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 辩道 3 存利去害，力保公平
“刘爱卿说的好。”
听到刘宗周毫无私心的回答，王战忍不住击节叫好。
彼世历史上，刘宗周在南明弘光朝复出为官，后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阉党不合而辞官归乡。当杭州陷落的消息传来，正在绍兴家中吃饭的他当即恸哭绝食。绝食期间，后金贝勒博洛礼聘其出山，刘宗周“书不启封”，无一丝一毫的动心，书信中的条件连看都不看，绝食二十三天而殉国死节。
此世此时之刘宗周，虽未临死节之考研，然风骨同样著称于士林，且为人为学也极善于自省，故而对时世的看法也就与一般的官吏士绅不同，往往更接近本质。
他在《与周绵贞年友书》中他曾写道:“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书信中的周绵贞就是东林周起元，死于天启六年，与高攀龙、黄尊素等在史上并称为东林后七君子。
写给周起元书的信中，刘宗周明确表示，国事如此败坏不能只怪所谓“奸党”，而是“吾党与有罪焉”；他对东林所谓“正人”的行为作了一针见血的反省，“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明确指出东林“正人君子”多数只顾自身博取名望，“从身名起见”，邀名卖直，不能真心为国；“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上，不为虚也”——直言此时东林党党同伐异之祸国更在宋朝文臣新旧党争之上。
这封信朝野皆知。
整封信中，字里行间可见其心忧国家、痛彻心扉，亦可见刘宗周是此时少有的具有反省精神的大儒、真儒，丝毫不惧说真话而可能被士林孤立、攻击。
王战眼前便站着这样的刘宗周。
“他们都是朕的子民。那咱们来看一看，这些民，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王战看着刘宗周，看着群臣，再次开始摆事实、讲道理：
“烈日下辛苦耕种的农夫，家无余粮、葛衣短衫；种桑养蚕、机杼不停的纺织娘自己穿不起绫罗绸缎，一日不织，一日无食；营造房屋的工匠、制作各种百姓不可或缺的器械的工匠、烘炉旁挥锤锻钢的铁匠，无论技艺多么高妙，皆是勉强维生。所有这些人，一遇天灾便有流离失所甚至阖家饿死之虞。挖矿炼铁的矿工更不知哪天就被砸死在矿洞之下，下了矿洞就不知能不能看见明日的太阳。所有这些人都是朕的子民。”
“那朕的另一部分子民呢？每日里在酒楼歌肆锦衣玉食，千顷良田坐地收租，商栈矿山日进斗金，青楼楚馆一掷千金。”
刘宗周不考虑立场亲疏、只问是非对错的态度令王战心中暗暗赞许，觉得这刘宗周是真正秉承圣贤之道的人，不知不觉中，声音有点大了起来，却没了方才那一丝嘲讽之意。
“朕前几天说过，收取税赋之本意，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乃是集万民之力而为万民做事，比如养兵御敌保国安民，比如兴修水利让百姓能够抵御水旱灾害、避免农田绝收，比如修桥铺路方便百姓出行、商货流通，比如兴建学堂让百姓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诸般费用皆出于此，故依法缴纳赋税为大公之举。”
“此等大公之举中，朕最穷苦的这些子民都要为之缴纳赋税，葛衣粗食也要解囊襄助，怎么最富足的那些子民每日锦衣玉食反而一文不纳呢？这是何道理？”
做了两个月的皇帝，居移气、养移体，如今又有强军在手，王战日渐从容，发现自己声音变化之后，语气再度平和下来。
