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八章 秦律
而且这位神秘的客人，还跟汉高祖刘邦说：“时机到了。”那么这个所谓的时机是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那不就是在说起兵反秦的时机么？可是汉高祖刘邦这时的回答，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
汉高祖刘邦直接跟那个神秘的客人说：“且等等，当有圣人起于东南。”意思就是不着急，会有人带头的。
然后又过去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果然就在秦始皇嬴政刚刚死去，秦二世胡亥刚刚继位登基。
陈胜和吴广二人，就在大泽乡发动起义了，建立起了一个张楚政权，打响了反秦第一枪，和秦朝公开对立宣战。
你就说这个事情到底巧不巧吧？这里面如果没有一点什么其他的门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否则那个汉高祖刘邦，又岂能说得如此准确，简直是都快要赶上半仙儿了，铁口直断是吧？
要说汉高祖刘邦，知道有人肯定会在秦始皇嬴政死后，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起兵造反，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
毕竟汉高祖曾经给张耳当过一段时间的门客，在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
他们这六个国家的那些逃亡之人那里，也还是有着一定的人脉关系的，大家都是反抗秦始皇嬴政暴政的义士。
也算是那些人眼里面的自己人，所以汉高祖刘邦也肯定是能够知道其中不少的内幕消息。
知道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他们六国的这些人，早就已经等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就等着秦始皇嬴政赶紧驾崩，大家好顺势揭竿而起，赶紧的发动起义复国呢。
甚至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他们这些六国的人，还多次试图主动帮助秦始皇嬴政，来加快这一过程。
只可惜秦始皇嬴政本人的反抗意愿比较强烈，不是特别的配合，所以才迟迟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汉高祖刘邦，却能够准确无误的说出，这个所谓的反秦圣人，一定会在东南方向这里起兵造反。
那可就有一点太过于玄学了吧，这汉高祖刘邦要是有这个算无遗策的实力，还需要什么张良辅佐啊。
他老人家自己不就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了吗？很显然汉高祖刘邦并没有这个算无遗策的本事啊。
那么陈胜和吴广二人的大泽乡起义，就很可疑了，甚至有可能这个所谓的大泽乡起义。
根本就不是一次简单的因为大雨逾期，而意外的在迫于无奈之下，走投无路才发起的农民起义。
而是一次早有预谋，经过了精心准备和仔细谋划之后，才进行的一次起义，所以如同汉高祖刘邦这样的各地造反势力。
才会提前有了准备，并且在陈胜和吴广二人发动了大泽乡起义之后，就迅速的一起跟进，纷纷地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
但是更搞笑的地方却是，受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影响，大家都普遍认为陈胜和吴广二人。
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是华夏古代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
《史记陈涉世家》原文先说陈胜，以前是受雇给人耕地的农民，后来又说秦国征发穷困的百姓，让陈胜他们这些人去渔阳驻守。
如果这么一看的话，那么似乎这个陈胜也确实是一个农民，由陈胜和吴广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也确实算得上是农民起义。
可是随着后世考古工作人员的发掘，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的相继问世，后世对于秦朝的法律也有了新的了解。
原来秦朝的法律除了严苛以外，同样也不乏一些法理不外乎人情的通融之处，而法律制定者的初衷也是有人情味有温度的。
毕竟制定秦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百姓，当然也可以说是剥削百姓，榨取百姓们的剩余价值。
但绝对不是为了能够更快的弄死百姓们，把百姓们逼迫得活不下去，只能够揭竿而起的造反，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比如说《史记陈涉世家》之中，所记载的陈胜和吴广二人，不得不发动大泽乡起义的一个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去渔阳驻守的路上，恰巧遇到了天降大雨，道路无法通行，估计已经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
而延误了期限，按照秦国当时的法律，他们这些人就都应当被处以斩首之刑，也就是说大家都死定了。
所以陈胜和吴广两个人一商量，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死定了，束手就擒是死，反抗也是死。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造反呢？为自己搏出来一个生路，同样也是为自己搏出来一个富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看看陈胜和吴广二人，说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啊，这谁听了谁不上头啊，从这里也能够看出秦国的法律有多么的不讲道理。
