋涡，苏轼自请出京去外地当官。当时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当官政绩斐然，深得民心。

    他在湖州当官期间，由于自己的一封《湖州谢表》竟然遭遇了一场突来的灭顶之灾，为此锒铛入狱还差点丢掉了性命。原来这都是新党们搞的鬼，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异己早就恨不得弄死苏轼了。苏轼自己的一封谢表刚好撞到了新党的枪口上，让改革派的新党有了攻击的借口。新党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弄死苏轼，原因有四个方面:

    苏轼是当时大宋的文坛领袖，在旧党中名气最大。在大宋百姓中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咱们都知道，自从欧阳修去世后，苏轼就接过了他的衣钵，成为当时大宋文坛的领袖。当时在苏轼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这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能轻易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因此在新党眼神，除掉苏轼就等于抢回了话话权，并顺便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在旧党中，苏轼的反对声音最大，最会抨击新法。苏轼跟司马光不同，司马光也反对新法，名气也很大。但司马光不嚷嚷，他一门心思闭门修书。反观苏轼，他一直抨击新法，还写了很多反对新法、嘲讽新党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给新法的实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新党眼中，苏轼简真就是一个闹心的小喇叭，天天“滴滴答答”的，谁受得了!

    当时的神宗皇帝虽然推行新法，但对苏轼还是十分欣赏，有重用苏轼的意思流露。王巩在《随手杂录》中记载，宋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伺候皇帝的人都知道，宋神宗在吃饭时，如果突然停下手中的碗筷专心致志阅读文章，那肯定是在阅读苏轼的诗文或奏章。在新党的眼中，宋神宗这么做就是在释放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如此欣赏苏轼，保不齐哪天他就把苏轼调回京城加以重用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到那时这些新党的成员，又将问去何从呢?他们以自己的心思推测苏轼，认为一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苏轼肯定会把他们超出朝庭。为了不让那一天真的到来，那一幕悲剧真的上演，新党们只能绞尽脑汁，置苏轼于死地了。

    除掉苏轼，能给新党干将李定报仇雪恨。苏轼当年骂过李定，还差点把他整死。那时之后的李守就在心里和苏轼已经是势不两立，李定要报当年之仇。现在机会来了，李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至此一场对苏轼的进攻，正式开始!

    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新党成员御史中丞李定发起了攻击，他拿苏轼的《湖州谢上表》说事，不由分说的攻击苏轼。李定在向皇帝的奏折中控说苏轼妄自尊大、大放厥词、谩骂朝廷，必须严惩不贷。在大宋时官员在上任前，要给皇帝上一封谢表，以感谢皇帝赐予自己工作。

    当时在湖州谢表中，苏轼一没哭穷，二没谩骂，仅写了短短三百多个字。然用就是这区区三百多个字，愣是让李定等人找出了几处刺眼的词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谩骂朝廷。

    何为妄自尊大?

    谢表中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朝廷所以优贤。顾焳何人，亦与兹选。”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湖州风俗淳朴百姓生活富足，是一个比较悠闲富足的城市。山青水秀是朝廷礼遇贤臣的地方。我算什么居然获此厚爱。苏轼的这番话其实没啥问题，但是在新党眼中就有大问题了，因为他本来就要找的事。李定告诉宋神宗，苏轼这么说就是发牢骚，认为朝廷不给自己委以更大的职位，把自己委派到湖州就是埋没了人才!如此还不是安自尊大?

    何为大放厥词?

    谢表中苏轼说:“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随。“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就是说自己的个性很顽固鄙陋，名气和政绩也很小，没什么见识学问。别人肯定总有所长，而自己却一无是处。苏轼这么说，无非就是谦虚的说辞而已。然而新党成员却告诉皇帝，苏轼这么说就是正话反说，他鄙视天下所有的读书人，说大家都不如苏轼他自己!因为，我都是文学浅陋无一是处了，你们都不如我，那你们自己说，你们算啥?苏轼如此说话还不是大放厥词?

    何为谩骂朝廷?