“启奏圣上，臣等并非认为富足之人反而可以不纳税赋，实是因田亩数量清晰，田赋易于收取；商税矿税却难以定量，矿监税监往往一言而决。矿监税监一言而决，百姓便只有拼命贿赂，贿赂稍有不足，矿监税监便诬人田宅之下有矿脉、诬人偷漏巨额税款，使人家破人亡。如此下来，朝廷所得远不如矿税二监所遗之祸，更不如所失之民心，故而臣才希望圣上能召回矿税二监，使百姓免于水火。”
经过一路之上的思考，还有在孙承宗那的彻夜长谈，刘宗周心中早有定见，绝非一般人所能动摇。
刘宗周的反对与其他出身东南江浙一带官员的反对确实是不一样的。刘宗周是因为担心目的虽好但实行起来却会走样、害民；其他官员的激烈反对，目的却是自己家族、亲朋、同乡经商的利益，目的是希望一文钱的商税都不缴纳。
他说“臣等”二字也并非虚言扯旗，他与李邦华、徐光启等人在孙承宗宅中彻夜长谈，几人对于大曌的商人矿主都是甚为鄙视。他们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又多来自江南富庶地区，当然知道嘴里嚷嚷着皇帝与民争利的商人是如何的奢靡无度，早已不复国初“俭朴淳厚，贵贱有等”。
此时大曌的士绅、商人，“至有一服器价值千金，一筵宴用费万钱......饮食器皿都以金玉，惟事斗丽而夸多”，“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晕碧相，不可名状”。
服饰器具，动辄千金，一餐饮宴，动辄万钱，所居之处更是亭台楼阁、重堂叠院，只看后世遗存的江南园林就可知此时豪奢之状。
不但他们自身如此，在他们的影响下，中等之家、穷困之家亦形成了攀比之风：
“军民僧道皆得以服锦绣服，金线之靴，金织衣袍。”
“今乡里之人，无故燕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偶席，未有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乡里宴客居然都要一人一席，最多两人一席，三四人坐一桌主人就觉得没脸面了！风气已经是何等浮华？
以上种种，皆是时人笔记杂文所载，朝野皆知，并不是什么少见的稀罕现象，刘宗周、李邦华又怎会不知？
而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地理空间上，最近的奢靡典型都是东林巨擘李三才。
李三才在京东通州张家湾的豪宅举世皆知，仅仅一个后花园就半里见方，里面所用的木料皆与皇宫相仿。万历四十二年弹劾他的人就说他侵占了南方运来修建皇宫的木料，且侵占了官府用地，而工部也说确有皇木丢失，查证的结果是李三才豪宅所用明显是南方的上好大料木材，且“出卖无主，报税无票”，说不出具体的卖主、合理的来源——事实是，在这个时代，这种皇宫规格的南方的巨木若没有几十万的夫役是根本没法从云贵川等地运到北方的，除了皇家，自然是“出卖无主，报税无票”，能有主有票才怪了。
而那座花园占的地就是存放皇家木料的皇木场的地，大门与二门之间是户部的仓库用地。
豪宅连地带料，李三才一切都是就地取材。
考虑此时他年事已高，且赋闲在家，万历最终也就只是削去他“士”的身份，贬为平民，没有严惩。
然而，虽没有严惩，但李三才的“廉洁”也还是东林党最不愿意拿出来说的事。
无论是刘宗周还是李邦华，他们不是这般奢靡，却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这些，故而他们赞同富商矿主缴纳税赋，但他们反对现在的税监矿监这种荼毒极烈的收税方式，在没有好办法之前，他们觉得弊远远大于利。
“哦？爱卿原来是忧虑这个。爱卿所虑有理，然而只收田赋，对锦衣玉食、腰缠万贯的商贾、矿主却视而不见，显失公平。”
“须知田亩所出皆是烈日下农夫汗水凝结，商贾不事生产，只是流通商货赚取差价，矿主更是把天生地长的矿产变成自己的财富，勤劳辛苦远不如农夫，没道理贫农纳赋而富商却不交税。”
“国策国法若不公平，早晚会失去民心，所以，这商税矿税是必定要收的，这既是对大多数穷苦百姓的公平，也是对所有人的公平，更是富民强国、富国强兵根本之道，实乃保国安民必由之途。”
