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七章 伟大 的苏轼（五）
秦观早年寂寂无名，经人推荐认识名满天下的苏轼。但他们的相识过程是这样的：秦观先模仿苏轼的笔迹和笔意，在他们约定见面的寺庙的照壁上题词。苏轼到了之后，恍惚半天：这地方我来过吗，还题过词？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经人点破才大惊叫绝，原来是秦观这小子冒老夫之名呀！
如果有粉丝跟秦观见面，一定对不上号：眼前这个长相粗犷的男人，真是写得一手唯美婉约词？确定不是代笔？一般人想象中的婉约词作者都是白面书生，但秦观的样貌，最大的特征是“多髯”，胡须茂盛。他的师友们一旦聚在一起，就会拿他的长须开玩笑。
有一次忍不住了，秦观“反击”说：“君子多乎哉？”这是《论语》里的话，秦观巧妙借用，强调君子不嫌胡须多。
没想到，苏轼笑着接了一句：“小人樊须也！”这也是《论语》里的话，樊须是孔子的弟子，苏轼在这里玩了个谐音梗，“樊须”即“繁须”，调侃秦观胡须多是小人。
这样欢乐的时刻，是苏轼生命中的常态，但对秦观来说，却颇为难得。如他所言，“不称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开口笑，一月亦无二三”。毕竟他的一生，逆境远多于顺境，而他偏偏学不来苏轼的豁达。
秦观的祖父虽是进士出身，父辈也入仕，但家族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还需要致力于农业生产。秦观曾自述，其家有“敝庐数间”，“薄田百亩”，但由于“聚族四十口”，日常开销所费不赀，“田园之人，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稀饭）”，所以他时常感叹：“家贫素无书。”他的妻子徐氏，家境好得多，出身高邮大族，“金钱邸第甲于一乡”。不过，从秦观后来的生活困境来看，岳父一家对其扶持应该十分有限。秦观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他还年少轻狂，豪放度日，不太懂得父亲之死对他意味着什么。等到年岁渐长，家族生活日益陷入拮据，他才深刻感受到，父亲之死意味着家族责任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了。按秦观自己的话说，他不得不“强出应书，侥幸万一之遇”。他必须走上士人上升的唯一通道——科举之路了，尽管内心是抗拒的，但家族的责任压倒了个人的自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只看得到家族，而看不到个人。家国一体，在家族中尤其是在处于逆境的家族中，做一根顶梁柱是整个社会赋予你的使命。而家族中的个人，往往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比如唐代大诗人王维，人称“诗佛”，但在父亲很早过世后，作为家中长子，他必须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大半辈子都“佛”不起来，只能很现实地谋科举，谨小慎微地做个小官员。
很多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都曾像我们现实中的每个人一样负重前行——只是经过时间的淘洗，我们只看到他们成功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困苦的另一面。
30岁以后，那个豪放的秦观“死”了。取而代之，他的内心进入了痛苦困厄的状态。他经历过不止一次科举失意，也经历过全家族的饥荒。最低谷的时候，他说自己“气血未衰心已衰”。
元丰八年（1085），37岁的秦观终于考中进士。但也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字“太虚”，改为了“少游”。太虚是指宇宙，也指道家的道，如秦观所说，自己早年“好大见奇”，认为天地间的事都很容易。如今他读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从弟马少游绝意事功、淡泊求安的故事，若有所悟。“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遂改字为“少游”。考中进士，向来被认为是光宗耀祖、人生得意的盛事，但奇怪的是，秦观只是兴奋了一下子，然后怅然若失。早年那种豪放奋厉的精神，在这重要的时刻却蜕变为退避的生活态度。是否在冥冥之中，他已预见了自己将在官场上遭遇的悲剧？不得而知。但秦观的确是一个内心极其柔软和敏感之人。
北宋党争的激烈，超乎我们的想象。进入仕途后的秦观，身处其中命运浮沉，内心实际是恐惧的。他给友人的诗中，含蓄地说了一句：“蚁斗蛾飞愁杀人。”他想过逃离，舍弃功名，归隐乡邑。但家族的重任世俗的牵累，终归让他无法听从内心的召唤。在送弟弟秦觏赴任地方为官的诗中，他在说弟弟，实际也是说自己：“道山虽云佳，久寓有饥色。功名已绝意，政苦婚嫁迫。”
