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六十六章 高宗称臣（六）
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二十八日，这天天气特好，艳阳高照晴空万里。虽是数九隆冬但南风拂面，轻柔温和是江南少有的好天气。
从皇宫到左相府，沿街两侧站着手执长兵器身披盔甲的士兵。
当太阳从树梢上露出笑脸的时候，从皇宫里出来了一支五百人的禁军菱甲鲜明，金光闪闪。随后是一百面各色彩旗，由禁军举着皇上的仪仗居于中间，四匹枣红马拉着玉辇但玉辇上没人。辇后是几位身穿绯色官服的大臣。有人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秦桧，其后是李光、勾龙如渊，再向后就是身穿绿色官服的三省六部和枢密院的长官们，细心的人很容易看出只有走在前面的几位有大臣的派头，后面的则有些不太像样了，有的衣不合体，有的举止不雅。最后是一群穿紫色的各部官员也是鱼龙混杂。殿后的仍是五百禁军。
这支光怪陆离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在街上游行，两侧的军民看着眼前这热闹的场面，有的指指点点有的骂骂咧咧，也有的三五成群在一起议论。
来至左相府，只见馆内外张灯结彩红毡铺地。秦桧带着百官来至府内，府正堂门口设一香案案后有一张太师椅。案上有一个香炉三支香已点燃紫烟袅袅，王纶正站立在一旁。“请颁诏--”王纶一声高喊。从正堂内走出一人，双手捧一黄绫诏书，迈着方步目不斜视，走到太师椅前稳稳坐下。香案前的秦桧忙慢慢跪下，对着那金使连磕三个头口中高呼:“江南罪臣秦桧带百官恭迎诏书。祝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身后的众人见宰相跪地施礼，也忙跪在地上，山呼万岁。端坐上面的张通古看了看跪在最前在的秦桧如此虔诚，脸上轻轻泛出不易察觉的微笑。“请诏书入宫--”随着王纶的一声高喊，张通古慢慢站了起来，走下香案，把诏书递与秦桧，秦桧垂着头用双手接过诏书，举过头顶爬起身，向门外龙辇走去。
到了门口，把诏书恭恭敬敬地放在龙辇上，那龙辇便开始回宫，旁边张通古飞身上马走在龙辇的旁边，秦桧与众人跟在后面。这支队伍又在来路上展览了一次，不过这次多了一个金人和一匹胡马来至皇宫，就见宫门挂上了大红宫灯，殿庭内红毡铺地，面壁铺满紫幕。张通古驰马直入殿门一直到了宫门口这才下马，这时内侍把马牵去另有一内侍把他引到宫内坐下。
秦桧及百官来至宫门口，马上跪在台阶前，一名侍从从龙辇上取来诏书递与张通古，张通古立刻站起身，对着宫内里间帘后的赵构高声宣道:宋康王赵构，天降丧于尔邦，自贻颠覆，父母兄妻俘于帐下，今康王屡屡恳请，大金以忠孝治天下，为示恩于天下，特赐还宋河南、陕西之地，送归梓宫及韦氏，尔应向金奉表称臣，每年进贡银绢各五十万两匹。张通古刚宣完，赵构便在帘内对着祖宗的灵位磕了三个头，口呼道:“谢主隆恩。”门外的百官也伏地三呼:“谢主隆恩。至此这场牵动着赵构数十年的和谈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跪在祖宗灵位前虔诚的磕了三个头，这是感谢祖宗赐予他生命和基业呢?还是感谢金主的再造之恩?谁也说不清楚。正因为说不清楚，高宗才是高兴的。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模糊，要的就是这个自欺欺人。
这一不伦不类的仪式结束以后，宋便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而是金人臣属，代金人守土了。这一切虽然宋高宗起了决定作用，但秦桧在此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谓君唱臣随。今天的视角来看高宗的一意求和好像非常难以理解。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可找。让我们理性的来看一看高宗的求和主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从个人的因素来说，高宗的性格中的天生懦弱，应当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因素。综合史料上的记载看，虽然少年时的赵构也算是文武双全，但总体上来说成年之后的赵构是个喜好“清静无事”的君主。用他自己的话说，“朕所好惟在恬淡寡欲，清心省事。”因此他不仅要求大臣们“亦当效曹参之清静”，甚至提出了“治天下以清静镇之，若妄作生事，乃乱天下，非治天下也”的政治理论。除了喜好清静省事，他为人处世非常保守且喜欢因循守旧。尤其是对“祖宗之法”，更是“尊崇备至”，“严格恪守”。按道理说作为人君应当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宗之法”是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的。但从赵构的言行看，他本人根本不愿、不主张也不喜欢变法。如绍兴十四（1144）年，他就对大臣们说：“祖宗之法，思虑已精，讲究已详备，必改作，天下自治。”伴随着南宋局势的日趋稳定，一些大臣主张变法，但均遭到了高宗的严词拒绝：“言者多劝朕变法，朕思祖宗旧法已善，岂宜轻改。”按照心理学的观点，高宗赵构身上安于现状、恬淡寡欲性格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怯懦、软弱等“软弱”的特质。
