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三十五章 大将孟珙（二）

    金朝灭亡后，刚刚亲政的理宗派太常寺簿朱杨祖前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寝。不料谍报显示蒙军在孟津、潼关一带开始屯军。使者想从淮东出发，此时踌躇不前。孟珙认为淮东宋军由淮、泗沿着直到汴（今河南开封），路途时间较长，不如选精锐骑兵疾驰，不到十日便可完成，于是他和使者昼夜兼行，到达洛阳，在完成祭拜后安全回到襄阳。

    此后孟珙被京湖制置司留在襄阳，兼任镇北军都统制，将从中原招降的精锐整编为镇北军，分屯襄樊之间，以防备蒙古南侵。不久，枢密院命他赶赴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议事，授官带御器械，又加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理宗对孟珙非常器重，在召见时夸奖道：“你是名将之子，忠诚而又勤恳，破蔡灭金，功绩昭著。”孟珙则说：“这都要归功于宗庙社稷的威灵，陛下的圣德，和三军将士的努力，臣何力之有？”理宗很高兴又咨询中兴大计。孟珙答：“希望陛下宽民力，蓄人材，等待时机。”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理宗发动端平入洛之役，企图抢夺中原土地，不料被蒙古打的大败。一时间他对宋蒙形势的发展陷入迷茫之中，问起与蒙古的和议，孟珙的回答掷地有声：“臣是一介武士，当言战，不当言和！”理宗听后，对孟珙大加赏赐，并命他兼知光州，旋即兼知黄州（今湖北黄冈）。

    端平三年（1236年），孟珙到任黄州，加紧筑城墙挖城壕，招募流民开荒，安顿各军，从而使黄州防务更加稳固，为后来黄州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宋廷命他“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黄、蕲、光三州及信阳军的兵马。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在南宋的川蜀、荆襄发动了全面入侵，双方的战事十分激烈。这一年，蒙军显示出了它强大的战争能力，在荆襄战场上连破襄阳、随州、郢州及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南宋的整条京湖防线千疮百孔。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军中路在主将塔察儿的率领下又猛攻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理宗急命在黄州的孟珙救援蕲州。塔察儿对孟珙的能力一清二楚，不愿跟他过多纠缠。孟珙刚到，塔察儿马上领军撤围而去，准备转攻江陵（今湖北荆州）。这是蒙古铁骑第一次兵临长江。江陵是长江中流的一座重镇，南宋的襄阳府丢失后，京湖制置司便移治此处。蒙古军如果攻占这里，既可以西攻川蜀，又可以沿江东进，还可以南下湖湘，后果不堪设想。宋廷命令沿江、淮西制置使组织救援，“众谓无逾珙者”。孟珙也即刻出发。这时蒙军在枝江、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形势逼人。孟珙本人及其部下本来就都是荆襄一带的人，闻知蒙古军入侵了自己的老家，当然都义愤填膺，要求反击。孟珙深知力量悬殊，所以先集中力量封锁江面。接着施展疑兵之计，以少示众，白天不断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晚上就虚张火把，沿江排开数十里，摆出一副大军来援的样子。蒙古军不知虚实，顿时惊慌不已。孟珙便趁机传令出击，大战一场，连破敌二十四座营寨，抢回被俘百姓两万多人，并将蒙军的渡江器具一并焚毁，遏制了蒙古的进攻态势。蒙军无奈之下，只好撤离。经过此役，孟珙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凭借功勋封爵随县男，被擢升为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知江陵府兼京湖安抚副使。不久，又授鄂州诸军都统制。