人生有太多无可奈何。他只能强忍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崩溃：“夜参半不寝，披衣涕纵横。”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秦观进入仕途的前八年，正是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掌权、新党遭到清算的元祐时期，被归为苏轼门生、旧党成员的他，仕途理应顺风顺水才对，哪有这么多的愁苦和眼泪？但实际上旧党内部的倾轧，不亚于新、旧党之间的权斗。而倒霉的秦观，常常沦为旧党内部倾轧的靶子。
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进京，准备担任馆职。正遇上程颐的洛党与苏轼的蜀党斗争得厉害，结果秦观遭殃，未能如愿。直到一年多后经由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推荐，才任秘书省正字，大约相当于校对典籍的清职。仅仅一年后，他又受到洛党成员的攻击，朝廷随之取消对他的任命。仕途反反复复，对于政治与人心，秦观早已心累不堪。究其原因，北宋政治斗争中，生活作风问题是搞倒对手的切入口。秦观因为早年流连青楼的经历，被认为行为不检点，洛党的人由此突破，攻击他“素号獧薄”，“刻薄无行，不可污辱文馆”……在秦观受到洛党弹劾的过程中，每次都牵连进苏轼兄弟，导致事情越闹越大。这是洛党的人希望看到的结果，却是秦观最不愿看到的，他被裹挟在其中，痛苦可想而知。
宋代程朱理学对青楼女子的偏见，连带着对写婉约词的文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偏见。南宋的朱熹就认为，跟着苏轼的人都是轻薄文人，行为失检，这其中秦观又最糟糕，要是这些人聚在朝廷上，天下何能致太平？所以传统中国政治宁可要伪君子，也不要真性情。
但实际上，被认为行为失检的秦观绝非“渣男”。他对女性甚至沦落青楼的女子都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他有个侍妾叫边朝华。当他后来被贬出京后，生怕连累边朝华受苦，遂送她回到其父身边。但边朝华不离不弃，又跟过来，“玉人前去却重来”，秦观只好再次遣她回家，并对她说明“此度分携更不回”。尽管他自己内心十分不舍，肠断伤心，但从为女性的角度考虑，还是做出了这个决绝的决定。他的爱情观，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健康和正确的。
他最著名的词作之一，是借七夕节写的爱情词：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七夕》
可以说此词一出，其余爱情词尽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或许正是他在仕途受挫之后遣还边朝华的原因。
如果有粉丝跟秦观见面，一定对不上号：眼前这个长相粗犷的男人，真是写得一手唯美婉约词？确定不是代笔？一般人想象中的婉约词作者都是白面书生，但秦观的样貌，最大的特征是“多髯”，胡须茂盛。他的师友们一旦聚在一起，就会拿他的长须开玩笑。
有一次忍不住了，秦观“反击”说：“君子多乎哉？”这是《论语》里的话，秦观巧妙借用，强调君子不嫌胡须多。
没想到，苏轼笑着接了一句：“小人樊须也！”这也是《论语》里的话，樊须是孔子的弟子，苏轼在这里玩了个谐音梗，“樊须”即“繁须”，调侃秦观胡须多是小人。
这样欢乐的时刻，是苏轼生命中的常态，但对秦观来说，却颇为难得。如他所言，“不称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开口笑，一月亦无二三”。毕竟他的一生，逆境远多于顺境，而他偏偏学不来苏轼的豁达。
秦观的祖父虽是进士出身，父辈也入仕，但家族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还需要致力于农业生产。秦观曾自述，其家有“敝庐数间”，“薄田百亩”，但由于“聚族四十口”，日常开销所费不赀，“田园之人，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稀饭）”，所以他时常感叹：“家贫素无书。”他的妻子徐氏，家境好得多，出身高邮大族，“金钱邸第甲于一乡”。不过，从秦观后来的生活困境来看，岳父一家对其扶持应该十分有限。秦观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他还年少轻狂，豪放度日，不太懂得父亲之死对他意味着什么。等到年岁渐长，家族生活日益陷入拮据，他才深刻感受到，父亲之死意味着家族责任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了。按秦观自己的话说，他不得不“强出应书，侥幸万一之遇”。他必须走上士人上升的唯一通道——科举之路了，尽管内心是抗拒的，但家族的责任压倒了个人的自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只看得到家族，而看不到个人。家国一体，在家族中尤其是在处于逆境的家族中，做一根顶梁柱是整个社会赋予你的使命。而家族中的个人，往往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比如唐代大诗人王维，人称“诗佛”，但在父亲很早过世后，作为家中长子，他必须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大半辈子都“佛”不起来，只能很现实地谋科举，谨小慎微地做个小官员。