“万事皆有利有弊，无非是在施行之中要消除弊端罢了，但绝不能因噎废食，爱卿以为如何？”
面对这样耿直的臣子，王战只能是一步步耐心解说。承认刘宗周的担忧是合理的，但也点出了最核心的公平问题。
“圣上的目的甚好，道理亦通，然矿、税二监仰仗的是皇帝威严，地方官吏难以制约，否则百官之中并非没有忠直之士，缘何能让此辈为祸如此之烈、迁延如此之久？微臣愚钝，除了召回，实在不知有何办法能消除矿、税二监之害。”
听了皇帝的解说，刘宗周依旧直言不讳，完全不因为面对皇帝而曲折委婉，语言像他的脖子一样耿直。他也承认皇帝的问题核心是好的，但矿、税二监之害与皇权牵连也被他明白无误地指了出来。
他这一番言语之下，群臣都有些侧目，魏忠贤一系更是有许多人暗暗幸灾乐祸，巴不得他惹恼皇帝，再一次被赶出京城。
与此时的读书人一样，刘宗周沉浸于圣贤教诲，不屑于所谓的杂学，在道德大义上无懈可击。不但如此，他在道德自律上的严苛程度更是远超同侪，故而对人也是少加辞色。但受限于时代，他的治政能力与其他读书人一样，很一般，可以说面对具体事务性工作时，很多时候不如州县小吏，没什么有用的主意。此时面对事关天下穷人的公平和矿、税二监之害，他拿不出有效的主意。
“朕对你们所说矿税二监荼毒百姓之事有所了解，似万历爷时陈奉、杨荣之辈确实该死，该凌迟。”面对刚直的刘宗周，王战亦是直言不讳，丝毫不想通过选择性的陈述来得到什么。
他当然也不会生气，有这样的臣子，他只会高兴。高兴得立刻开始输出自己已经想好的办法：
“朕已经想好了，从此之后只设税监。税监必须要派往各地，仍然包括矿山，只是同时必须明确职权，他们只有监督上报之权，从此之后，税监再无指认矿脉的权力。”
“不懂探矿却指认矿脉，着实荒谬，弊端丛生；探矿之事从此由工部主持，矿脉必须由探矿工匠上报，且工部还需另行派人二次探查，确认后方可备案，如果造假，事后不能开矿冶炼出有用之物，以欺君论处。”
“工部备案还要在户部留存副本，以备税收。”
“此后税监也无直接收税的权力，收税全由户部派出的税官负责，而且不能只派税监，都察院也要派出御史，共同监督税收，都察院言官与税监、户部税官三方形成互相监督，六科亦要严加复核，防止有人恶意加派坑害百姓，或受贿之后肆意减免、损害朝廷财政收入。”
“各部、科、院所派出之人，每地每年皆要轮换。”
“朕打算在户部之下设立名实相符、百姓一看即懂的税赋司，工商注册司，财务司。任何工商户皆需在工商注册司登记备案，税赋司则负责按备案收取税赋，税赋收上来之后由财务司清点，然后全部税赋进入国库。”
“以后朝廷和地方每年都要预先做出规划，下一年要做什么，要有多少支出，朕名之为‘预算’。预算公布于众，国库的税赋收入和按‘预算’进行的国用支出也都要有明晰的账目且公布于众。”
“年底，对预算所列之事进行检查，看是否花费了钱粮却未完成，过程当中言官亦可随机突袭查看，看有没有偷工减料完成的不好，检查结果亦必须登载于报上，全部公之于众。”
“朕还要令锦衣卫、东厂都暗中派人侦查监督。锦衣卫和东厂的侦查监督只针对百官，尤其是针对收税的官员、税监和御史言官，绝不针对普通百姓。他们随时向朕密报，但不得擅自缉捕，除非有朕的旨意。如此，诸位爱卿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条条监督性、限制性的措施出口，面对所有大臣，王战给出了明确而严密的解决办法。
王战坚决要保证家国天下面前税赋的公平、责任的公平。
在王战心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地位能高过“公平”；相应的，也没有任何两个字比“特权”更令王战痛恨。
看着侃侃而谈的皇帝，面对如此明确而严密的制约制度，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皇帝为亿万百姓追求公平的意志，刘宗周和其他人都陷入了沉思。