    嘉熙元年（1237年）十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大将张柔率领的主力进攻黄州。黄州所在的长江江面非常窄，利于渡江，是淮西的军事重镇。张柔部在黄州城西的大湖中夺取大批船只，顺流下达长江边。孟珙奉上司史嵩之的命令，紧急从鄂州率水师火速驰援。双方恰巧在江面遭遇，孟珙利用宋军的艨艟斗舰冲乱蒙古船阵，进入黄州。由于这一次蒙军来势汹汹，原来守城的宋军又首战不利，本已绝望的黄州军民听说孟珙来援，士气大振，齐声欢呼道：“吾父来矣！”黄州为孟珙此前经营之地，难以攻克。他每日亲临城头，督促宋军防御，看望伤病员，还斩杀四十九名畏敌退缩的士兵，最终稳住了宋军的阵脚。黄州保卫战首先在江面展开，孟珙派遣部将水军攻击蒙古水军，宋军奋勇作战，迫使蒙古军阵势大乱，退缩到长江北岸，并俘获战船两百余艘。蒙古水军的渡江计划完全破产。于是蒙军便转移攻击目标，进攻黄州东堤，想切断黄州与水军的联系，孟珙挑选精兵壮士组织敢死队，经过奋战又重新夺回并守住东堤。这样，蒙军便不得不直接攻打黄州城。由于口温不花增派西域兵和原西夏地区的归附军连续不停地进攻，黄州处于危急之中。为了破坏蒙军的攻城之势，孟珙派部将刘全等兵分七路，趁夜里悄悄出城，兵分七路突袭蒙古军。除张柔营寨防备严整，使宋军偷袭失败外，其余六路宋军获得胜利，使蒙古军营大乱、军心动摇。蒙军整顿之后，便再次发动昼夜不停的轮番进攻。蒙军使用了火炮轰击黄州，把黄州城墙上的城楼全部烧毁，但是由于黄州的坚守，城头随时补上缺口，使蒙军无法趁机攻上城头。蒙古人又冲到黄州城下挖城墙，想直接在城墙上挖洞杀进城，孟珙派人预先在蒙军挖墙地方的城内，再筑一道城墙，并在被挖城墙的内侧挖大坑当陷阱，号称“万人坑”。当蒙军最终挖开城墙冲进来时，前面还是坚固的城墙，并且前军在后军的推挤下纷纷掉进坑里而被宋军用石头檑木砸死。到了嘉熙二年（1238年）春，死伤“十之七八”的蒙军终于撤退。

    战后，孟珙被授为宁远军承宣使、带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诸军都统制，他不肯先于将士受赏，理宗允许“三军勋劳，趣其来上”。不久，再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兼督视行府参谋官。之后再升为京西湖北安抚制置使，兼知岳州，实际上成为了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

    嘉熙二年（1238年），刚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制置使的孟珙积极谋求进兵，收复中路重镇襄阳府。宋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在孟珙的战略指授下，将军张俊于十二月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贺顺收复荆门军，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

    至嘉熙三年（1239年）初，曹文镛又收复信阳军。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占据襄阳、投附蒙古的地方豪强刘廷美密约都统江海夹击襄阳蒙军。由于有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收复樊城。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关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在宋军的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捕获了游显等人后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孟珙以功再被授为枢密都承旨兼知鄂州，仍任制置使。但是孟珙清楚，宋军之所以能够轻松收复襄阳，是因为蒙古对襄阳的轻视。在他进入襄阳之后，就马上给朝廷上表，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因此需要“甲兵十万”，以预先应对蒙军的进攻。此时孟珙的上司史嵩之刚入朝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非常支持孟珙的工作。于是孟珙就以蔡、息两州的降兵组成忠卫军，以襄、郢两州的“归正人”组成先锋军，补充襄阳兵力。襄阳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重新成为军事重镇。

    当京湖战局有所缓解后，孟珙又奉命紧急驰援岌岌可危的上游四川战场。由于对该地区的重视自端平二年（1235年）起，蒙古每年都入寇四川，仅成都就遭到两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四川从南宋税赋重地变成一片瓦砾之地。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将塔海、秃雪率兵号称八十万，再度入侵四川，并迅速推进到了川东，攻破开州（今重庆开县），抵达万州（今重庆万县）长江北岸。

    宋军急忙屯兵于长江南岸。不料蒙军故意先在万州长江北岸列出大批船只，做出了一副强行渡江的姿态，又命汪世显在上流设下伏兵。次日，蒙古军开始渡江，宋军出动数百艘战船阻拦，汪世显则率领伏兵乘小船直接冲入宋军的船队，顿时将宋军水师杀得大败，蒙军顺势将宋军追击到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直逼夔门，其余蒙军则从万州渡过长江，沿南岸急速向夔门挺进。同年底，孟珙率领万余湖北精兵来前往夔州路布防。

