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二章 辩道 4 锦衣肃贪，力保清廉
群臣的沉思中，王战也歇口气。
王战之所以采取如此严密的措施，连锦衣卫和东厂都用上了，是因为无人监督税赋征收确实是不行的，大曌的官场、大曌的国库空虚程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史书之上，崇祯朝与天启朝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更是早就给出了以史为鉴的煌煌明镜——大明不是税赋太重了，而是太轻了：名义上的三升三合田赋只能勉强支撑国家的运转，一旦发生了土地兼并，马上就不足。而民间商人富可敌国，朝廷所得商税却是微乎其微。与商人所得之巨额财富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家国承担的责任义务几近于无。
但之前的税监矿监也确实是荼毒百姓，危害极大，也急需规范。
万历年间，湖广税监陈奉最后是怎么死的王战记不清了，但他本人被追得躲进了王府、他的亲信被老百姓扔进长江，活活淹死，云南税监杨荣被老百姓活活打死，王战读史时还是读过的，现世的记忆也在脑海中。
除了商人矿主，老百姓为什么也如此愤恨？仅仅为了逃税吗？显然不是，矿监税监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相干，老百姓逃什么税？
愤恨之源便在这些太监利用手中权力的所作所为上：
陈奉、杨荣之类，在皇帝面前是家奴，到了外面却是嚣张跋扈到极点。皇帝派出他一人，他却要带数百随从。这数百人作为税吏也要作威作福，便豢养数千地痞无赖作为狗腿子。如此多的人，皇帝给的俸禄那里够用？当然便要鱼肉百姓，敲诈商户，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诬人偷税。
这些流氓无赖无人制约，当然就日渐嚣张，渐渐便不止于钱财，多有强闯民宅、奸淫掳掠之举，甚至公然抢劫商旅、殴打地方官员。
矿监敲诈起来则更是容易，只要说谁家的宅院、良田下面有矿，谁家就要奉上大笔金银，否则便要“被开矿”，结果便是家园被当做矿脉，扒房掘地、挖地三尺、家产尽毁。若是不忿，稍有反抗便是家破人亡。
无人监督制约的矿监和税监，仗着皇帝家奴的身份，打着为皇帝征税的旗号，真可谓荼毒一方，当真应了那句“苛政猛于虎”，也应了那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矿监税监这两个身份还经常集于一身，实可谓权倾一方，荼毒甚烈，稍有资产之家便要担心自家被指为矿脉。
怎能不恨？
所以，今日王战在诸般新措施中运用上了东厂和锦衣卫，完全是一番考虑之后的好意。
王战不是不知道特务政治的危害，也知道用特务肃贪，官员们一定会反对。然而乱世当用重典，膏肓之世又当用何典？这种秘密侦查的特务力量，毫无疑问是可以有力打击特权、打击贪赃枉法的。只是动用这种力量的时候，掌控者要时刻警醒，掌握好度。
最基本的，一定要立下律法，明确约束住范围，令厂卫只能针对官吏、绝不可针对平民百姓；更要定下律法铁门槛，绝不允许他们在日常行动中就将侦查、缉捕、审断之权集于一身——那样的结果必定是暗无天日。
只要能坚持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绝不针对任何平民百姓，哪怕这个百姓是个为富不仁、偷逃税赋的豪商大贾，厂卫也不得对其出手——厂卫只能监督户部和御史、税监等对其出手执法——王战觉得，只要坚持住这一点，这种肃贪方式对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有很大好处的，利一定远大于弊。
而且，王战也没有觉得特务肃贪就绝对不好。毕竟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没有哪种制度是绝对好的、完美无缺的，都有其弊端。只能是尽量的加强互相监督，畅通监督的言路，保证监督的透明度，扬长避短。
现在，让户部征税，税监监督，御史言官监督，锦衣卫和东厂密查密报，且明令互相之间都可监督上奏，但监督者对户部收税的具体事务工作却又并无指手画脚的权力，只动眼睛不动手，避免了令出多门。王战觉得，这样的安排，必定能提升当下大曌朝廷的治政水平，减少弊端，既能充实国库、保证国用，又能极好地保护百姓百业。
虽看似一件事居然动用了五个部门，大有冗官之嫌，但充实国库、保证国用的同时极好地保护了百姓，王战觉得多花几份俸禄也值得了，所得的好处远远大于付出。
王战相信，如果没有这种互相交叉、密如蛛网式的都察监督，特权与贪腐的危害将胜过这几个部门全部俸禄的百倍不止。
......