譬如绍兴三十一（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执意发兵南侵，高宗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动员全军出击抗敌，而是再一次准备逃到海上，躲避女真人的锋芒。完颜亮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宋高宗马上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再次对金提出议和。所以说，让这样一位喜好清静省事、循规蹈矩且性格怯弱的南宋最高领导人，挑战异常强大且虎视眈眈的大金国的统治者女真人，“强硬起来”并不容易。
实际上，除了性格上的“先天不足”之外，高宗赵构一再向金国求和的背后，深藏着三个隐而不露的客观因素。
第一，高宗从内心深处拒绝钦宗回朝，避免自己的皇位稳定受到威胁。纵观我国的封建王朝，普遍讲究“嫡长子继承制”，对于深度“儒化”的宋朝自然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是徽宗第九子；而被俘的钦宗赵桓，是徽宗长子。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说只要长兄赵桓在世，他就是宋室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实际上赵构的即位，完全是“历史选择”的产物。1127年，女真人攻陷开封后，徽钦二帝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被尽数俘虏。驻守在外，侥幸躲过一劫的赵构，在宗泽、李纲等大臣的不断催促下，匆匆忙忙于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成为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如何从正常的皇位继承角度而言，大宋皇位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赵构的头上的。倘若此时钦宗活着归来，势必对他在东南一隅的最高统治权构成威胁。翻看我国历史，为了争夺皇位而滋生出的父子相杀、兄弟相残的惨剧，可谓数不胜数。如隋炀帝为了皇位不惜杀父，李世民为了皇位不惜杀害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等等，都是前朝前代活生生的典型的案例。而发生于建炎三年（1129）的“苗刘兵变”，更让他对“活着的钦宗”有了极大的心理阴影。3月26日（宋神宗忌日），早已对高宗赵构不满的苗傅、刘正彦等人，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其退位。据史料记载，在兵变过程中，苗傅等人不仅“出不逊语”，还质问赵构“大略谓上（高宗赵构）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钦宗）归来，不知何以处”，逼迫他将皇位禅让给两岁的皇太子赵旉（赵构之子）。苗刘等人的质疑，无形中给赵构敲响了警钟，进而提醒他去思考，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皇位的纠葛问题。显而易见，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借钦宗被掳掠到北方的事实，不让他活着归来。所以宋金合议实质就是一个交易，南宋向金称臣，金不让钦宗活着回来，双方各得其所。
第二，高宗极力试图削弱武将兵权，解除可能的兵变威胁。猜疑武将，防止将权过大，一直是宋朝立国之后的优良传统。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历代大宋皇帝都严苛恪守着这一“铁律”，对于循规蹈矩并且经历了刘苗之变的高宗而言自然更是深有体会。
“宋之猜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到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侵削。”在建炎年间，为了逃避女真人的追赶，宋高宗一直辗转于江南各地，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为了保全性命，高宗不得不重用武将稳定局势。因此当时的武将在朝中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但是在改元绍兴，政局渐渐稳定后，防止将领权力过大的任务便提到了高宗的日程事务上并成为了高宗的重点关心事项。如绍兴元年（1131）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其中就谈到“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这样的建议无疑渲染了削弱武将权威的气氛，也加强了高宗削权的决心。要防止武将权势过大，最直接的方法无疑是用诏令的形式，强行解除大将兵权。事实上高宗也是这么做的。如绍兴十一（1141）年杀害岳飞，解除韩世忠、刘琦等大将的兵权，即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这种没有回旋余地的赤裸裸的做法不仅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还很容易引起兵变。