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 藩王 2 不得不然
“嗯......”
王战欣慰之时，也是殿上许多大臣面色郁闷之时：他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投献是怎么回事。
袁可立口中的“投献”，就是农夫白白献出自己的田土给“纳献”一方，而“纳献”者必定是享有优免特权、可以不纳赋税、不服徭役的特权者。
投献还分为“妄献”和“自献”两种。
“自献”，是普通百姓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士绅权贵、皇族藩王等享有优免特权的人，本身自愿成为佃户或奴仆，然后向“纳献”的权贵士绅缴纳田赋的同时，却也因权贵优免特权的笼罩而免去了向朝廷缴纳田赋正税和各种杂派加征的义务，更免去了徭役，不必再离家去服徭役。
而袁可立刚刚所说的侵占民田便是指“妄献”。
“妄献”，看称呼就知道，无妄之灾的妄——青皮地棍、流氓无赖等奸狡之徒将别人家的土地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将之奉献出去，藉此攀附权势、谋取好处，实际就是强行拿着别人的土地送礼，名为投献，实为夺人田产的犯罪；而藩王豪绅等权贵却假作不知，只当这些流氓就是真的田主，来者不拒，将献来的田土统统笑纳，令百姓遭此无妄之灾。这些流氓无赖更以权贵为“护身之符”，投身藩王权贵之家充做校尉、家人、庄头，身份陡然一变，从此“凭凌官府，苦害军民”，为祸一方。
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阳曾上疏揭露“投献”、“妄献”、“纳献”之实质，一针见血，“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辄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齿既众，地岂有遗？故凡以空闲为请者，皆欺也。朝廷虽屡颁禁令，俞允继之。投献者谪罚相仍，陈请者终于得地……若陈请者无效，则投献者自止，占籍之民庶不罹兼并侵夺之害。”
李东阳说得很清楚，立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哪有什么空闲田地？根本就是诬指老百姓的田地为荒地，“妄献”而已。
嘉靖初年，夏言也曾揭露，“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籍宠昵，奏讨无厌，接受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
所谓“奏讨”，便是皇亲藩王们想要纳献土地，仍然要履行的大曌法律程序：投献者主动提出奉献，然后纳献的藩王权贵向朝廷上奏疏，陈乞奏讨、请求批准，最后由皇帝批准赐予，这样，原来平民百姓的田地就变成了纳献者的钦赐田地。
这两封奏疏此时也在大臣们手上。没拿奏疏的也一样知道这些。但是他们并不想听到这些，他们只想说藩王赐田的事情，不想说“投献”、“纳献”。
纳献者在没有花费一文钱的情况下，居然有人主动将自己的土地送给他、使他凭空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年年收租，并且还免于向朝廷纳田赋、服徭役。试想，此等如同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纳献的权贵们享有受赐和优免的特权，怎么会发生？
从其本质上来说，若没有优免的特权，就不会有“投献”、“妄献”出现，当然也就不会有国家赋税的大量流失，根源就在“特权”二字。
自愿“投献”，自愿“纳献”，表面上两相情愿，但在“两相情愿”这块遮羞布的掩盖之下，实质是特权者对无权者的残酷剥夺：诸般特权权贵作为社会阶层的最上层，一方面，凭借权势将自己的纳税义务转嫁至普通百姓身上，如此尤嫌不足，更有高出国家正税十几倍几十倍的种种私自的杂派加征，使百姓不堪重负、贫困欲死，另一方面，又以其优免特权吸引不堪重负、贫困欲死的农夫“自愿”献出土地给自己，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同时自家的田亩也随之越来越多，且是凭空得田、白手收租、无本万利！
百年来，大臣们的一封封奏疏揭穿了藩王受献的实质就是皇亲贵族凭借受赐田地和优免赋役的特权掠夺土地，皇帝对皇亲的恩赐不停、皇亲的优免特权不灭则对藩王的“投献'便不止，赐田和优免特权是产生投献藩王的根源。