秦始皇嬴政他们这些制定了秦国法律的人，到底是有多么的残暴不仁啊，不问任何缘由，只要超过了预定的时间。
就要将那些人全部都给杀掉，那么以古代时期那落后的交通条件和交通方式，以及变幻莫测的天气影响。
到底又有多少这种戍边的队伍也好，还是被征发服徭役的队伍也罢，能够真正地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呢？
而按照陈胜和吴广二人所说，只要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就一定要被秦法处死，那么明知道自己已经逾期了的人。
又为什么要再去主动送死呢？就和那个汉高祖刘邦一样，既然又不敢马上揭竿而起的造反，那就四散逃跑好了。
反正是能活一天是一天了，而且似乎也完全没有秦国官方的人，去找汉高祖刘邦家人问责的样子。
当初汉高祖刘邦躲到了山里的时候，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还能够帮助汉高祖刘邦装神弄鬼地招募手下呢。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严苛的秦国法律，真的就能够保证秦国的徭役全部都能按时到达吗？
恐怕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吧，一旦感觉无法在预定的时间之内准时到达，知道反正自己死定了，那就干脆直接逃跑呗。
真正能够按时到达的服徭役队伍恐怕也没有几个了，到最后受到最多影响的，反而是秦国高层们制定的计划。
那么这条秦法制定的就根本不符合道理，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秦国的利益，因为秦国也根本没有因为这条法律，而得到某些方面的好处。
比如说让服徭役的百姓们，能够快一点地到达工作地点开始干活，反而是因为这种残酷至极的惩罚手段。
让服徭役的百姓们，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知道自己迟到了就一定要死，那还不如就索性不去了。
反而是极大地拖延了国家制定的工作进度，这难道说不是一种百害而无一益的恶政吗？而真正的秦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根据在云梦睡虎的发掘的秦简《秦律·徭律》记载:“御中发征，乏弗行，赀（zī）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suì）；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地殹（yì），及诣。水雨，除兴。”
翻译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当秦国的朝廷征发徭役时，当事人是可以选择不去服徭役的，只需要缴纳二甲的罚款就行。
如果迟到了三到五天的时间，只会受到秦国官方的训斥，并没有其他的附加处罚。
如果迟到了六到十天的时间，则需要缴纳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如果遇到了大降雨，则可以免除徭役。
从来都没有制定过什么，只要失期了，就都要处斩的法律，这才是一个国家正常的法律所应该有的样子。
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约束民众的行为，并且把每一条每一项都给详细地一一罗列出来。
根据对方所触犯的罪责不同，处以由轻到重的不同责罚，甚至还设置了遭遇到了不可抗力时的意外情况处理办法。
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只要对方失期了，就法皆斩，那不管有多少的人，也不够这种不合理的法律祸害的。
可是这种严苛至极而又不近人情的残暴法律，也恰恰正是后世之人对于秦法的一个大致印象。
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了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其中的记载有误，又或者说司马迁这位太史公。
其实也和后世的那些修史之人差不多，一贯都秉承着，对于前朝的功绩大都一笔带过，而对于前朝的过错则大书特书。
这就不太好说了，只能说多少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新朝在为前朝修史的时候，照例黑一黑前朝，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
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前朝的皇帝不昏庸无能，前朝的社会不动荡黑暗，又怎么能够显现得出新朝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呢？
人之常情罢了，不过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之中的这一段记载，倒也不是没有别的说法了。
因为陈胜和吴广二人，所在的并不是一支服徭役的老百姓队伍，而是一支去往渔阳执行戍边任务的军队。
那这个意思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军法的严格程度，和治理百姓的普通秦律，那肯定不是一个严格等级。
所以如果是在执行军队任务的时候，失期了，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那么确实很有可能让陈胜和吴广他们遭受到极为严格的处罚。
可是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既然陈胜和吴广二人是秦国的军人，而且还担任了屯长的官职，是秦国的低级贵族，标准的士大夫阶级。
而陈胜和吴广二人所率领的那些人，也全部都是要去渔阳，执行戍边任务的秦国士兵。
这一点在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中，也记载了那些人都是士卒，还说吴广爱惜士卒，所以士卒们也都很拥戴吴广。
