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 国蠹 3 家与国
看着李邦华等人的神态，王战微微一笑，心里明白他们的感受。
此时的士大夫，最高的追求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们期待英明的皇帝，但独断的君主无论多么英明，都不为他们所喜，至少是不能得到他们十分的喜爱。他们心中的圣君是为人宽和、礼贤下士的洪武太祖的儿子太子标，却不是太祖本身。就像后来的泰昌帝，也就是天启的父亲，虽然短命，却也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赞誉一样，要么皇帝对他们表现得礼贤下士、言听计从，要么他们必须明确感觉到自己对皇帝的“匡扶”甚至是“纠偏”、感觉到皇帝需要他们的“匡扶”和“纠偏”才能发自内心的高兴，这是他们从不曾宣之于口却绝对深藏在思想深处的潜意识。
两世为人，兼且读史，王战自然知道他们的想法。
知道，却并不打算迁就。
“这些人涉及东金，事关边塞，其族中多有子弟做官，更有子弟在军中为将，枝枝蔓蔓、盘根错节，所以朕才行此非常之举，没有事先通知任何朝中大臣，也没有先动用三法司，以免走漏风声。”王战既不计较李邦华等人的那点小心思，也不讳言，将自己的担心直白地说了出来，直指问题的核心。
“......”
李邦华闻言一愕，其余人等闻言也是一声暗叹。他们自然知道，如今的大曌商人，名义上还是四民之末，可事实上绝非如此。这些商人不仅培养族中子弟读书科举，更有那目光长远的，常常资助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多年不求回报，这样的寒门子弟一朝高中，不问可知，自然就会成为背后商家的利益代言人。
平时这些商家自然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而恶形恶状、做些横行乡里的低劣之举，然而当国朝大政与背后赞助多年的商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些被资助过的人站在哪一边是可以想象的，而这种站位在此时又是符合朴素的道义道德的：
此时的世道，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农民若想出头，单只是辛苦劳作是不行的，除了全家勤于农事，还要节俭，利用节俭攒下的钱买更多的地，多到需要雇佣佃农干活的时候就踏上了一个台阶，成为了最普通的地主，也就是城里人蔑称的土地主。成了土地主，家有余财，有心的就开始供孩子读书了，一旦科举有成，则再一次踏上一个明显的台阶，说是一步登天也不为过——从此成为了士绅之家，县太爷见到这样的人家也是要客气礼貌的。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积累，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学业和科举，而是全家几代人节衣缩食地积累、供养才能完成的事业。几代积累的同时是历经几代的人口繁衍，家自然也壮大成了家族，也因此，此时科举有成去做官的人是要照顾全家全族的——他成功的背后就是全家全族节衣缩食对他的供养——否则便要遭到唾骂，成为整个世道人心所唾弃的忘恩负义的不义之人，成为不道德的典型。
所以在此时，无论是商贾自己家的做官子弟还是被商贾资助过的举人、进士、官员，天然是要站在资助者一边的，哪怕是要为此泄露朝堂大政机密、哪怕是要做一些干涉词讼断案的枉法之举。
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大明的名人、散文家归有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曾经诉苦说“不能避难他迁，因为离开昆山则必须带着百余口族人同行”——不想帮着亲人欺凌乡里、干扰断案，想自己避开是非一个人去潇洒是不可能的，一定会臭名远扬、会被骂成不照顾亲人的忘恩负义之徒。
彼世的阿卖锐啃黑手党同样如此：资助自家人和自家地盘上某些穷人子弟读书，然后帮他们进入政界、警界或是成为律师。目的一目了然，效果也十分显著。谁都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谁都想要更高的地位和财富，有了想法自然反应到行动上，古与今、中与外、商人与歹徒，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人同此心、心同此行。