可是只有藩王才接受投献吗？当然不是，天下秀才身份以上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在接受投献。秀才，举人，进士，当朝官员，谁能愿意听到“投献”、“纳献”呢？
看着袁可立说话之后面色有些郁闷的群臣，王战知道，像李东阳这样的大臣们说的没错，但是王战也知道，这些大臣们少说了一半：像他们自己一样的读书人，从举人、甚至从秀才就开始，往上一直到文官大臣直至阁老，除了海瑞那样的，几乎都在接受投献，如徐阶，乃至于张居正这样的能干实事的治政能臣，都是富了自己、穷了朝廷财政，都是十万亩、二十万亩的接受投献，而且他们的总人数可比藩王多得多，危害不是不下于皇亲藩王，而是远甚于皇亲藩王。
当然，王战也知道，今天已经不需要再说文官的事情，不需要再讥刺一番，虽然他也知道文官苦苦哀嚎的极低俸禄的某些根由：
洪武大帝建立大曌不久，既赐亲王、勋臣、公侯、丞相庄田，又赐百官公田，以田地所出充抵俸禄——粮食在历朝历代都是十足十的硬通货，做为俸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受赐之“公田”载于“金册”，无需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田赋和徭役的特权。同时，为了避免优免特权的无限蔓延扩大，洪武大帝在《大诰》的法律条文中也严加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亦即自置私产应“齐民一体当差”，也就是一体当差纳粮、当差服徭役、纳粮缴田赋。
可是后来怎么样呢？由于“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诸功臣不加禁戢”，管理公田的庄头、耕种这些公田的佃户欺凌乡里，因此于洪武二十五年，洪武大帝收回了赐田，改赐田为给俸禄，“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
而由这公田与俸禄的转变也便可以看出，百官后来的微薄俸禄实为咎由自取：本来有公田出产的粮食作为实实在在地俸禄、纯纯粹粹的硬通货，并没有后来七折八折的各种折色。可这些官员照样不知足，还是要横行乡里的贪，纵容庄头佃户成为豪奴，去抢，去夺，“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诸功臣不加禁戢”。在乡里最常见的“倚势冒法”是什么？无非就是侵夺别人的田亩，把乡邻的田产都变成自己的。所以后来洪武大帝被逼无奈，不得不收回公田、废掉那些庄头佃户，改发公田为发俸禄，也就有了后来的布匹、柴碳、花椒大料等折成俸禄发放。
所以，大曌官员的折色俸禄之苦，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咎由自取——他们太贪婪了，对于乡邻太恶劣了。
洪武大帝死后，他们的贪婪再上台阶：
皇朝中叶以后，不仅再度恢复赐田制度，且愈演愈烈，“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士绅官商勾结起来，有目的的推动扩大特权，有目的的令国家法纪废弛，方便他们自己肆无忌惮，“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持，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也就是说，在实际上，大曌权贵的所有家人、奴仆、接受投献而得来的佃户和田产都被“特权”所笼罩、都享有了优免一切田赋和徭役的特权。
此正可谓优免特权不止、私加滥派不止，投献、纳献便不绝、国家税赋流失便不绝。
只不过这些都不需要今天再提起。
“两位爱卿能有此言，朕心甚慰。当初万历爷对福王叔的赐田，朝臣为何激烈的反对？说穿了，还不是土地有限。”放下泛起的一些心思，王战在群臣的郁闷中接过了徐光启和袁可立的话，继续说皇亲藩王，“大曌的土地就这么多，一代代皇亲繁衍，土地总有用尽的时候，不让他们自食其力，出来做事养活自己，拿什么赐给他们？让天下的老百姓怎么活？”
“这......圣上，可否效仿嘉靖年间，再多减少一些禄米，但不让宗室出来做事？”张瑞图出班启奏。
出于二百年来的习惯思维，大多数的大臣虽知道宗藩禄米之害，但是除了暂时的削减禄米甚至限制藩王成亲和生子以减少人口，都没什么有效的办法，且为防止藩王造反，仍然是反对让藩王脱离圈养的状态。张瑞图虽是科举高手、于书画方面更是才华横溢，但于治政之道亦不过如此。