    此时，孟珙的兄长孟璟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也向他求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孟珙深知绝对不能轻易分兵援助，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区域防守。他准确判断出蒙军主力汪世显部必取道施、黔（今四川彭水）两州渡江，于是派兵两千驻屯峡州（今湖北宜昌），以一千兵力屯归州（今湖北秭归），另拨部分兵力增援归州重要的隘口万户谷（今湖北秭归西）。其弟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作为预备队，另一弟孟璋率精兵两千驻守澧州，防施、黔两州的蒙古军队。孟珙的军事防御体系部署得当，环环相扣，遥相呼应。凭借着孟珙的得当防御，南宋方面捷报频传：南向施州方面的蒙军被孟璟部将刘义在清平（今湖北巴东）击败，斩获无算。孟璟于归州西大垭寨（今湖北秭归西）更是经历一场激战后大获全胜，蒙军丢盔弃甲后撤至夔州。这便是史上著名的“大垭寨之战”。

    孟珙于京湖战场展开的军事行动这时孟珙本人还没有亲临前线，他正率领本部人马向西移动。等孟珙到了前线的时候，夔州已经收复。战后，孟珙的爵位晋升为随县子。嘉熙四年（1240年）初，孟珙通过收集情报，探知张柔率军在河南地区屯田，同时在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积聚造船木材。他一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老方法，主动出兵骚扰，破坏蒙古的攻势准备。孟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军，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古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焚毁其物资。可以说，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把敌人的攻势扼杀于萌芽中，史称“邓穰之战”。

    同年九月，在宋军成功救援夔州和袭扰河南后，理宗授孟珙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四十五岁的孟珙继岳飞、毕再遇后，成为了南宋第三位旗帜性大将，并且承担了建立四川防御体系的重任。孟珙兼管四川后，招集麻城、巴河、安乐矶、管公店沿边久经征战之士三百五十九人，以他的节度名组成“宁武军”。回鹘人爱里八都鲁率壮士、马匹数百来降，孟珙创建“飞鹘军”，改爱里八都鲁名为艾忠孝。宋朝由于奉行不杀大臣的国策，对于失职的前线将领处罚也不是很重，形成了很恶劣的风气。一次，权开州梁栋借口乏粮擅离职守，孟珙把梁栋押解到夔州后当即斩首，以明“不许失弃寸土”之令。经过孟珙大力整顿，以及两年后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的治理，四川战局焕然一新，恢复战斗力的宋军一直坚持到宋亡数年后。

    淳祐元年（1241年）春，孟珙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侯。再加检校少保，进封汉东郡公。淳祐四年（1244年）春，又兼知江陵府。自淳佑四年（1244年）开始，孟珙利用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大蒙古国陷入内乱的时机，又开始使用“打谷草”的策略。他多次派兵出动出击，攻打蒙古在河南的要塞，焚毁囤积的粮草，屡次获胜。他的声名至此更加显赫，不少原先向蒙军投降的南宋将士纷纷来归，京湖战场上的形势一度出现好转。

    淳祐六年（1246年），原南宋镇北军将领、时任蒙古河南行高官官的范用吉暗中向孟珙请降。孟珙大喜过望，急忙上书请求朝廷予以批准，但理宗“不从”。较常见的解释是宋廷怕惹是生非，不愿意招降纳叛。但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理宗害怕范用吉的归顺增长孟珙的势力，起了猜忌之心，竟以范用吉“叛服不常”为由，拒绝了孟珙的请求。孟珙听说后，不免心灰意冷，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的人，现在志向却不能够再伸展了。”自此一病不起，主动上表请辞，理宗马上批准，让孟珙以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致仕。

    同年九月初三（10月13日），据称有一颗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鸣。随后狂风大作，掀开房屋，折断树木。当晚，孟珙于江陵逝世，享年五十二岁。理宗听闻讣讯，十分震惊，下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特赠少师。其后累赠至太师、吉国公。淳祐九年（1249年），由于荆襄父老的要求，宋廷为孟珙立庙，赐名“威爱”；拟定谥号为“忠襄”南宋文豪刘克庄为孟珙撰写了碑文。

    孟珙在南宋中后期，以一己之力，统领南宋两大战场（川蜀、京湖），建立起一体化的防御体系，抵抗蒙古入侵，确保南宋政权挺过了宋蒙战争的前十余年。无论战功还是品德上，都堪称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