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九十六章 成功的纸币

    赵昚在位期间，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赵昚在位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年），赵昚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赵昚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赵昚时期，“民力（因而）少宽”赵昚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年）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赵昚在位时期“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年），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赵昚对会子十分关心。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北宋初年，四川用铁钱，体重值大，1000个大钱重25斤，买1匹绢需要90斤到上百斤的铁钱。流通很不方便，于是商人发行一种纸币，命名为交子代替铜钱流通。兑换时每贯必须要扣除30枚铁钱。成都16户富商为了印造发行并经营铁钱与交子的兑换业务而开设交子铺，开创民间金融的先声。他们每岁在丝蚕米麦将熟之时，用同一色纸印造交子。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1023年的成都。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宋朝四川省成都市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交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了真正的纸币。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1039年起），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1068年起），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纸币出现于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纸币比金属货币容易携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诞生地考证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交子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货币博物馆的詹星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这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通锦桥侧（现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内）。古钱币新发现最早的纸币史学界一直认为，产生于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解释，四川的地理闭塞，促使北宋时期出现“交子”，但“交子”不直接参与流通，商人从四川携带“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将“交子”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货币进行交易。“交子”是有价证券，相当于现今的支票。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铜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经济主要靠海外贸易，导致钱币大量流失海外，民间由此出现可以用于交易的“会子”，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会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直到元朝，马可波罗才将纸币传播到伊朗，而后传到日本、高丽。直到500年后，即1690年，欧洲瑞典才出现纸币。纸币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纸币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见。在具体证据方面，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北连大麦岭，东接太子湾。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书《咸淳临安志》有一张现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图》，赤山教场与南山第一桥之间，清楚地标有“会子纸局”四个字，从中可以看出会子纸局的大致位置。它应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侧。

    《宋史》对赵昚纸币政策的评价为：“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赵昚在位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