很多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都曾像我们现实中的每个人一样负重前行——只是经过时间的淘洗，我们只看到他们成功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困苦的另一面。
30岁以后，那个豪放的秦观“死”了。取而代之，他的内心进入了痛苦困厄的状态。他经历过不止一次科举失意，也经历过全家族的饥荒。最低谷的时候，他说自己“气血未衰心已衰”。
元丰八年（1085），37岁的秦观终于考中进士。但也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字“太虚”，改为了“少游”。太虚是指宇宙，也指道家的道，如秦观所说，自己早年“好大见奇”，认为天地间的事都很容易。如今他读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从弟马少游绝意事功、淡泊求安的故事，若有所悟。“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遂改字为“少游”。考中进士，向来被认为是光宗耀祖、人生得意的盛事，但奇怪的是，秦观只是兴奋了一下子，然后怅然若失。早年那种豪放奋厉的精神，在这重要的时刻却蜕变为退避的生活态度。是否在冥冥之中，他已预见了自己将在官场上遭遇的悲剧？不得而知。但秦观的确是一个内心极其柔软和敏感之人。
北宋党争的激烈，超乎我们的想象。进入仕途后的秦观，身处其中命运浮沉，内心实际是恐惧的。他给友人的诗中，含蓄地说了一句：“蚁斗蛾飞愁杀人。”他想过逃离，舍弃功名，归隐乡邑。但家族的重任世俗的牵累，终归让他无法听从内心的召唤。在送弟弟秦觏赴任地方为官的诗中，他在说弟弟，实际也是说自己：“道山虽云佳，久寓有饥色。功名已绝意，政苦婚嫁迫。”
人生有太多无可奈何。他只能强忍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崩溃：“夜参半不寝，披衣涕纵横。”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秦观进入仕途的前八年，正是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掌权、新党遭到清算的元祐时期，被归为苏轼门生、旧党成员的他，仕途理应顺风顺水才对，哪有这么多的愁苦和眼泪？但实际上旧党内部的倾轧，不亚于新、旧党之间的权斗。而倒霉的秦观，常常沦为旧党内部倾轧的靶子。
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进京，准备担任馆职。正遇上程颐的洛党与苏轼的蜀党斗争得厉害，结果秦观遭殃，未能如愿。直到一年多后经由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推荐，才任秘书省正字，大约相当于校对典籍的清职。仅仅一年后，他又受到洛党成员的攻击，朝廷随之取消对他的任命。仕途反反复复，对于政治与人心，秦观早已心累不堪。究其原因，北宋政治斗争中，生活作风问题是搞倒对手的切入口。秦观因为早年流连青楼的经历，被认为行为不检点，洛党的人由此突破，攻击他“素号獧薄”，“刻薄无行，不可污辱文馆”……在秦观受到洛党弹劾的过程中，每次都牵连进苏轼兄弟，导致事情越闹越大。这是洛党的人希望看到的结果，却是秦观最不愿看到的，他被裹挟在其中，痛苦可想而知。
宋代程朱理学对青楼女子的偏见，连带着对写婉约词的文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偏见。南宋的朱熹就认为，跟着苏轼的人都是轻薄文人，行为失检，这其中秦观又最糟糕，要是这些人聚在朝廷上，天下何能致太平？所以传统中国政治宁可要伪君子，也不要真性情。
但实际上，被认为行为失检的秦观绝非“渣男”。他对女性甚至沦落青楼的女子都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他有个侍妾叫边朝华。当他后来被贬出京后，生怕连累边朝华受苦，遂送她回到其父身边。但边朝华不离不弃，又跟过来，“玉人前去却重来”，秦观只好再次遣她回家，并对她说明“此度分携更不回”。尽管他自己内心十分不舍，肠断伤心，但从为女性的角度考虑，还是做出了这个决绝的决定。他的爱情观，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健康和正确的。
他最著名的词作之一，是借七夕节写的爱情词：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七夕》
可以说此词一出，其余爱情词尽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或许正是他在仕途受挫之后遣还边朝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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