“此等主意就不要再说了，连头痛医头都算不上，充其量是暂缓死期。”王战看着张瑞图，“朕问你，减到多少才合适？现在诸王每家差不多几千人，就算每人百亩每家也要几十万亩。土地终究有限，就算减到十万亩，随着人口繁衍，一代一代，王爷越来越多，终究有一天，把全大曌老百姓的土地都夺过来都不够赐田的，而且到不了那时候，全天下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大曌的土地就像是家里的财富，诸王子孙不事生产，指望着赐田来养活，不就是坐吃山空？让家里其他的人怎么活？那可是亿万百姓。”
张瑞图愧不能答，惭然退下。
王战又看向群臣：“这话已经说过几遍了，朕都嫌啰嗦了，你们有什么比朕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提出来，空泛的反对就不要再说了。朝政长期议而不决，实质就是坑害国事、戕害百姓。”
说完这番话，王战停顿下来，静静的看着群臣，给群臣说话的机会。群臣则默然：根本没有办法，只要不出来做事，都指望着赐田和禄米，终究是皇帝说的，坐吃山空，直到把全大曌的土地都吃进诸藩王的肚子里。皇帝把问题掰开了摊开在大家眼前，除了皇帝的办法，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唯一解决之道，只有立下明文法度，允其自食其力，允其种田、经商、教书、科举，不允其触碰军队、厂卫、缉捕之权。如此，他们养活了自己，朝廷也增加了税赋。同时，作为配套措施，将各王府的侍卫大量削减。如此，既减少了花费，又避免诸位爱卿的担心。平时言官和厂卫还可以随时监察王府的侍卫情况，此事你们可以议一议。”半晌后，王战见无人说话，决定一锤定音。
“启奏圣上，微臣赞同圣上之法。先前微臣只知危害而不知去除危害之法，实在愚钝。现听闻圣上之法，知此事再无它途。如今国库空虚，除了士子乡绅、贪官污吏瞒田隐户、偷逃税赋，实在与诸王巨量的田土不纳税赋有极大干系。即令诸王以后与圣上一样缴纳田赋，可赏赐的良田终究要从百姓手中夺取，实为不仁；令百姓衣食无着、揭竿而起，更是不智。为今之计，只有依圣上之言，天下有田者皆纳赋，且不再赐予藩王田土，允许其自食其力。”
先前还极力反对的刘宗周此时听到了皇帝说不允许藩王触碰军队、厂卫、缉捕之权，将各王府的侍卫也大量削减，言官和厂卫也随时监察，思来想去，终于想通了：没有别的办法。
话语间，刘宗周双目棱棱生光。
听了刘宗周的话，王战大感欣慰：一片苦心终于没有白费。
对于刘宗周，王战认识得很清楚：除了圣贤之道、百姓疾苦能令其心生敬畏，刘宗周此人再无所惧。如今一朝认同了自己之言，便能直承愚钝，立刻成为自己最有力的战友，对诸王的问题能直指要害，毫不避忌，直言不讳。当然，这个战友绝对是帮理不帮亲，一旦认为自己这个皇帝有不对的地方，还是会立刻当面指出。这个战友其实是跟圣贤大道、百姓疾苦一伙的，与其他任何人都不是一伙，包括自己这个皇帝。
然唯其如此，方更增珍贵。
“微臣附议。圣上令诸王子孙不得触碰军权，减少侍卫，且有言官与厂卫监察，当无变乱之忧。”紧随刘宗周，孙承宗洪钟般的声音也在大殿中响起。
自从见到了王战亲自练出的新军，孙承宗就已决定支持皇帝，振兴大曌，何况王战“大公”之议他是发自内心的认同。眼见诸王之事除了皇帝的办法便再无它途，当机立断，决定出面支持皇帝。
“微臣附议。”
“微臣附议。”
李邦华等纷纷附议赞同，黄立极等几位阁老也同样如此。
一众言官也没有跳出来，毕竟王战说了，议而不决就是害国事、害百姓，有什么好办法你们可以拿出来，空泛的反对就不要说了。而他们确实拿不出比皇帝更好的办法。
“既然再无异议，那诸王之事就这么定了。”见没什么人再反对，王战拍板定案，“朕之前也说过了，老百姓活不下去才会造反，吃得饱、穿得暖，谁会跟着造反？只有生不如死才会不怕死、才会不怕杀头去造反。所以，诸位爱卿与其担心诸王、担心宗室子弟，不如去担心老百姓能不能吃饱穿暖，把心思用到如何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上。”
群臣闻言纷纷点头。
“启奏陛下，微臣还有一言不吐不快，望乞圣上恕罪。”殿上已经变得有些祥和的氛围中，李邦华忽然肃容启奏。
“哦？爱卿但言无妨。”看着李邦华的样子，王战微有疑惑：说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这副样子？
“圣上欲立下法度解决诸王之事，实为一劳永逸之法。然，治国之道，种种法度固然重要，根本却还在于修身克己，亲贤臣、远小人，德化四方，圣上万不可以偏于法而疏于德。”李邦华郑重其事，叩首进言。
“臣附议。法度固然重要，然圣上当超然远览，以圣贤之学行尧舜之道，如此方为治国之煌煌大道。”刘宗周也随之出班叩首。