那么这不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秦国军队叛乱吗？和农民起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不就是在说起兵反秦的时机么？可是汉高祖刘邦这时的回答，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
汉高祖刘邦直接跟那个神秘的客人说：“且等等，当有圣人起于东南。”意思就是不着急，会有人带头的。
然后又过去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果然就在秦始皇嬴政刚刚死去，秦二世胡亥刚刚继位登基。
陈胜和吴广二人，就在大泽乡发动起义了，建立起了一个张楚政权，打响了反秦第一枪，和秦朝公开对立宣战。
你就说这个事情到底巧不巧吧？这里面如果没有一点什么其他的门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否则那个汉高祖刘邦，又岂能说得如此准确，简直是都快要赶上半仙儿了，铁口直断是吧？
要说汉高祖刘邦，知道有人肯定会在秦始皇嬴政死后，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起兵造反，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
毕竟汉高祖曾经给张耳当过一段时间的门客，在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
他们这六个国家的那些逃亡之人那里，也还是有着一定的人脉关系的，大家都是反抗秦始皇嬴政暴政的义士。
也算是那些人眼里面的自己人，所以汉高祖刘邦也肯定是能够知道其中不少的内幕消息。
知道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他们六国的这些人，早就已经等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就等着秦始皇嬴政赶紧驾崩，大家好顺势揭竿而起，赶紧的发动起义复国呢。
甚至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他们这些六国的人，还多次试图主动帮助秦始皇嬴政，来加快这一过程。
只可惜秦始皇嬴政本人的反抗意愿比较强烈，不是特别的配合，所以才迟迟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汉高祖刘邦，却能够准确无误的说出，这个所谓的反秦圣人，一定会在东南方向这里起兵造反。
那可就有一点太过于玄学了吧，这汉高祖刘邦要是有这个算无遗策的实力，还需要什么张良辅佐啊。
他老人家自己不就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了吗？很显然汉高祖刘邦并没有这个算无遗策的本事啊。
那么陈胜和吴广二人的大泽乡起义，就很可疑了，甚至有可能这个所谓的大泽乡起义。
根本就不是一次简单的因为大雨逾期，而意外的在迫于无奈之下，走投无路才发起的农民起义。
而是一次早有预谋，经过了精心准备和仔细谋划之后，才进行的一次起义，所以如同汉高祖刘邦这样的各地造反势力。
才会提前有了准备，并且在陈胜和吴广二人发动了大泽乡起义之后，就迅速的一起跟进，纷纷地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
但是更搞笑的地方却是，受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影响，大家都普遍认为陈胜和吴广二人。
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是华夏古代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
《史记陈涉世家》原文先说陈胜，以前是受雇给人耕地的农民，后来又说秦国征发穷困的百姓，让陈胜他们这些人去渔阳驻守。
如果这么一看的话，那么似乎这个陈胜也确实是一个农民，由陈胜和吴广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也确实算得上是农民起义。
可是随着后世考古工作人员的发掘，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的相继问世，后世对于秦朝的法律也有了新的了解。
原来秦朝的法律除了严苛以外，同样也不乏一些法理不外乎人情的通融之处，而法律制定者的初衷也是有人情味有温度的。
毕竟制定秦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百姓，当然也可以说是剥削百姓，榨取百姓们的剩余价值。
但绝对不是为了能够更快的弄死百姓们，把百姓们逼迫得活不下去，只能够揭竿而起的造反，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比如说《史记陈涉世家》之中，所记载的陈胜和吴广二人，不得不发动大泽乡起义的一个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去渔阳驻守的路上，恰巧遇到了天降大雨，道路无法通行，估计已经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
而延误了期限，按照秦国当时的法律，他们这些人就都应当被处以斩首之刑，也就是说大家都死定了。
所以陈胜和吴广两个人一商量，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死定了，束手就擒是死，反抗也是死。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造反呢？为自己搏出来一个生路，同样也是为自己搏出来一个富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看看陈胜和吴广二人，说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啊，这谁听了谁不上头啊，从这里也能够看出秦国的法律有多么的不讲道理。
秦始皇嬴政他们这些制定了秦国法律的人，到底是有多么的残暴不仁啊，不问任何缘由，只要超过了预定的时间。
就要将那些人全部都给杀掉，那么以古代时期那落后的交通条件和交通方式，以及变幻莫测的天气影响。
