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八十八章 高宗禅位（九）

    宋孝宗看到这帮大臣为了自己的私利否决了那么多，还是没有决定下来赵构的庙号，这不是让自己作不孝子吗？赶紧别扯皮报个合适的来。皇帝动怒了大臣们很恐慌于是连忙翻阅古籍最后认为赵构应该采用“大宗”这个庙号才能体现他的功绩。谥号里面有一句“则天法尧曰大”，并且孙权死后就是大皇帝，因此大宗这个庙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太上皇就算死了也能瞑目。

    但是宋孝宗听了这个庙号总感觉别扭，他们都知道赵构的功绩根本达不到则天法尧的水平，冤杀岳飞，重用秦桧，认贼作父，不救父兄，割地称臣，如果弄个大宗不是让后人耻笑吗？并且大在古代有时候和太通用，大宗有可能被认为是太宗，这就和宋太宗庙号一样了，这可不行，而且当年孙权德业不够被谥为大皇帝，这个谥号被后世一直耻笑，根本没人把这个谥号当回事，甚至无人提及，没有人提大帝孙权，都是吴主孙权，赵构的事迹人所共知，要是弄个大宗，不是被后人耻笑吗？因此马上否决了，再次将气球踢给了相关部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看到新命令愁眉苦脸，一帮人思索了半天商量了半天，最后终于拿出一个新的方案并且配好了解释，然后上报皇帝。这帮大臣早就想好了对策，连忙表示高宗是最适合的庙号。大臣们罗列了很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太上皇中兴大宋，功劳最高，理应用一个“高”字表达赵构的功劳。这番解释一报上去，宋孝宗龙颜大悦，所有人都无法反驳，最后定下了赵构的庙号为“高宗”。于是一场争论许久的赵构的庙号问题在一片祥和中结束了纷争落下了帷幕。

    其实回头来看看赵构的一生，确实他也十分不容易。看看赵构的一生，实在前后差异显著。当年的赵构，临危不乱，不畏强敌，那时的他，是多么的热血啊！再看看后期的他，建国称帝，却无收复河山，洗刷国耻之志。面对外敌，不是卷铺盖逃跑，就是卑躬屈膝地求和。他为何前后差别会如此之大？这也恰好说明了，人心会随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曾经，他一心为国，不畏强暴。但自从他坐上皇位，他就变了。他不再如从前那般热血勇敢，不再如从前那般满腔壮志。他变得自私，懦弱。他想的，只是如何坐稳自己的皇位，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守好自己的那半壁江山。岳飞等爱国将领，志在千里，但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恰恰是皇帝最忌惮的。在皇帝眼中，他们不过是定时炸弹。我们都在唾弃赵构是昏君，但实则我们并没有必要去骂他，看不起他。如果换做是我们，我们也许也会那样做。屏幕前的你此刻肯定会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但如果你真的坐到了那个位置，一切已由不得你。且赵构在位期间，安抚流民，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大发纸币。从这些举措来看，他倒也颇有明君之风。赵构看似忠奸不辨，昏聩无比，但实则他只不过是个自私的皇帝。他没有必要过分狂吹，但也没有必要过分唾弃，他的做法恰恰是对“帝性”，乃至人性，最好的诠释。不管赵构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作为南宋的创建者确确实实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构的所作所为甚至奠定了此后所有封建王朝的运行模式。南宋朝被视作是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分水岭。倘若以一姓王朝而论，南宋自然是北宋的延续。作为南宋第一代君王，宋高宗乃北宋徽宗之子钦宗之弟，比起东汉光武帝之于西汉帝系，血脉上正宗得多。在政治制度与祖宗家法上，南宋也一脉相承的沿袭北宋，未见有全局性与颠覆性的变革。但是倘若仔细推究，在立国形态上，南宋与金朝的对峙，相较北宋与辽朝的对峙，从表象看似乎相似，实际上却大异其趣。

    在生存空间上，南宋疆域远比北宋来得局促逼，仅及北宋五分之三；在军事形势上则险要尽失，金朝的战力气势也更胜于辽朝，致使南宋始终处于金骑南牧的严重威胁之下。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迫使南宋王朝在内外政策上应激性地做出重大调整。对外更加缺乏自信，对内则更加强化专权独裁。在政治文化上，与北宋全盛期相比，南宋也有明显的改变，致使有史家认为，“看官僚的政治作风，南宋也许是定型的关键期，以后各朝，始终没有改变这形态”。这种官场政风的改变与定型，与南渡以后专政军权圆滑地玩弄制度，娴熟地掌控官僚，也显然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南宋开国君主宋高宗为何要在国策上做出与北宋王朝如此南辕北辙的变化呢？事情不是一蹴而就，仔细分析宋高宗一朝的政治阶段，就可发现其中的端倪。纵观宋高宗朝的政治史，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相对凸现的政治主题，并在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合力纠缠下被裹挟着向前推进。