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朝缔结“和平条约”，让武将们“没有用武之地”。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需求，自然也就放马南山了。于是高宗不顾一切向金称臣，并且在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当岳飞的大军直逼开封时，高宗却连下金字牌，逼令岳飞班师回朝，并与金朝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的行为，就有“合理的解释”了。在高宗寻那里，所谓的抗金最终目的，不是收复失地，不是恢复北方统治，只不过是以战求和，为谈判服务的手段而已。
第三，高宗一意求和也是为了规避农民起义，稳固内部统治的需求。历史上各王朝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很多，而高宗时期农民起义频发的根本原因，无疑是由于大量的战争耗费和破坏，给农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事实上，自从他即位起，农民起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譬如规模巨大的钟相、杨么起义，花了五年时间才通过岳飞的部队镇压下去。其实道理很简单，维持南宋军队开销的钱粮，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向农民的征取得以维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选择揭竿而起，对抗朝廷。对此情况，高宗本人也算是心知肚明。如绍兴八年（1138）五月，他就对大臣坦言：“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时取于民，如月椿钱之类，欲罢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于民者，悉除之”。高宗认为，解决农民起义的终极办法，就是停止对外战争。要想停止对外战争，只能摆出“软弱的姿态”，屈膝求和。以上三个动机，尽管内涵侧重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归根结底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住和稳固高宗赵构的统治。对于高宗而言，自己无论在何时在何地拥有最高话语权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南宋当时的皇帝只能有一个，这个人就是他赵构。正因如此他宁可选择对外“软弱到底”，也要与金朝缔结合约。
对女真人深入骨子里的恐惧也是高宗这个特定的个人一味对金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坦诚说女真人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几乎全面摧毁了宋高宗“脆弱的心灵”，造成了高宗极为严重的畏金思想。
1127年，赵构匆忙即位后，马上逃到归德（河南商丘）。尽管宗泽、李纲等主战派一再要求他回到东京开封，但他不仅不敢接近开封，甚至在前线并无任何报警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归德，一路逃到了更南方的扬州。1128年2月，身在扬州的高宗听说前方吃紧后，立刻惊慌失措，顾不上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就换上戎装，只带着十几个人，打着快马率先逃命。并且在这一次事件中造成了高宗皇帝的终生不育。得知高宗逃走后，扬州城内陷入一片混乱，朝廷的文书案牍和金银财宝，全部落入到了女真人之手。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建炎）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十二年间，“十三易其都”，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让人叹息。
高宗之所以对女真人如此恐惧，当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在兵荒马乱、王朝更迭之中登上皇位的他，亲眼目睹了女真骑兵在中原大地上横行无忌的凶况和父母宗亲被掳掠北去的惨象。即便自己做了皇帝，但最初几年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甚至出现了将朝庭中枢放到海上的千年不见的奇特现象。赵构一直在海上飘荡了四五个月，几乎过着食不裹腹，居无定所，脚无尺寸土的真真切切的悲惨生活。此时的赵构是深深感受着被女真人南侵和农民起义“双重”支配的恐惧。而所有的一切，都是直接由女真人的入侵所带来的。恐惧是滋生妥协、退让、屈服的土壤，深入骨子里的恐惧带来的只能是软弱和投降。因此对金朝“无条件”地畏缩、退让，甚至不惜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对高宗而言“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从皇宫到左相府，沿街两侧站着手执长兵器身披盔甲的士兵。