到底又有多少这种戍边的队伍也好，还是被征发服徭役的队伍也罢，能够真正地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呢？
而按照陈胜和吴广二人所说，只要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就一定要被秦法处死，那么明知道自己已经逾期了的人。
又为什么要再去主动送死呢？就和那个汉高祖刘邦一样，既然又不敢马上揭竿而起的造反，那就四散逃跑好了。
反正是能活一天是一天了，而且似乎也完全没有秦国官方的人，去找汉高祖刘邦家人问责的样子。
当初汉高祖刘邦躲到了山里的时候，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还能够帮助汉高祖刘邦装神弄鬼地招募手下呢。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严苛的秦国法律，真的就能够保证秦国的徭役全部都能按时到达吗？
恐怕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吧，一旦感觉无法在预定的时间之内准时到达，知道反正自己死定了，那就干脆直接逃跑呗。
真正能够按时到达的服徭役队伍恐怕也没有几个了，到最后受到最多影响的，反而是秦国高层们制定的计划。
那么这条秦法制定的就根本不符合道理，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秦国的利益，因为秦国也根本没有因为这条法律，而得到某些方面的好处。
比如说让服徭役的百姓们，能够快一点地到达工作地点开始干活，反而是因为这种残酷至极的惩罚手段。
让服徭役的百姓们，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知道自己迟到了就一定要死，那还不如就索性不去了。
反而是极大地拖延了国家制定的工作进度，这难道说不是一种百害而无一益的恶政吗？而真正的秦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根据在云梦睡虎的发掘的秦简《秦律·徭律》记载:“御中发征，乏弗行，赀（zī）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suì）；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地殹（yì），及诣。水雨，除兴。”
翻译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当秦国的朝廷征发徭役时，当事人是可以选择不去服徭役的，只需要缴纳二甲的罚款就行。
如果迟到了三到五天的时间，只会受到秦国官方的训斥，并没有其他的附加处罚。
如果迟到了六到十天的时间，则需要缴纳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如果遇到了大降雨，则可以免除徭役。
从来都没有制定过什么，只要失期了，就都要处斩的法律，这才是一个国家正常的法律所应该有的样子。
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约束民众的行为，并且把每一条每一项都给详细地一一罗列出来。
根据对方所触犯的罪责不同，处以由轻到重的不同责罚，甚至还设置了遭遇到了不可抗力时的意外情况处理办法。
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只要对方失期了，就法皆斩，那不管有多少的人，也不够这种不合理的法律祸害的。
可是这种严苛至极而又不近人情的残暴法律，也恰恰正是后世之人对于秦法的一个大致印象。
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了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其中的记载有误，又或者说司马迁这位太史公。
其实也和后世的那些修史之人差不多，一贯都秉承着，对于前朝的功绩大都一笔带过，而对于前朝的过错则大书特书。
这就不太好说了，只能说多少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新朝在为前朝修史的时候，照例黑一黑前朝，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
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前朝的皇帝不昏庸无能，前朝的社会不动荡黑暗，又怎么能够显现得出新朝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呢？
人之常情罢了，不过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之中的这一段记载，倒也不是没有别的说法了。
因为陈胜和吴广二人，所在的并不是一支服徭役的老百姓队伍，而是一支去往渔阳执行戍边任务的军队。
那这个意思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军法的严格程度，和治理百姓的普通秦律，那肯定不是一个严格等级。
所以如果是在执行军队任务的时候，失期了，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那么确实很有可能让陈胜和吴广他们遭受到极为严格的处罚。
可是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既然陈胜和吴广二人是秦国的军人，而且还担任了屯长的官职，是秦国的低级贵族，标准的士大夫阶级。
而陈胜和吴广二人所率领的那些人，也全部都是要去渔阳，执行戍边任务的秦国士兵。
这一点在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中，也记载了那些人都是士卒，还说吴广爱惜士卒，所以士卒们也都很拥戴吴广。
那么这不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秦国军队叛乱吗？和农民起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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