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章 无与伦比的繁华

    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时期，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稳定、商业发达、城市空前繁荣。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由于大量的科技发明得到实际应用，工商业突飞猛进，城市经济日益发达，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使得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各种商业城镇，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开始在宋代大规模出现。据史学家考证统计，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约为20%，到了南宋时期甚至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城市化的最高水平——22%，这相当于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水平。

    而当时著名写实派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将一幅用工笔精心描绘的、古老而又繁华、立体而又迷人的宋代城市生活画卷，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规模惊人，引领世界的百万级特大城市，在北宋开始出现。北宋时期，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全国人口到北宋末年已达1.2亿人，约为唐代人口的两倍。人口的增加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北宋末年的垦田面积达到了750万顷（唐代面积的2倍），科技全面进步使宋代的亩产量也超出唐代的最高产量，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的亩产量，甚至达到了唐代亩产量的2-3倍。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宋代的农业发展成就不仅是亩产量的增加，而且出现了专业化和商业化的转型，实现了茶叶、蚕桑、蔬菜等商业性农业的道路。粮食产量的增长和过剩，让粮食走向商品市场成为必然之路。日本学者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指出，宋代的粮食已是商人大量运输、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并开始形成全国性市场。宋代每年经汴河运输的粮食高达五六百万石，正是粮食史无前例地充裕和商品化，为大型城市（汴京、杭州）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支撑和可能。当时，北宋都城汴京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市区面积达193平方公里，11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每年消耗粮食高达600万石，史称“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北宋汴京沦陷之后，大批的官员、士族、百姓纷纷南迁逃亡至杭州，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人口急剧增长，在发展高峰时期人口居然高达250万人。《都城纪胜》称，当时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余万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意大利人鲍丁南曾如此描述临安（杭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圆达100英里，到处见缝插针般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里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而市郊的人口比市内还多。该城共有十ニ座城门，而在距每座城门8英里之外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威尼斯更大的城镇，故一个人若在任何处郊区走上6或8天，仍会觉得自己仿佛只是走过了很小的一段路。世界著名国际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繁华更是溢于言表，称之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天城”。城镇人口不断增多，中小城镇大量涌现，城市化进程远超今人想象。历史记载，北宋的都城汴京（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杭州）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国际性大都市，此外在全国还有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如泉州）6个，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无以计数。另外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诸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宋代的城市化不仅体现在大城市的兴起，更主要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打破了唐代及以前“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的规矩限制。许多人口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了商业化的市镇——“草市”，聚集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宋以前镇称作为军事屯戍之地，宋代收藩镇权，军镇纷纷转变为市镇。都城汴京外有12处市镇环绕城相连，形成卫星城。最典型的变化出现在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湖州、明州（宁波）和杭州因水运方便。市镇繁多，形成大片的城市群。譬如苏州下辖有5个县，60多个市镇；湖州下辖5个县有23个市镇；秀州（嘉兴）下辖4个县35个市镇。当时华亭县青龙镇作为“海商辐辏之所”，“噉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而湖北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有数里之长，聚有数万家商业，十分繁盛，是“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民居的众多，以至于丧家难于寻找埋葬的处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远郊市镇的繁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外地一般的州郡，体现了大都市的辐射效应。与此同时，宋代城市中的市民（坊郭户）阶层，已经大量出现在官方的户籍之中。在宋代人口统计中，官方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正式确认了城乡差别。宋代江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别造籍管理，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宋代的坊郭户制度不仅实行于州县城市，也实行于市镇。坊郭户按物为分为十等户。户等的划分主要是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坊郭户主要以经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宋代的城市商业非常发达，市民生活富裕，商品消费力远超前朝。

    不妨做一个大胆假设，当一个唐代的大诗人从神都洛阳来到东京汴梁，他会有何巨大的感受、抑或是消费体验呢？走在大街上，他会吃惊地发现，宋代开始的“纸币”——交子，俨然成为金属货币的重要补充，昔日大伙车拉肩扛着金银、铜钱急匆匆去市场消费的现象不见了，取代之的是兜里揣着几张轻飘飘的“交子”，潇潇洒洒，从容不迫的模样；想买到全国各地的商品、甚至海外的奇珍异宝也相当容易。从宋朝开始，汴京的大相国寺门口，每逢十五便有繁华热闹、熙熙攘攘的“万姓交易大会”，你可以在这种古老而又新潮的商品交易盛会中，尽享购物的快意与喜悦……城市商业繁华，商人地位不是一般的高。宋代之前，中国只有“城而没有“市”，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而是“街市”。宋代的街市分布与限定于“市”的唐代长安、洛阳截然不同，他们在全城都有分布，与住宅区混杂，沿街沿河都有商铺，形成著名的商业街。当时汴京最繁华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舟桥东的大相国寺一带。孟元老在记载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称：“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商业繁荣导致城市管制的瓦解，城市之中，商贾云集，广告满街，酒楼茶馆，勾栏瓦舍随处可见。开封城内有五六处“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茶楼、游艺、酒馆、青楼。宋代的商业之所以创造出比前朝后代都要多得多的巨大财富，完全是取消禁夜令，将夜晚还给百姓，还给商业的结果。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感慨：“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当时皇宫禁军褚班直的所在地——开封马行街，一到晚间十里长街灯火通明，宛如人间天堂。上流官员、富商大贾多出入其间。吃过晚饭，各色人等在夜色斑斓中倾巢出动，兴冲冲来到勾栏瓦舍，来看各种戏曲、相扑、杂耍的表演，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如果饿了更可以品尝汴京（开封）鼓楼夜市上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美味小吃……

    《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不下五、六十种之多。宋代的市民早上起来先用“牙刷”洗漱完毕，然后点份外卖，接着兜里揣着“交子”（纸币），要么逛市场，采购天南海北的特产风物，要么到“樊楼”大酒店用精致的汝瓷、华贵的银器美美的吃上一顿，要么观看街头杂耍，要么品茗闲话，要么约三五好友来一场“蹴鞠”比赛。你看看，生活何其悠然自在，小资情调，富裕自足啊！

    商贸发达，政府每年税收可谓天文数字。有宋一代，象罗盘（指南针）、转桅、水密隔舱、超级远洋大船这类的领先科技不断涌现，让“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繁荣通畅。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满足繁华大都市之多样需求，宋代把海外贸易放在了头等位置上。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县设置有市舶司或舶务。举目港口、海上，只见指南针（司南）导航着300多吨的大船巨舰，威风凌凌地穿梭在大平洋、南洋、印度洋，到达阿拉伯与非洲东海岸，把数百种商品运回中国。当时亚非各国于宋朝通商的竟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有朝鲜、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东南部）及大食（阿拉伯）等国。在宋代，诸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造纸、瓷器、远洋贸易等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行业，几乎均由“国家的朝廷大公司”所垄断。大量质优价廉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手工业品通过海上贸易浩浩荡荡运往世界各地，换来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宋代，城市经济超过乡村经济，商业比重超越农业比重，国家对商人征收“过税”（商品流通税）和“住税”（商品交易税），由于上贸异常繁盛，国家每年税收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