当太阳从树梢上露出笑脸的时候，从皇宫里出来了一支五百人的禁军菱甲鲜明，金光闪闪。随后是一百面各色彩旗，由禁军举着皇上的仪仗居于中间，四匹枣红马拉着玉辇但玉辇上没人。辇后是几位身穿绯色官服的大臣。有人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秦桧，其后是李光、勾龙如渊，再向后就是身穿绿色官服的三省六部和枢密院的长官们，细心的人很容易看出只有走在前面的几位有大臣的派头，后面的则有些不太像样了，有的衣不合体，有的举止不雅。最后是一群穿紫色的各部官员也是鱼龙混杂。殿后的仍是五百禁军。
这支光怪陆离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在街上游行，两侧的军民看着眼前这热闹的场面，有的指指点点有的骂骂咧咧，也有的三五成群在一起议论。
来至左相府，只见馆内外张灯结彩红毡铺地。秦桧带着百官来至府内，府正堂门口设一香案案后有一张太师椅。案上有一个香炉三支香已点燃紫烟袅袅，王纶正站立在一旁。“请颁诏--”王纶一声高喊。从正堂内走出一人，双手捧一黄绫诏书，迈着方步目不斜视，走到太师椅前稳稳坐下。香案前的秦桧忙慢慢跪下，对着那金使连磕三个头口中高呼:“江南罪臣秦桧带百官恭迎诏书。祝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身后的众人见宰相跪地施礼，也忙跪在地上，山呼万岁。端坐上面的张通古看了看跪在最前在的秦桧如此虔诚，脸上轻轻泛出不易察觉的微笑。“请诏书入宫--”随着王纶的一声高喊，张通古慢慢站了起来，走下香案，把诏书递与秦桧，秦桧垂着头用双手接过诏书，举过头顶爬起身，向门外龙辇走去。
到了门口，把诏书恭恭敬敬地放在龙辇上，那龙辇便开始回宫，旁边张通古飞身上马走在龙辇的旁边，秦桧与众人跟在后面。这支队伍又在来路上展览了一次，不过这次多了一个金人和一匹胡马来至皇宫，就见宫门挂上了大红宫灯，殿庭内红毡铺地，面壁铺满紫幕。张通古驰马直入殿门一直到了宫门口这才下马，这时内侍把马牵去另有一内侍把他引到宫内坐下。
秦桧及百官来至宫门口，马上跪在台阶前，一名侍从从龙辇上取来诏书递与张通古，张通古立刻站起身，对着宫内里间帘后的赵构高声宣道:宋康王赵构，天降丧于尔邦，自贻颠覆，父母兄妻俘于帐下，今康王屡屡恳请，大金以忠孝治天下，为示恩于天下，特赐还宋河南、陕西之地，送归梓宫及韦氏，尔应向金奉表称臣，每年进贡银绢各五十万两匹。张通古刚宣完，赵构便在帘内对着祖宗的灵位磕了三个头，口呼道:“谢主隆恩。”门外的百官也伏地三呼:“谢主隆恩。至此这场牵动着赵构数十年的和谈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跪在祖宗灵位前虔诚的磕了三个头，这是感谢祖宗赐予他生命和基业呢?还是感谢金主的再造之恩?谁也说不清楚。正因为说不清楚，高宗才是高兴的。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模糊，要的就是这个自欺欺人。
这一不伦不类的仪式结束以后，宋便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而是金人臣属，代金人守土了。这一切虽然宋高宗起了决定作用，但秦桧在此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谓君唱臣随。今天的视角来看高宗的一意求和好像非常难以理解。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可找。让我们理性的来看一看高宗的求和主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从个人的因素来说，高宗的性格中的天生懦弱，应当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因素。综合史料上的记载看，虽然少年时的赵构也算是文武双全，但总体上来说成年之后的赵构是个喜好“清静无事”的君主。用他自己的话说，“朕所好惟在恬淡寡欲，清心省事。”因此他不仅要求大臣们“亦当效曹参之清静”，甚至提出了“治天下以清静镇之，若妄作生事，乃乱天下，非治天下也”的政治理论。除了喜好清静省事，他为人处世非常保守且喜欢因循守旧。尤其是对“祖宗之法”，更是“尊崇备至”，“严格恪守”。按道理说作为人君应当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宗之法”是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的。但从赵构的言行看，他本人根本不愿、不主张也不喜欢变法。如绍兴十四（1144）年，他就对大臣们说：“祖宗之法，思虑已精，讲究已详备，必改作，天下自治。”伴随着南宋局势的日趋稳定，一些大臣主张变法，但均遭到了高宗的严词拒绝：“言者多劝朕变法，朕思祖宗旧法已善，岂宜轻改。”按照心理学的观点，高宗赵构身上安于现状、恬淡寡欲性格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怯懦、软弱等“软弱”的特质。