陷入思考当中的群臣，无论是刘宗周、李邦华还是阉党等人，凝眉逐条细思之中，逐渐靠近了皇帝的思路。他们本都是大曌最聪明的人，皇帝考虑到的得失利弊，他们在思虑中也逐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无论他们得到了多少与皇帝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利弊得失论断，他们没人注意到皇帝话语中最惊人的地方，或者说，那种观念从来就不曾在他们生命、思想、观念中存在过，所以自然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包括所有的户部官员在内，所有人现在惊讶的都是皇帝对于律法制度和体制架构的缜密安排。所有的思维都在那最惊人之处表面滑过，将之理解成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东西。
“万岁万岁万万岁，圣上此举实为英明。圣上此番安排堪称严密，既有多方之互相监察，保证廉洁，又无互相之拮抗掣肘，避免拖沓，国用与民生两便，圣上治国，老臣自愧不如。”
静寂半晌之后，包括李邦华、刘宗周在内，当许多大臣都抬起了头、都对皇帝露出惊奇的目光之时，黄立极抢步出班，抢在所有人前面当先叩首称颂，神情肃然，声音洪亮。
其余阁老、尚书见状也是纷纷跟上，叩首称颂。
心中愈发苦涩的郭允厚只能再次跟上叩首，只不过作为户部尚书，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叩首之后起身说道：“圣上，朝廷官员皆有定数，户部十三清吏司官员总数不过数十人，大曌十三道、万里疆土皆归其负责。虽有各地钞关，人力还是捉襟见肘，若是再要将所有商业矿山纳入职责，户部人手实在太少，实在是力不从心。”
“此事无需担心，稍后朕便会与诸位爱卿商议此事。”王战知道郭允厚说的没错，大曌的官员确实就是那么几个，否则皇帝也不用派税监矿监了，彼世的大明也不会因为收不上来商税矿税而国库空虚、无钱养兵、进而亡国了。
不过王战自是胸有成竹。
看着有些苦涩的郭允厚，王战知道他没说的是什么：这些官员对于具体实务性职责根本就毫无热情，以实务为耻，以诗词歌赋、风花雪月为荣，故而十分低能，难以担此重任。
这种以实务为耻的风气只看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能干的小吏就知道了——几乎所有户部的实务工作都是非正式招募来的小吏在做，而这些小吏几乎都是浙江绍兴人，就是后来以师爷闻名华夏的那个绍兴。这些小吏个个能写会算，做事严谨——对于这些做了所有实际工作的小吏，他们历来是不拿正眼看的，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些每日做着“粗鄙实务”的人。
所以现在一确定商税矿税，郭允厚不但没有因职权扩大而高兴，反而是满面愁容、满心忧惧——皇帝现在这副样子，又令厂卫暗中监察，他担心如果收不上来或收的太少被皇帝惩治，毕竟手下的官员几乎各个不通实务。而若真的拼命去收，又得罪了天下的士绅商贾及其背后的官员，可以确定无疑的说是得罪了天下的士林。
“郭允厚充其量只能治理一地，领导一部实在是缺少披荆斩棘的魄力。”王战听出了郭允厚话中暗藏的畏难之意，心中下了一个评语，随之暗暗冷笑：“可你既然占了这个官位、拿了这份俸禄，你就该担责，是得罪朕还是得罪他们，总得你自己选。只拿好处、不担责任，天下没这个道理。”
王战之所以采取如此严密的措施，连锦衣卫和东厂都用上了，是因为无人监督税赋征收确实是不行的，大曌的官场、大曌的国库空虚程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史书之上，崇祯朝与天启朝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更是早就给出了以史为鉴的煌煌明镜——大明不是税赋太重了，而是太轻了：名义上的三升三合田赋只能勉强支撑国家的运转，一旦发生了土地兼并，马上就不足。而民间商人富可敌国，朝廷所得商税却是微乎其微。与商人所得之巨额财富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家国承担的责任义务几近于无。
