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五十三章 落幕

    南宋灭亡原因不是奸臣当道，也不是金国蒙古，而是源于这三样东西！再次细读宋史发现，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经济、社会、文化都很强大，而且也不缺能臣良将，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多人为此分析南宋灭亡的种种原因。有人说宋朝灭亡的原因是制度上缺失，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也有人说南宋灭亡是“汉奸”和主和派太多，还有人把北宋以及南宋的灭亡归结于没有良马。但如果从另一角度看宋朝，你会发现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三样东西，有人调侃的说道。

    一是毛笔。毛笔是我们文化延续一种重要工具，一直到民国时我们还用毛笔写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工具。当然用毛笔能写出漂亮的书法，并能画出国画。有人说毛笔怎么成了南宋灭亡的另一种因素呢？因为宋朝很多皇帝喜爱书法绘画，这种发扬文化传统的爱好虽然值得称赞，但皇帝如果把这种爱好当成主业，没有了危机感，就会适得其反。比如宋朝第8任皇帝宋徽宗赵佶，从小就有艺术天才，不仅擅长绘画，而且还创造一种书法笔体“瘦金体”，他没事时就在皇宫画鸟画花，还自创了“院体”，后来被金国掳到金上京传授金人书画技艺了。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的开国皇帝，也酷爱书画，而且赵构最擅长真、行、草书，书法很有韵味，如果王羲之还活着也会自叹不如。赵构还写了一本书法书籍叫《翰墨志》，现在留下来的一幅草书《洛神赋》写的非常好，他却对失去半壁江山丝毫不发愁。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必然使民间效仿，书画名人尽出，尚武精神却在流失。

    二是理学。宋朝的理学很发达，也代表着一个时代哲学发展，各个流派百家齐放，甚至快要赶上春秋时代。当时北宋“理学三先生”，（石介、胡瑗、孙复），还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这些人称得上宋朝理学的鼻祖。到了南宋，出了朱熹与陆九渊，还有司马光一大帮弟子，继续推动宋朝“理论”发展。不可否认这些理学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但细细品味，与春秋时那些学派差了很多，因为这些所谓的理论家，没事时开个山门，筑个小院，吟诗作画，享受着田园般生活，神侃一通就创制了“理论”。当时北有契丹大辽和西夏虎视眈眈，后有崛起的金国蒙古，却没有一个研究宋朝形势与治国安邦之策，很多人崇拜这些没有危机感的“理论”家，不灭亡就怪了。

    三是舞蹈。在宋朝人们生育观还很先进，并不是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很多人家都希望生个女儿，长大后学习吹拉弹唱舞。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姑娘嫁到“豪门”去当一个乐姬或舞姬。那时宋朝官员和一些豪门大族，如果家里不养几个乐姬或者舞姬，他们都不好意思出门。这种风气给宋朝带来了一种不好导向，靡靡之音充斥着整个国家，即使有心想收复失地的人，也会随波逐流。比如柳永的新派宋词虽然被一些人抵制，后来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这种风气必然导致国家不思进取，即使上来一个有心的皇帝，也一时半会扭转不了这种社会风气。解析宋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一个王朝灭亡并不是一朝一夕，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谓大宋亡于上述三样东西，当然是一种调侃的另类说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看法。

    南宋的灭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非常复杂的各种因素综合所造成的。南宋作为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充满商业活力与文化魅力，却最终在13世纪后期亡于蒙元。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人的因素在任何时期都是第一位的。伟大领袖也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如果深究人的因素南宋覆亡中隐藏着一条很深的线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宋政权的灭亡是当时所谓的南北人矛盾，是南人和北人针对与金、蒙古和战政策的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换句话说，特别是南宋相当程度上亡于南人北人的长期不和。两宋之交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大量百姓被迫辗转南迁，形成了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规模浩大的南下运动。据初步估计，12世纪初就有大约百万百姓南迁。整个南宋时期，有大量的北方人投奔南宋，既包括为躲避战乱和灾荒而来的流民，也包括北方义军和叛逃的官兵等，南宋一般称这些北方来的客人为“归正人”。