譬如绍兴三十一（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执意发兵南侵，高宗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动员全军出击抗敌，而是再一次准备逃到海上，躲避女真人的锋芒。完颜亮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宋高宗马上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再次对金提出议和。所以说，让这样一位喜好清静省事、循规蹈矩且性格怯弱的南宋最高领导人，挑战异常强大且虎视眈眈的大金国的统治者女真人，“强硬起来”并不容易。
实际上，除了性格上的“先天不足”之外，高宗赵构一再向金国求和的背后，深藏着三个隐而不露的客观因素。
第一，高宗从内心深处拒绝钦宗回朝，避免自己的皇位稳定受到威胁。纵观我国的封建王朝，普遍讲究“嫡长子继承制”，对于深度“儒化”的宋朝自然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是徽宗第九子；而被俘的钦宗赵桓，是徽宗长子。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说只要长兄赵桓在世，他就是宋室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实际上赵构的即位，完全是“历史选择”的产物。1127年，女真人攻陷开封后，徽钦二帝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被尽数俘虏。驻守在外，侥幸躲过一劫的赵构，在宗泽、李纲等大臣的不断催促下，匆匆忙忙于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成为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如何从正常的皇位继承角度而言，大宋皇位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赵构的头上的。倘若此时钦宗活着归来，势必对他在东南一隅的最高统治权构成威胁。翻看我国历史，为了争夺皇位而滋生出的父子相杀、兄弟相残的惨剧，可谓数不胜数。如隋炀帝为了皇位不惜杀父，李世民为了皇位不惜杀害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等等，都是前朝前代活生生的典型的案例。而发生于建炎三年（1129）的“苗刘兵变”，更让他对“活着的钦宗”有了极大的心理阴影。3月26日（宋神宗忌日），早已对高宗赵构不满的苗傅、刘正彦等人，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其退位。据史料记载，在兵变过程中，苗傅等人不仅“出不逊语”，还质问赵构“大略谓上（高宗赵构）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钦宗）归来，不知何以处”，逼迫他将皇位禅让给两岁的皇太子赵旉（赵构之子）。苗刘等人的质疑，无形中给赵构敲响了警钟，进而提醒他去思考，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皇位的纠葛问题。显而易见，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借钦宗被掳掠到北方的事实，不让他活着归来。所以宋金合议实质就是一个交易，南宋向金称臣，金不让钦宗活着回来，双方各得其所。
第二，高宗极力试图削弱武将兵权，解除可能的兵变威胁。猜疑武将，防止将权过大，一直是宋朝立国之后的优良传统。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历代大宋皇帝都严苛恪守着这一“铁律”，对于循规蹈矩并且经历了刘苗之变的高宗而言自然更是深有体会。
“宋之猜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到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侵削。”在建炎年间，为了逃避女真人的追赶，宋高宗一直辗转于江南各地，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为了保全性命，高宗不得不重用武将稳定局势。因此当时的武将在朝中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但是在改元绍兴，政局渐渐稳定后，防止将领权力过大的任务便提到了高宗的日程事务上并成为了高宗的重点关心事项。如绍兴元年（1131）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其中就谈到“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这样的建议无疑渲染了削弱武将权威的气氛，也加强了高宗削权的决心。要防止武将权势过大，最直接的方法无疑是用诏令的形式，强行解除大将兵权。事实上高宗也是这么做的。如绍兴十一（1141）年杀害岳飞，解除韩世忠、刘琦等大将的兵权，即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这种没有回旋余地的赤裸裸的做法不仅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还很容易引起兵变。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朝缔结“和平条约”，让武将们“没有用武之地”。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需求，自然也就放马南山了。于是高宗不顾一切向金称臣，并且在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当岳飞的大军直逼开封时，高宗却连下金字牌，逼令岳飞班师回朝，并与金朝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的行为，就有“合理的解释”了。在高宗寻那里，所谓的抗金最终目的，不是收复失地，不是恢复北方统治，只不过是以战求和，为谈判服务的手段而已。