听到刘宗周毫无私心的回答，王战忍不住击节叫好。
彼世历史上，刘宗周在南明弘光朝复出为官，后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阉党不合而辞官归乡。当杭州陷落的消息传来，正在绍兴家中吃饭的他当即恸哭绝食。绝食期间，后金贝勒博洛礼聘其出山，刘宗周“书不启封”，无一丝一毫的动心，书信中的条件连看都不看，绝食二十三天而殉国死节。
此世此时之刘宗周，虽未临死节之考研，然风骨同样著称于士林，且为人为学也极善于自省，故而对时世的看法也就与一般的官吏士绅不同，往往更接近本质。
他在《与周绵贞年友书》中他曾写道:“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书信中的周绵贞就是东林周起元，死于天启六年，与高攀龙、黄尊素等在史上并称为东林后七君子。
写给周起元书的信中，刘宗周明确表示，国事如此败坏不能只怪所谓“奸党”，而是“吾党与有罪焉”；他对东林所谓“正人”的行为作了一针见血的反省，“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明确指出东林“正人君子”多数只顾自身博取名望，“从身名起见”，邀名卖直，不能真心为国；“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上，不为虚也”——直言此时东林党党同伐异之祸国更在宋朝文臣新旧党争之上。
这封信朝野皆知。
整封信中，字里行间可见其心忧国家、痛彻心扉，亦可见刘宗周是此时少有的具有反省精神的大儒、真儒，丝毫不惧说真话而可能被士林孤立、攻击。
王战眼前便站着这样的刘宗周。
“他们都是朕的子民。那咱们来看一看，这些民，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王战看着刘宗周，看着群臣，再次开始摆事实、讲道理：
“烈日下辛苦耕种的农夫，家无余粮、葛衣短衫；种桑养蚕、机杼不停的纺织娘自己穿不起绫罗绸缎，一日不织，一日无食；营造房屋的工匠、制作各种百姓不可或缺的器械的工匠、烘炉旁挥锤锻钢的铁匠，无论技艺多么高妙，皆是勉强维生。所有这些人，一遇天灾便有流离失所甚至阖家饿死之虞。挖矿炼铁的矿工更不知哪天就被砸死在矿洞之下，下了矿洞就不知能不能看见明日的太阳。所有这些人都是朕的子民。”
“那朕的另一部分子民呢？每日里在酒楼歌肆锦衣玉食，千顷良田坐地收租，商栈矿山日进斗金，青楼楚馆一掷千金。”
刘宗周不考虑立场亲疏、只问是非对错的态度令王战心中暗暗赞许，觉得这刘宗周是真正秉承圣贤之道的人，不知不觉中，声音有点大了起来，却没了方才那一丝嘲讽之意。
“朕前几天说过，收取税赋之本意，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乃是集万民之力而为万民做事，比如养兵御敌保国安民，比如兴修水利让百姓能够抵御水旱灾害、避免农田绝收，比如修桥铺路方便百姓出行、商货流通，比如兴建学堂让百姓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诸般费用皆出于此，故依法缴纳赋税为大公之举。”
“此等大公之举中，朕最穷苦的这些子民都要为之缴纳赋税，葛衣粗食也要解囊襄助，怎么最富足的那些子民每日锦衣玉食反而一文不纳呢？这是何道理？”
做了两个月的皇帝，居移气、养移体，如今又有强军在手，王战日渐从容，发现自己声音变化之后，语气再度平和下来。
“启奏圣上，臣等并非认为富足之人反而可以不纳税赋，实是因田亩数量清晰，田赋易于收取；商税矿税却难以定量，矿监税监往往一言而决。矿监税监一言而决，百姓便只有拼命贿赂，贿赂稍有不足，矿监税监便诬人田宅之下有矿脉、诬人偷漏巨额税款，使人家破人亡。如此下来，朝廷所得远不如矿税二监所遗之祸，更不如所失之民心，故而臣才希望圣上能召回矿税二监，使百姓免于水火。”