王战欣慰之时，也是殿上许多大臣面色郁闷之时：他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投献是怎么回事。
袁可立口中的“投献”，就是农夫白白献出自己的田土给“纳献”一方，而“纳献”者必定是享有优免特权、可以不纳赋税、不服徭役的特权者。
投献还分为“妄献”和“自献”两种。
“自献”，是普通百姓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士绅权贵、皇族藩王等享有优免特权的人，本身自愿成为佃户或奴仆，然后向“纳献”的权贵士绅缴纳田赋的同时，却也因权贵优免特权的笼罩而免去了向朝廷缴纳田赋正税和各种杂派加征的义务，更免去了徭役，不必再离家去服徭役。
而袁可立刚刚所说的侵占民田便是指“妄献”。
“妄献”，看称呼就知道，无妄之灾的妄——青皮地棍、流氓无赖等奸狡之徒将别人家的土地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将之奉献出去，藉此攀附权势、谋取好处，实际就是强行拿着别人的土地送礼，名为投献，实为夺人田产的犯罪；而藩王豪绅等权贵却假作不知，只当这些流氓就是真的田主，来者不拒，将献来的田土统统笑纳，令百姓遭此无妄之灾。这些流氓无赖更以权贵为“护身之符”，投身藩王权贵之家充做校尉、家人、庄头，身份陡然一变，从此“凭凌官府，苦害军民”，为祸一方。
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阳曾上疏揭露“投献”、“妄献”、“纳献”之实质，一针见血，“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辄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齿既众，地岂有遗？故凡以空闲为请者，皆欺也。朝廷虽屡颁禁令，俞允继之。投献者谪罚相仍，陈请者终于得地……若陈请者无效，则投献者自止，占籍之民庶不罹兼并侵夺之害。”
李东阳说得很清楚，立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哪有什么空闲田地？根本就是诬指老百姓的田地为荒地，“妄献”而已。
嘉靖初年，夏言也曾揭露，“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籍宠昵，奏讨无厌，接受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
所谓“奏讨”，便是皇亲藩王们想要纳献土地，仍然要履行的大曌法律程序：投献者主动提出奉献，然后纳献的藩王权贵向朝廷上奏疏，陈乞奏讨、请求批准，最后由皇帝批准赐予，这样，原来平民百姓的田地就变成了纳献者的钦赐田地。
这两封奏疏此时也在大臣们手上。没拿奏疏的也一样知道这些。但是他们并不想听到这些，他们只想说藩王赐田的事情，不想说“投献”、“纳献”。
纳献者在没有花费一文钱的情况下，居然有人主动将自己的土地送给他、使他凭空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年年收租，并且还免于向朝廷纳田赋、服徭役。试想，此等如同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纳献的权贵们享有受赐和优免的特权，怎么会发生？
从其本质上来说，若没有优免的特权，就不会有“投献”、“妄献”出现，当然也就不会有国家赋税的大量流失，根源就在“特权”二字。
自愿“投献”，自愿“纳献”，表面上两相情愿，但在“两相情愿”这块遮羞布的掩盖之下，实质是特权者对无权者的残酷剥夺：诸般特权权贵作为社会阶层的最上层，一方面，凭借权势将自己的纳税义务转嫁至普通百姓身上，如此尤嫌不足，更有高出国家正税十几倍几十倍的种种私自的杂派加征，使百姓不堪重负、贫困欲死，另一方面，又以其优免特权吸引不堪重负、贫困欲死的农夫“自愿”献出土地给自己，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同时自家的田亩也随之越来越多，且是凭空得田、白手收租、无本万利！
百年来，大臣们的一封封奏疏揭穿了藩王受献的实质就是皇亲贵族凭借受赐田地和优免赋役的特权掠夺土地，皇帝对皇亲的恩赐不停、皇亲的优免特权不灭则对藩王的“投献'便不止，赐田和优免特权是产生投献藩王的根源。
可是只有藩王才接受投献吗？当然不是，天下秀才身份以上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在接受投献。秀才，举人，进士，当朝官员，谁能愿意听到“投献”、“纳献”呢？