第三，高宗一意求和也是为了规避农民起义，稳固内部统治的需求。历史上各王朝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很多，而高宗时期农民起义频发的根本原因，无疑是由于大量的战争耗费和破坏，给农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事实上，自从他即位起，农民起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譬如规模巨大的钟相、杨么起义，花了五年时间才通过岳飞的部队镇压下去。其实道理很简单，维持南宋军队开销的钱粮，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向农民的征取得以维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选择揭竿而起，对抗朝廷。对此情况，高宗本人也算是心知肚明。如绍兴八年（1138）五月，他就对大臣坦言：“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时取于民，如月椿钱之类，欲罢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于民者，悉除之”。高宗认为，解决农民起义的终极办法，就是停止对外战争。要想停止对外战争，只能摆出“软弱的姿态”，屈膝求和。以上三个动机，尽管内涵侧重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归根结底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住和稳固高宗赵构的统治。对于高宗而言，自己无论在何时在何地拥有最高话语权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南宋当时的皇帝只能有一个，这个人就是他赵构。正因如此他宁可选择对外“软弱到底”，也要与金朝缔结合约。
对女真人深入骨子里的恐惧也是高宗这个特定的个人一味对金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坦诚说女真人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几乎全面摧毁了宋高宗“脆弱的心灵”，造成了高宗极为严重的畏金思想。
1127年，赵构匆忙即位后，马上逃到归德（河南商丘）。尽管宗泽、李纲等主战派一再要求他回到东京开封，但他不仅不敢接近开封，甚至在前线并无任何报警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归德，一路逃到了更南方的扬州。1128年2月，身在扬州的高宗听说前方吃紧后，立刻惊慌失措，顾不上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就换上戎装，只带着十几个人，打着快马率先逃命。并且在这一次事件中造成了高宗皇帝的终生不育。得知高宗逃走后，扬州城内陷入一片混乱，朝廷的文书案牍和金银财宝，全部落入到了女真人之手。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建炎）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十二年间，“十三易其都”，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让人叹息。
高宗之所以对女真人如此恐惧，当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在兵荒马乱、王朝更迭之中登上皇位的他，亲眼目睹了女真骑兵在中原大地上横行无忌的凶况和父母宗亲被掳掠北去的惨象。即便自己做了皇帝，但最初几年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甚至出现了将朝庭中枢放到海上的千年不见的奇特现象。赵构一直在海上飘荡了四五个月，几乎过着食不裹腹，居无定所，脚无尺寸土的真真切切的悲惨生活。此时的赵构是深深感受着被女真人南侵和农民起义“双重”支配的恐惧。而所有的一切，都是直接由女真人的入侵所带来的。恐惧是滋生妥协、退让、屈服的土壤，深入骨子里的恐惧带来的只能是软弱和投降。因此对金朝“无条件”地畏缩、退让，甚至不惜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对高宗而言“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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