经过一路之上的思考，还有在孙承宗那的彻夜长谈，刘宗周心中早有定见，绝非一般人所能动摇。
刘宗周的反对与其他出身东南江浙一带官员的反对确实是不一样的。刘宗周是因为担心目的虽好但实行起来却会走样、害民；其他官员的激烈反对，目的却是自己家族、亲朋、同乡经商的利益，目的是希望一文钱的商税都不缴纳。
他说“臣等”二字也并非虚言扯旗，他与李邦华、徐光启等人在孙承宗宅中彻夜长谈，几人对于大曌的商人矿主都是甚为鄙视。他们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又多来自江南富庶地区，当然知道嘴里嚷嚷着皇帝与民争利的商人是如何的奢靡无度，早已不复国初“俭朴淳厚，贵贱有等”。
此时大曌的士绅、商人，“至有一服器价值千金，一筵宴用费万钱......饮食器皿都以金玉，惟事斗丽而夸多”，“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晕碧相，不可名状”。
服饰器具，动辄千金，一餐饮宴，动辄万钱，所居之处更是亭台楼阁、重堂叠院，只看后世遗存的江南园林就可知此时豪奢之状。
不但他们自身如此，在他们的影响下，中等之家、穷困之家亦形成了攀比之风：
“军民僧道皆得以服锦绣服，金线之靴，金织衣袍。”
“今乡里之人，无故燕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偶席，未有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乡里宴客居然都要一人一席，最多两人一席，三四人坐一桌主人就觉得没脸面了！风气已经是何等浮华？
以上种种，皆是时人笔记杂文所载，朝野皆知，并不是什么少见的稀罕现象，刘宗周、李邦华又怎会不知？
而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地理空间上，最近的奢靡典型都是东林巨擘李三才。
李三才在京东通州张家湾的豪宅举世皆知，仅仅一个后花园就半里见方，里面所用的木料皆与皇宫相仿。万历四十二年弹劾他的人就说他侵占了南方运来修建皇宫的木料，且侵占了官府用地，而工部也说确有皇木丢失，查证的结果是李三才豪宅所用明显是南方的上好大料木材，且“出卖无主，报税无票”，说不出具体的卖主、合理的来源——事实是，在这个时代，这种皇宫规格的南方的巨木若没有几十万的夫役是根本没法从云贵川等地运到北方的，除了皇家，自然是“出卖无主，报税无票”，能有主有票才怪了。
而那座花园占的地就是存放皇家木料的皇木场的地，大门与二门之间是户部的仓库用地。
豪宅连地带料，李三才一切都是就地取材。
考虑此时他年事已高，且赋闲在家，万历最终也就只是削去他“士”的身份，贬为平民，没有严惩。
然而，虽没有严惩，但李三才的“廉洁”也还是东林党最不愿意拿出来说的事。
无论是刘宗周还是李邦华，他们不是这般奢靡，却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这些，故而他们赞同富商矿主缴纳税赋，但他们反对现在的税监矿监这种荼毒极烈的收税方式，在没有好办法之前，他们觉得弊远远大于利。
“哦？爱卿原来是忧虑这个。爱卿所虑有理，然而只收田赋，对锦衣玉食、腰缠万贯的商贾、矿主却视而不见，显失公平。”
“须知田亩所出皆是烈日下农夫汗水凝结，商贾不事生产，只是流通商货赚取差价，矿主更是把天生地长的矿产变成自己的财富，勤劳辛苦远不如农夫，没道理贫农纳赋而富商却不交税。”
“国策国法若不公平，早晚会失去民心，所以，这商税矿税是必定要收的，这既是对大多数穷苦百姓的公平，也是对所有人的公平，更是富民强国、富国强兵根本之道，实乃保国安民必由之途。”
“万事皆有利有弊，无非是在施行之中要消除弊端罢了，但绝不能因噎废食，爱卿以为如何？”
面对这样耿直的臣子，王战只能是一步步耐心解说。承认刘宗周的担忧是合理的，但也点出了最核心的公平问题。