但之前的税监矿监也确实是荼毒百姓，危害极大，也急需规范。
万历年间，湖广税监陈奉最后是怎么死的王战记不清了，但他本人被追得躲进了王府、他的亲信被老百姓扔进长江，活活淹死，云南税监杨荣被老百姓活活打死，王战读史时还是读过的，现世的记忆也在脑海中。
除了商人矿主，老百姓为什么也如此愤恨？仅仅为了逃税吗？显然不是，矿监税监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相干，老百姓逃什么税？
愤恨之源便在这些太监利用手中权力的所作所为上：
陈奉、杨荣之类，在皇帝面前是家奴，到了外面却是嚣张跋扈到极点。皇帝派出他一人，他却要带数百随从。这数百人作为税吏也要作威作福，便豢养数千地痞无赖作为狗腿子。如此多的人，皇帝给的俸禄那里够用？当然便要鱼肉百姓，敲诈商户，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诬人偷税。
这些流氓无赖无人制约，当然就日渐嚣张，渐渐便不止于钱财，多有强闯民宅、奸淫掳掠之举，甚至公然抢劫商旅、殴打地方官员。
矿监敲诈起来则更是容易，只要说谁家的宅院、良田下面有矿，谁家就要奉上大笔金银，否则便要“被开矿”，结果便是家园被当做矿脉，扒房掘地、挖地三尺、家产尽毁。若是不忿，稍有反抗便是家破人亡。
无人监督制约的矿监和税监，仗着皇帝家奴的身份，打着为皇帝征税的旗号，真可谓荼毒一方，当真应了那句“苛政猛于虎”，也应了那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矿监税监这两个身份还经常集于一身，实可谓权倾一方，荼毒甚烈，稍有资产之家便要担心自家被指为矿脉。
怎能不恨？
所以，今日王战在诸般新措施中运用上了东厂和锦衣卫，完全是一番考虑之后的好意。
王战不是不知道特务政治的危害，也知道用特务肃贪，官员们一定会反对。然而乱世当用重典，膏肓之世又当用何典？这种秘密侦查的特务力量，毫无疑问是可以有力打击特权、打击贪赃枉法的。只是动用这种力量的时候，掌控者要时刻警醒，掌握好度。
最基本的，一定要立下律法，明确约束住范围，令厂卫只能针对官吏、绝不可针对平民百姓；更要定下律法铁门槛，绝不允许他们在日常行动中就将侦查、缉捕、审断之权集于一身——那样的结果必定是暗无天日。
只要能坚持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绝不针对任何平民百姓，哪怕这个百姓是个为富不仁、偷逃税赋的豪商大贾，厂卫也不得对其出手——厂卫只能监督户部和御史、税监等对其出手执法——王战觉得，只要坚持住这一点，这种肃贪方式对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有很大好处的，利一定远大于弊。
而且，王战也没有觉得特务肃贪就绝对不好。毕竟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没有哪种制度是绝对好的、完美无缺的，都有其弊端。只能是尽量的加强互相监督，畅通监督的言路，保证监督的透明度，扬长避短。
现在，让户部征税，税监监督，御史言官监督，锦衣卫和东厂密查密报，且明令互相之间都可监督上奏，但监督者对户部收税的具体事务工作却又并无指手画脚的权力，只动眼睛不动手，避免了令出多门。王战觉得，这样的安排，必定能提升当下大曌朝廷的治政水平，减少弊端，既能充实国库、保证国用，又能极好地保护百姓百业。
虽看似一件事居然动用了五个部门，大有冗官之嫌，但充实国库、保证国用的同时极好地保护了百姓，王战觉得多花几份俸禄也值得了，所得的好处远远大于付出。
王战相信，如果没有这种互相交叉、密如蛛网式的都察监督，特权与贪腐的危害将胜过这几个部门全部俸禄的百倍不止。
......