    第一阶段从靖康之变到驻跸临安。靖康元年（1126）岁末，女真铁骑再度南下，东京梦华瞬间幻灭，北宋王朝轰然倒塌，这一旷世大悲剧给宋朝带来了空前的震惊与屈辱。在亡国剧变面前，仓促成立的南宋政权能否应对与渡过猝然而至的打击与动荡，为生存立足谋取可能性，是南渡君臣共同面对的政治主题。

    第二阶段从驻跸临安开始到绍兴体制最终确立，政治主题是为南渡政权确立怎么样的政治体制。期间以绍兴八年（1138）秦桧独相为界标，又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近七年间，统治阶层内部以政治走向为中心进行了多方博弈，宋高宗则在观测犹疑中举棋未定。王夫之认为：“故高宗之任二相（指赵鼎、张浚）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以其无忧国之也。乃使自虏来归之秦桧，一旦级其上，而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也就是说，宋高宗决定抛弃赵、张二相，起用秦桧专权，是深思熟虑的最终决策。这一“断自朕志”的决策，旨在君相联手，打造集权体制，却也宣告了试图回归北宋全盛期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权模式的所有艰难努力彻底失败，宋高宗钦定的政权模式与统治路径已不可逆转。后期为秦桧独相到岳飞之死，宋高宗于秦桧群臣双管齐下，对内完成第二次削兵权，对外与金朝订立绍兴和议，两者相辅相成，成为绍兴和议制的奠基石。在这一阶段，有一个值得再探究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强调和战之争是南渡君臣所面临的关键性分歧。宋金之间当然终将达成和平对峙的局面，但究竟以何种结局换取和平，是以淮河为界的方式（即绍兴和议的决定），还是推进宋辽旧界，抑或以黄河作为分界线，既取决于南宋对金朝的总方针，也取决于宋金之间的军事角力。而宋高宗为打造绍兴体制却完全杜绝了多种可能，这才是令人扼腕的，而绍兴体制一经确立，划淮为界的对峙局面便成定局，偏安成为现实，“自治”无非借口。其后即便南宋有北伐恢复之心，但军事补给线过长，取胜可能性渺然。后来的隆兴北伐试图扭转既成局面，最终仍不得不重归于和议体制；及至开禧北伐，更是极不负责的一场闹剧。

    第三阶段从绍兴体制正式确立到宋高宗内禅退位。这是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运行期，一以贯之地固化体制成为最大的政治主题。期间以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之死，又可分为前后期。前期十二年，宋高宗及其唯一的代理人秦桧终于达到了独裁模式的预定目的：与金朝的和议换取了政权的外部安全，削夺三大将兵权与杀害岳飞则确保了政权的内部稳定。接下来，这对君相专政就是不择手段地固化绍兴体制，后期近七年间，宋高宗尽管号称“更化”，对故相秦桧生前的极端之举有所弛解，但在绍兴体制上绝不本质性的改弦更张，政治生态依旧令人窒息。这一阶段前期，秦桧成为南宋首位权相，一般说来权相的出现，意味着与之相对的君权受到威胁与削夺。但纵观绍兴政治，宋高宗代表的君权根本没有削弱的迹象，宋高宗的君权与秦桧的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颇值得深议的。北宋立国，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逐渐进入最成熟的发展期，构建起包括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及机制带来的运营成本之高与行政效率之低，是毋庸置疑的。

    在应对南渡初期存亡危局时，这种受到制衡的君权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症状。面对内外大变局，宋高宗对“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尤其有着清醒认识与高度自觉，出于向金朝乞和的政治诉求与对已收兵权的统治指挥，他迫不及待地谋求逆转既有的中枢权力制衡结构。及至绍兴体制确立，严厉扼杀异见，无情镇压政敌，更是当务之急。在这种严峻棘手的内外形势下，专制君权不仅未见削弱，反而迅速扩张。在君主官僚体制下，君权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权，必须借助相权这一最高行政权开运作整个官僚系统。而由皇帝与其钦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仅仅以执行幸存者存在，君主的独裁意志却能藉由官僚系统而畅行无阻。在绍兴中期中枢权力的制衡博弈中，宋高宗绝非庸弱之君，他需要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打理和议体制确立前后的一干棘手政事，包括打击异见的势力，压制非议的舆论，都由他去画策执行，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也就是说，他俩虽然互为倚用，但秦桧的相权出自宋高宗的授予，两者的权力边界与地位安顿的十分明确。秦桧把宋高宗捧成“纯王”，自己自称为“王佐”，正是这种关系的准确定位。

    在宋高宗于秦桧的权力交易中，最终赢家还是宋高宗，跪在岳飞墓前遭时代唾骂的铁像中没有宋高宗，也不失为最好的证明。而这三步循序渐渐，措置友条，可见宋高宗在整个南宋开国的过程中下的这一盘大棋，正是因为志在成为内外稳定的独裁君主，南宋便走向了一条与北宋南辕北辙的道路，成为了古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分水岭。赵构终于走完了他复杂无比的一生，南宋政权也在跌跌撞撞中将权杖移交给了下一位皇帝-宋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