看着袁可立说话之后面色有些郁闷的群臣，王战知道，像李东阳这样的大臣们说的没错，但是王战也知道，这些大臣们少说了一半：像他们自己一样的读书人，从举人、甚至从秀才就开始，往上一直到文官大臣直至阁老，除了海瑞那样的，几乎都在接受投献，如徐阶，乃至于张居正这样的能干实事的治政能臣，都是富了自己、穷了朝廷财政，都是十万亩、二十万亩的接受投献，而且他们的总人数可比藩王多得多，危害不是不下于皇亲藩王，而是远甚于皇亲藩王。
当然，王战也知道，今天已经不需要再说文官的事情，不需要再讥刺一番，虽然他也知道文官苦苦哀嚎的极低俸禄的某些根由：
洪武大帝建立大曌不久，既赐亲王、勋臣、公侯、丞相庄田，又赐百官公田，以田地所出充抵俸禄——粮食在历朝历代都是十足十的硬通货，做为俸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受赐之“公田”载于“金册”，无需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田赋和徭役的特权。同时，为了避免优免特权的无限蔓延扩大，洪武大帝在《大诰》的法律条文中也严加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亦即自置私产应“齐民一体当差”，也就是一体当差纳粮、当差服徭役、纳粮缴田赋。
可是后来怎么样呢？由于“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诸功臣不加禁戢”，管理公田的庄头、耕种这些公田的佃户欺凌乡里，因此于洪武二十五年，洪武大帝收回了赐田，改赐田为给俸禄，“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
而由这公田与俸禄的转变也便可以看出，百官后来的微薄俸禄实为咎由自取：本来有公田出产的粮食作为实实在在地俸禄、纯纯粹粹的硬通货，并没有后来七折八折的各种折色。可这些官员照样不知足，还是要横行乡里的贪，纵容庄头佃户成为豪奴，去抢，去夺，“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诸功臣不加禁戢”。在乡里最常见的“倚势冒法”是什么？无非就是侵夺别人的田亩，把乡邻的田产都变成自己的。所以后来洪武大帝被逼无奈，不得不收回公田、废掉那些庄头佃户，改发公田为发俸禄，也就有了后来的布匹、柴碳、花椒大料等折成俸禄发放。
所以，大曌官员的折色俸禄之苦，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咎由自取——他们太贪婪了，对于乡邻太恶劣了。
洪武大帝死后，他们的贪婪再上台阶：
皇朝中叶以后，不仅再度恢复赐田制度，且愈演愈烈，“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士绅官商勾结起来，有目的的推动扩大特权，有目的的令国家法纪废弛，方便他们自己肆无忌惮，“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持，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也就是说，在实际上，大曌权贵的所有家人、奴仆、接受投献而得来的佃户和田产都被“特权”所笼罩、都享有了优免一切田赋和徭役的特权。
此正可谓优免特权不止、私加滥派不止，投献、纳献便不绝、国家税赋流失便不绝。
只不过这些都不需要今天再提起。
“两位爱卿能有此言，朕心甚慰。当初万历爷对福王叔的赐田，朝臣为何激烈的反对？说穿了，还不是土地有限。”放下泛起的一些心思，王战在群臣的郁闷中接过了徐光启和袁可立的话，继续说皇亲藩王，“大曌的土地就这么多，一代代皇亲繁衍，土地总有用尽的时候，不让他们自食其力，出来做事养活自己，拿什么赐给他们？让天下的老百姓怎么活？”
“这......圣上，可否效仿嘉靖年间，再多减少一些禄米，但不让宗室出来做事？”张瑞图出班启奏。
出于二百年来的习惯思维，大多数的大臣虽知道宗藩禄米之害，但是除了暂时的削减禄米甚至限制藩王成亲和生子以减少人口，都没什么有效的办法，且为防止藩王造反，仍然是反对让藩王脱离圈养的状态。张瑞图虽是科举高手、于书画方面更是才华横溢，但于治政之道亦不过如此。
“此等主意就不要再说了，连头痛医头都算不上，充其量是暂缓死期。”王战看着张瑞图，“朕问你，减到多少才合适？现在诸王每家差不多几千人，就算每人百亩每家也要几十万亩。土地终究有限，就算减到十万亩，随着人口繁衍，一代一代，王爷越来越多，终究有一天，把全大曌老百姓的土地都夺过来都不够赐田的，而且到不了那时候，全天下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大曌的土地就像是家里的财富，诸王子孙不事生产，指望着赐田来养活，不就是坐吃山空？让家里其他的人怎么活？那可是亿万百姓。”