“圣上的目的甚好，道理亦通，然矿、税二监仰仗的是皇帝威严，地方官吏难以制约，否则百官之中并非没有忠直之士，缘何能让此辈为祸如此之烈、迁延如此之久？微臣愚钝，除了召回，实在不知有何办法能消除矿、税二监之害。”
听了皇帝的解说，刘宗周依旧直言不讳，完全不因为面对皇帝而曲折委婉，语言像他的脖子一样耿直。他也承认皇帝的问题核心是好的，但矿、税二监之害与皇权牵连也被他明白无误地指了出来。
他这一番言语之下，群臣都有些侧目，魏忠贤一系更是有许多人暗暗幸灾乐祸，巴不得他惹恼皇帝，再一次被赶出京城。
与此时的读书人一样，刘宗周沉浸于圣贤教诲，不屑于所谓的杂学，在道德大义上无懈可击。不但如此，他在道德自律上的严苛程度更是远超同侪，故而对人也是少加辞色。但受限于时代，他的治政能力与其他读书人一样，很一般，可以说面对具体事务性工作时，很多时候不如州县小吏，没什么有用的主意。此时面对事关天下穷人的公平和矿、税二监之害，他拿不出有效的主意。
“朕对你们所说矿税二监荼毒百姓之事有所了解，似万历爷时陈奉、杨荣之辈确实该死，该凌迟。”面对刚直的刘宗周，王战亦是直言不讳，丝毫不想通过选择性的陈述来得到什么。
他当然也不会生气，有这样的臣子，他只会高兴。高兴得立刻开始输出自己已经想好的办法：
“朕已经想好了，从此之后只设税监。税监必须要派往各地，仍然包括矿山，只是同时必须明确职权，他们只有监督上报之权，从此之后，税监再无指认矿脉的权力。”
“不懂探矿却指认矿脉，着实荒谬，弊端丛生；探矿之事从此由工部主持，矿脉必须由探矿工匠上报，且工部还需另行派人二次探查，确认后方可备案，如果造假，事后不能开矿冶炼出有用之物，以欺君论处。”
“工部备案还要在户部留存副本，以备税收。”
“此后税监也无直接收税的权力，收税全由户部派出的税官负责，而且不能只派税监，都察院也要派出御史，共同监督税收，都察院言官与税监、户部税官三方形成互相监督，六科亦要严加复核，防止有人恶意加派坑害百姓，或受贿之后肆意减免、损害朝廷财政收入。”
“各部、科、院所派出之人，每地每年皆要轮换。”
“朕打算在户部之下设立名实相符、百姓一看即懂的税赋司，工商注册司，财务司。任何工商户皆需在工商注册司登记备案，税赋司则负责按备案收取税赋，税赋收上来之后由财务司清点，然后全部税赋进入国库。”
“以后朝廷和地方每年都要预先做出规划，下一年要做什么，要有多少支出，朕名之为‘预算’。预算公布于众，国库的税赋收入和按‘预算’进行的国用支出也都要有明晰的账目且公布于众。”
“年底，对预算所列之事进行检查，看是否花费了钱粮却未完成，过程当中言官亦可随机突袭查看，看有没有偷工减料完成的不好，检查结果亦必须登载于报上，全部公之于众。”
“朕还要令锦衣卫、东厂都暗中派人侦查监督。锦衣卫和东厂的侦查监督只针对百官，尤其是针对收税的官员、税监和御史言官，绝不针对普通百姓。他们随时向朕密报，但不得擅自缉捕，除非有朕的旨意。如此，诸位爱卿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条条监督性、限制性的措施出口，面对所有大臣，王战给出了明确而严密的解决办法。
王战坚决要保证家国天下面前税赋的公平、责任的公平。
在王战心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地位能高过“公平”；相应的，也没有任何两个字比“特权”更令王战痛恨。
看着侃侃而谈的皇帝，面对如此明确而严密的制约制度，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皇帝为亿万百姓追求公平的意志，刘宗周和其他人都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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