事实上，大曌此时的朝堂议事，无论定与未定，所议之事都是市井皆知，一个个官员如同大嘴巴——有许多就是为了利用民间尤其是士子的舆论来对抗皇帝，故意泄露。因此，不用说商家，就是东奴打探消息也是容易无比。
此时大臣们拿在手中的密报上也写得很清楚，这些家晋商此次被抓起来的亲属中有上百名大小官员，文武皆有，内地边关皆有，另有近百名没有亲缘关系的各色大小官吏与他们沆瀣一气，所有人皆是证据确凿。这些官员，没有哪一个是没有证据、仅仅因为是晋商的家人就抓起来的。
“微臣......明白了。”听了皇帝的话，看看那些证据，想想平时朝堂消息的走漏，皇帝又已经明确由三法司在南、北都察院和六科监察之下进行审断，李邦华和袁可立对视一眼，终于不再多说什么。
被他们说成是屈打成招主角的厂卫自然也不会发出声音，当然，他们也没有发声的资格。
此时乾清宫中的锦衣卫，除了这些新军中人，还有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锦衣卫官员也是面色如常，在李邦华说出那番话之后也没有生气的表情，这个人就是此次晋商行动的锦衣卫首领，魏忠贤的亲信，五彪之一的许显纯。
许显纯此人是武进士出身，不过武力与孙祖寿和赵率教那样货真价实的武进士是不能比的，略晓文墨，是故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也是大名鼎鼎的故孝定李太后的外甥，而孝定李太后便是神宗万历帝的生母，天启帝的太祖母。平时他可以站在皇极殿，却是没有机会站在这里的，今天这是第一次。
不知他是不是也对最近皇帝的变化有了想法，无论是行为还是表情，都内敛了许多。若是在两个月以前，李邦华这样说话，许显纯少不得抓住机会告李邦华污蔑，现在却是和手中的内操军都被派出去的魏忠贤一样，不动声色。
王战将所有人的表情都收在眼底。
对于许显纯，王战读史的时候曾有一个猜测，残忍可能是天生品性，但许显纯敢于如此残忍，很可能与他是皇亲外戚有关，因为他在彼世被审判时就曾经拿这个身份要求刑部大员给他免罪。当然，这只是“敢”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能”，能这么狠毒残暴，是天生还是后天的生活刺激，王战不得而知，也不想费心去探究。此时的“天启”王战对他是没有任何亲情的，只凭未经三法司审断就死在诏狱的那些人，此时的“天启”王战就必须要让他死——没有自己的明确旨意，就敢杀死一个又一个大臣，那怎么可以？
只不过，要死，也要在发挥完余热之后，要死得有利于民心士气。在王战的心里，大曌的国蠹，可远不止那些晋商。
王战得到的消息当然也远不止给李邦华他们看的锦衣卫和东厂审出的这些，只不过内操军传回来的密奏王战没有拿出来。
到地方上去宣讲的内操军已经传回许多密报。
多魏忠贤生祠的地方，地方官员的配合度明显高一些。虽然谁都不愿意缴纳田赋，但考虑到前程，考虑到内操军对皇帝的密报，考虑到内操军乃是九千岁的直属，这些官员还是多有交好内操军的举动。
他们不知道这新政是皇帝的主意还是九千岁的主意，远在京城之外，也不知道皇帝现在的真实面目。凭报纸和听说的一些东西来判断，他们觉得，似乎皇帝变得更爱新奇玩意了，九千岁也应该是更得宠了，这不，把太监、书生和流民都弄来当新军了，还亲自训练，自己都要当大将军了，这不就是大号的内操军？还开工坊、卖马车，卖给大臣的马车居然是一百两银子一辆。所以，地方官员十分积极的也不在少数，派出衙役召集百姓，乡间带路，衣食住行亦招待得十分周到，显然是欲通过支持皇帝的田赋与商税新政来求取进身之阶，至少在九千岁和皇帝面前留下个清晰的印象，以待将来。当然，他们不认为皇帝这件事真能成——历朝历代也没有皇帝敢这样干——他们只是想留个印象、求个进身之阶。另外，他们这些阉党更遭地方士子们鄙视憎恶了。
在内操军传回来的密报中，全是依据王战的要求写的白话，虽是长短不一，但地方情形还是如在眼前：
“百姓开始不敢置信，一再相问，后来欢声雷动，人人称颂皇上圣明.”
“奴婢宣讲的所有村庄都不愿意等县令来给立碑，都想方设法的弄来石料、请来石匠，恨不得马上就把碑立起来，他们觉得只要把碑立起来了，就再也没有贪官污吏、地主老爷敢来欺负他们了。”
“皇上圣旨中有严令，无人敢于拖延，地方士绅冷眼旁观，进展不快......”
“奴婢等在丰县发现有人窥视，且为数不少，似乎是大户人家的家丁，或是有人勾连的匪类，然奴婢等俱是着甲持弓，还有火铳，窥视之人最终未有举动......”
“有百姓禀报，有人提前来吓唬他们，不让他们相信奴婢们的宣讲。但老百姓听了奴婢们的宣讲之后，还是十分高兴，立刻去找能刻碑的大石头......”
“奴婢等在丰县南遇袭，击杀十三人，余者利用对地形之熟悉，跑掉了。奴婢不敢耽搁皇上大计，继续向前宣讲......”
“湖州百姓不愿伐桑种田......”