    谢表中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养小民。“这个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自己迂腐不识时务，难以与新进之人共同进步。皇上知我年老不惹事，所以让我到湖州任职，来这里照顾百姓。一般人看，苏轼的话也没什么大的错啊，只不过也是一种自谦罢了。但在新党眼中，苏轼的话就大错特错了。李定告诉皇帝，苏轼在辱骂朝廷官员。因为第二句末尾处“新进”这词就是“升迁迅速的无能之辈”的代名词。苏轼公然用这种侮辱性的词语讽刺朝廷百官，太胆大妄为了。

    此外苏轼还自诩“老不生事”，这更有问题了。你不惹是生非，难道在朝廷的这些人，全都是惹是生非的人?如此言语还不是谩骂朝廷?由此李定告诉皇帝，苏轼的这封谢表根本就是一篇充满恶意的文章，是对朝庭的大不敬，是对皇帝的大不敬。但是新党也清楚，一篇文章再怎么说的天花乱坠，也不足以搞死苏轼。于是新党又准备了一堆武器，继续攻击。

    元丰（1079年）二年七月，监察御史台舒亶将苏轼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了皇帝，认为苏轼的诗文处处讽刺新政，甚至侮辱宋神宗本人。

    舒亶告诉宋神宗：“陛下颁布青苗法时，苏轼讽刺并写诗说道:“赢得儿童话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颁布新的考核官员的政令，苏轼讽刺并写诗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下令盐业专卖，禁私售。苏轼讽刺道:“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陛下兴修水利，造福于民。苏轼讽刺道:“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说了大半天后，为了严惩苏轼的种种犯上行为，口干舌燥的舒亶给出了一个处理意见--将苏轼缉捕归案，交给有关部门严惩。事实上神宗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混蛋，对于舒亶提出的处理意见，宋神宗没有表态，没有表态当然就是不同意了。因为在他的眼中四川老儒的一篇罪证确凿的造反诗文，爷爷宋仁宗都能赦免了。如今就凭这几篇断章取义的诗文，就要严惩大宋第一才子苏轼，天下人会怎么看他?在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前，宋神宗不可能缉捕苏轼，更不会对他“严惩不贷”。

    然而人在江湖，岂能由己?皇帝不想干这件事情，也架不住群臣“逼迫”呀。大宋的文化人真的幸福，连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听他们的话。舒亶奏完后，第二天早朝御史中丞李定带领所有的御史，集体聚集在大殿上，要求严惩苏轼，以正国法。

    当时李定状告苏轼四条该杀之罪--苏轼三番五次诽谤朝廷，攻击皇帝，其心可诛。如此奸诈小人，该杀!

    当今圣上皇恩浩荡，宽宏大量，不追究苏轼的罪名，希望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结果苏轼竟然依旧口出狂言、傲慢无礼。如此没有悔过之心的小人，该杀!

    苏轼诽谤、抨击朝廷和圣上的文章，虽为无稽之谈。但是这些文章却能够起到蛊惑人心、混淆视听的效果。百姓读多了，就会被毒害了。如此危害国家统治，不服皇帝教化之人，该杀!

    苏轼精通史传，懂得三纲五常之说，也懂得诽谤皇帝，就是死罪的道理。但是苏轼为了发泄心中的私愤，还是公开诋毁了圣上的名誉，如此明知故犯、知法犯法的人，该杀!

    李定所列的连续四条大罪，连续四个“该杀”，真可谓杀气腾腾。

    在群臣的逼迫下，就算皇帝想袒护苏轼，也只能公事公办了。最终宋神宗颁布了一道圣旨，将苏轼的案件交给御史台，命李定全权处理此事。好了，苏轼你终于栽我们手里了!宋朝的御史台，位于京城的北面，是关押朝廷一级罪犯的地方。

    《宋史·刑法志》记载，“凡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苏轼的这个案件，是皇帝御批的大案，自然归御史台管理。御史台门外，四周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果，所以御史台也称“柏台”或一台”因此，在历史书中，苏轼的这个案件也被称为“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