陷入思考当中的群臣，无论是刘宗周、李邦华还是阉党等人，凝眉逐条细思之中，逐渐靠近了皇帝的思路。他们本都是大曌最聪明的人，皇帝考虑到的得失利弊，他们在思虑中也逐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无论他们得到了多少与皇帝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利弊得失论断，他们没人注意到皇帝话语中最惊人的地方，或者说，那种观念从来就不曾在他们生命、思想、观念中存在过，所以自然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包括所有的户部官员在内，所有人现在惊讶的都是皇帝对于律法制度和体制架构的缜密安排。所有的思维都在那最惊人之处表面滑过，将之理解成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东西。
“万岁万岁万万岁，圣上此举实为英明。圣上此番安排堪称严密，既有多方之互相监察，保证廉洁，又无互相之拮抗掣肘，避免拖沓，国用与民生两便，圣上治国，老臣自愧不如。”
静寂半晌之后，包括李邦华、刘宗周在内，当许多大臣都抬起了头、都对皇帝露出惊奇的目光之时，黄立极抢步出班，抢在所有人前面当先叩首称颂，神情肃然，声音洪亮。
其余阁老、尚书见状也是纷纷跟上，叩首称颂。
心中愈发苦涩的郭允厚只能再次跟上叩首，只不过作为户部尚书，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叩首之后起身说道：“圣上，朝廷官员皆有定数，户部十三清吏司官员总数不过数十人，大曌十三道、万里疆土皆归其负责。虽有各地钞关，人力还是捉襟见肘，若是再要将所有商业矿山纳入职责，户部人手实在太少，实在是力不从心。”
“此事无需担心，稍后朕便会与诸位爱卿商议此事。”王战知道郭允厚说的没错，大曌的官员确实就是那么几个，否则皇帝也不用派税监矿监了，彼世的大明也不会因为收不上来商税矿税而国库空虚、无钱养兵、进而亡国了。
不过王战自是胸有成竹。
看着有些苦涩的郭允厚，王战知道他没说的是什么：这些官员对于具体实务性职责根本就毫无热情，以实务为耻，以诗词歌赋、风花雪月为荣，故而十分低能，难以担此重任。
这种以实务为耻的风气只看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能干的小吏就知道了——几乎所有户部的实务工作都是非正式招募来的小吏在做，而这些小吏几乎都是浙江绍兴人，就是后来以师爷闻名华夏的那个绍兴。这些小吏个个能写会算，做事严谨——对于这些做了所有实际工作的小吏，他们历来是不拿正眼看的，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些每日做着“粗鄙实务”的人。
所以现在一确定商税矿税，郭允厚不但没有因职权扩大而高兴，反而是满面愁容、满心忧惧——皇帝现在这副样子，又令厂卫暗中监察，他担心如果收不上来或收的太少被皇帝惩治，毕竟手下的官员几乎各个不通实务。而若真的拼命去收，又得罪了天下的士绅商贾及其背后的官员，可以确定无疑的说是得罪了天下的士林。
“郭允厚充其量只能治理一地，领导一部实在是缺少披荆斩棘的魄力。”王战听出了郭允厚话中暗藏的畏难之意，心中下了一个评语，随之暗暗冷笑：“可你既然占了这个官位、拿了这份俸禄，你就该担责，是得罪朕还是得罪他们，总得你自己选。只拿好处、不担责任，天下没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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