    这些人就相当于是沦陷区投奔解放区的有志青年，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早年就是归正人中的佼佼者。归正人：南宋军队不可或缺对归正人的安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安全稳定。南宋安置和利用归正人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将强壮者、义军和叛逃来的官兵编入南宋军队。这些归正人组成的军队被南宋称为北军。由于南下的北人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民风强悍，娴熟弓马战阵，因此构成了南宋北方防御体系里的重要一环。南宋立国之初，宋高宗赵构掌握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袭，因此不得不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军队补充。充军之外，南宋对归正人，也赈济钱粮，分配土地耕牛种子等。

    岳飞麾下猛将牛皋、董先都是归正人，他们之前一度效力女真人扶值的傀儡政权伪齐。在宋金开始和议时，岳飞仍派人持蜡丸、赏金到北方招降中原好汉。第四次北伐之前，已有大量伪齐、金朝军民投奔岳飞，。岳家军之所以勇猛善战，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归正人的不断充实和从前方策应，因此在南宋初期归正人发挥了重要的稳固政权、恢复失地的作用。然而正如对岳飞等武将的猜忌，赵构对北人来归也加强了警惕。“绍兴和议”签订之后，为了不给金朝南侵的借口，宋高宗下令遣返新归正人，同时，严禁边将收纳归正人。甚至是直接发布文书，告诫岳飞等将领，不得招纳北人。然而每当宋金军事对峙加剧时，南宋又会再次派遣边境官员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赏赐。

    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瓜州被部下刺杀后，南宋开始了著名的隆兴北伐。随着隆兴北伐南宋取得军事胜利，沿淮河一线的金朝官兵和归正人纷纷降宋。比如隆兴元年五月，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等万余人降宋，萧琦也率部分兵马自宿州归宋，淮的忠义归正人如倪震、孟昭、秦弼等叛金降宋。南宋军队正是在归正人帮助下，在西自川陕、中至襄汉、东达两淮的广阔地域发起了收复失地的战役，大片战略要地一度重新为南宋掌握。归正人对于南宋的军力补充和行军作战，贡献良多，这就不难理解这支特殊力量在13世纪之后的重大影响。

    这些南下投奔的北人大多为武将，跻身军界高位，继续统领本部人马作战。如前文所说的降将萧琦为都统制，统领二千军马，有的部队还被赐给了象征荣誉的军号如忠顺军，忠义军。可惜，南人和北人之间的蜜月期并不长。金朝逐步致力于内政、宋金关系得到缓和后，归正人的地位日渐尴尬，辛弃疾这类渴望北伐的归正人就成了南人心里的异类，觉得无法理喻。

    其中以南宋大儒朱熹为典型，他曾经这样说：“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奈得他何！”在南宋朝臣普遍地对北军、归正人的担忧背景下，南宋朝廷开始分割安置北军和归正人，把他们打散编制，分配到南军之中。南宋长期以来面临女真、蒙古这样的强敌，选择抵抗到底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影响到文武关系。

    王夫之曾经评论：“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唯和与战耳。”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和战问题就不单单是政见之争，更上升为人事恩怨和所谓的南北人问题。

    关于此点宋史专家黄宽重曾着力探讨，指出南宋时代和战问题涉及到南人和北人的不同利益选择，激烈异常。靖康之难以来中原战乱，经济、人口重心南移，南宋偏安江左，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因此南宋是中国近世的一个定型时期，陈寅恪先生所云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极为形象地点明了此点。经济上南强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坛，北方人大多流离失所且多为武将。其实，北宋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江西人）、章惇（福建人）、吕惠卿（福建人）、曾布（江西人），而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河南人）、程颢程颐（河南人）、刘挚（河北人）、韩琦（河南人）。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某种意义上这是北宋朝堂上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朱熹瞧不起北方人担心这些贼子作乱，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批评北人粗鲁愚蠢。但是《宋史.奸臣传》里几乎全是南方人，这就很有意思了。朝廷迁都临安也更有利于老家在闽浙的士大夫，南宋时代逐渐形成北人主军、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为他们日后混战埋下了隐患。南宋初期到晚期，归正人数应当在数万至十数万不等。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山河，自然是主战派，代表人物辛弃疾；而南方士人，经由科举入仕，多着眼于稳定江南政局，对战争并无胜算，成偏安、主和。南北人的斗争冲突极大地削弱了南宋的抵抗力量南北人对政治环境、宋金、宋蒙关系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而衍生出对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偏安与恢复等不同的看法。这种认知差异和南北地域问题及文武问题纠结在一起，使得问题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