张瑞图愧不能答，惭然退下。
王战又看向群臣：“这话已经说过几遍了，朕都嫌啰嗦了，你们有什么比朕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提出来，空泛的反对就不要再说了。朝政长期议而不决，实质就是坑害国事、戕害百姓。”
说完这番话，王战停顿下来，静静的看着群臣，给群臣说话的机会。群臣则默然：根本没有办法，只要不出来做事，都指望着赐田和禄米，终究是皇帝说的，坐吃山空，直到把全大曌的土地都吃进诸藩王的肚子里。皇帝把问题掰开了摊开在大家眼前，除了皇帝的办法，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唯一解决之道，只有立下明文法度，允其自食其力，允其种田、经商、教书、科举，不允其触碰军队、厂卫、缉捕之权。如此，他们养活了自己，朝廷也增加了税赋。同时，作为配套措施，将各王府的侍卫大量削减。如此，既减少了花费，又避免诸位爱卿的担心。平时言官和厂卫还可以随时监察王府的侍卫情况，此事你们可以议一议。”半晌后，王战见无人说话，决定一锤定音。
“启奏圣上，微臣赞同圣上之法。先前微臣只知危害而不知去除危害之法，实在愚钝。现听闻圣上之法，知此事再无它途。如今国库空虚，除了士子乡绅、贪官污吏瞒田隐户、偷逃税赋，实在与诸王巨量的田土不纳税赋有极大干系。即令诸王以后与圣上一样缴纳田赋，可赏赐的良田终究要从百姓手中夺取，实为不仁；令百姓衣食无着、揭竿而起，更是不智。为今之计，只有依圣上之言，天下有田者皆纳赋，且不再赐予藩王田土，允许其自食其力。”
先前还极力反对的刘宗周此时听到了皇帝说不允许藩王触碰军队、厂卫、缉捕之权，将各王府的侍卫也大量削减，言官和厂卫也随时监察，思来想去，终于想通了：没有别的办法。
话语间，刘宗周双目棱棱生光。
听了刘宗周的话，王战大感欣慰：一片苦心终于没有白费。
对于刘宗周，王战认识得很清楚：除了圣贤之道、百姓疾苦能令其心生敬畏，刘宗周此人再无所惧。如今一朝认同了自己之言，便能直承愚钝，立刻成为自己最有力的战友，对诸王的问题能直指要害，毫不避忌，直言不讳。当然，这个战友绝对是帮理不帮亲，一旦认为自己这个皇帝有不对的地方，还是会立刻当面指出。这个战友其实是跟圣贤大道、百姓疾苦一伙的，与其他任何人都不是一伙，包括自己这个皇帝。
然唯其如此，方更增珍贵。
“微臣附议。圣上令诸王子孙不得触碰军权，减少侍卫，且有言官与厂卫监察，当无变乱之忧。”紧随刘宗周，孙承宗洪钟般的声音也在大殿中响起。
自从见到了王战亲自练出的新军，孙承宗就已决定支持皇帝，振兴大曌，何况王战“大公”之议他是发自内心的认同。眼见诸王之事除了皇帝的办法便再无它途，当机立断，决定出面支持皇帝。
“微臣附议。”
“微臣附议。”
李邦华等纷纷附议赞同，黄立极等几位阁老也同样如此。
一众言官也没有跳出来，毕竟王战说了，议而不决就是害国事、害百姓，有什么好办法你们可以拿出来，空泛的反对就不要说了。而他们确实拿不出比皇帝更好的办法。
“既然再无异议，那诸王之事就这么定了。”见没什么人再反对，王战拍板定案，“朕之前也说过了，老百姓活不下去才会造反，吃得饱、穿得暖，谁会跟着造反？只有生不如死才会不怕死、才会不怕杀头去造反。所以，诸位爱卿与其担心诸王、担心宗室子弟，不如去担心老百姓能不能吃饱穿暖，把心思用到如何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上。”
群臣闻言纷纷点头。
“启奏陛下，微臣还有一言不吐不快，望乞圣上恕罪。”殿上已经变得有些祥和的氛围中，李邦华忽然肃容启奏。
“哦？爱卿但言无妨。”看着李邦华的样子，王战微有疑惑：说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这副样子？
“圣上欲立下法度解决诸王之事，实为一劳永逸之法。然，治国之道，种种法度固然重要，根本却还在于修身克己，亲贤臣、远小人，德化四方，圣上万不可以偏于法而疏于德。”李邦华郑重其事，叩首进言。
“臣附议。法度固然重要，然圣上当超然远览，以圣贤之学行尧舜之道，如此方为治国之煌煌大道。”刘宗周也随之出班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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