此时的士大夫，最高的追求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们期待英明的皇帝，但独断的君主无论多么英明，都不为他们所喜，至少是不能得到他们十分的喜爱。他们心中的圣君是为人宽和、礼贤下士的洪武太祖的儿子太子标，却不是太祖本身。就像后来的泰昌帝，也就是天启的父亲，虽然短命，却也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赞誉一样，要么皇帝对他们表现得礼贤下士、言听计从，要么他们必须明确感觉到自己对皇帝的“匡扶”甚至是“纠偏”、感觉到皇帝需要他们的“匡扶”和“纠偏”才能发自内心的高兴，这是他们从不曾宣之于口却绝对深藏在思想深处的潜意识。
两世为人，兼且读史，王战自然知道他们的想法。
知道，却并不打算迁就。
“这些人涉及东金，事关边塞，其族中多有子弟做官，更有子弟在军中为将，枝枝蔓蔓、盘根错节，所以朕才行此非常之举，没有事先通知任何朝中大臣，也没有先动用三法司，以免走漏风声。”王战既不计较李邦华等人的那点小心思，也不讳言，将自己的担心直白地说了出来，直指问题的核心。
“......”
李邦华闻言一愕，其余人等闻言也是一声暗叹。他们自然知道，如今的大曌商人，名义上还是四民之末，可事实上绝非如此。这些商人不仅培养族中子弟读书科举，更有那目光长远的，常常资助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多年不求回报，这样的寒门子弟一朝高中，不问可知，自然就会成为背后商家的利益代言人。
平时这些商家自然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而恶形恶状、做些横行乡里的低劣之举，然而当国朝大政与背后赞助多年的商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些被资助过的人站在哪一边是可以想象的，而这种站位在此时又是符合朴素的道义道德的：
此时的世道，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农民若想出头，单只是辛苦劳作是不行的，除了全家勤于农事，还要节俭，利用节俭攒下的钱买更多的地，多到需要雇佣佃农干活的时候就踏上了一个台阶，成为了最普通的地主，也就是城里人蔑称的土地主。成了土地主，家有余财，有心的就开始供孩子读书了，一旦科举有成，则再一次踏上一个明显的台阶，说是一步登天也不为过——从此成为了士绅之家，县太爷见到这样的人家也是要客气礼貌的。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积累，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学业和科举，而是全家几代人节衣缩食地积累、供养才能完成的事业。几代积累的同时是历经几代的人口繁衍，家自然也壮大成了家族，也因此，此时科举有成去做官的人是要照顾全家全族的——他成功的背后就是全家全族节衣缩食对他的供养——否则便要遭到唾骂，成为整个世道人心所唾弃的忘恩负义的不义之人，成为不道德的典型。
所以在此时，无论是商贾自己家的做官子弟还是被商贾资助过的举人、进士、官员，天然是要站在资助者一边的，哪怕是要为此泄露朝堂大政机密、哪怕是要做一些干涉词讼断案的枉法之举。
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大明的名人、散文家归有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曾经诉苦说“不能避难他迁，因为离开昆山则必须带着百余口族人同行”——不想帮着亲人欺凌乡里、干扰断案，想自己避开是非一个人去潇洒是不可能的，一定会臭名远扬、会被骂成不照顾亲人的忘恩负义之徒。
彼世的阿卖锐啃黑手党同样如此：资助自家人和自家地盘上某些穷人子弟读书，然后帮他们进入政界、警界或是成为律师。目的一目了然，效果也十分显著。谁都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谁都想要更高的地位和财富，有了想法自然反应到行动上，古与今、中与外、商人与歹徒，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人同此心、心同此行。
事实上，大曌此时的朝堂议事，无论定与未定，所议之事都是市井皆知，一个个官员如同大嘴巴——有许多就是为了利用民间尤其是士子的舆论来对抗皇帝，故意泄露。因此，不用说商家，就是东奴打探消息也是容易无比。
此时大臣们拿在手中的密报上也写得很清楚，这些家晋商此次被抓起来的亲属中有上百名大小官员，文武皆有，内地边关皆有，另有近百名没有亲缘关系的各色大小官吏与他们沆瀣一气，所有人皆是证据确凿。这些官员，没有哪一个是没有证据、仅仅因为是晋商的家人就抓起来的。
“微臣......明白了。”听了皇帝的话，看看那些证据，想想平时朝堂消息的走漏，皇帝又已经明确由三法司在南、北都察院和六科监察之下进行审断，李邦华和袁可立对视一眼，终于不再多说什么。
被他们说成是屈打成招主角的厂卫自然也不会发出声音，当然，他们也没有发声的资格。
此时乾清宫中的锦衣卫，除了这些新军中人，还有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锦衣卫官员也是面色如常，在李邦华说出那番话之后也没有生气的表情，这个人就是此次晋商行动的锦衣卫首领，魏忠贤的亲信，五彪之一的许显纯。
许显纯此人是武进士出身，不过武力与孙祖寿和赵率教那样货真价实的武进士是不能比的，略晓文墨，是故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也是大名鼎鼎的故孝定李太后的外甥，而孝定李太后便是神宗万历帝的生母，天启帝的太祖母。平时他可以站在皇极殿，却是没有机会站在这里的，今天这是第一次。
不知他是不是也对最近皇帝的变化有了想法，无论是行为还是表情，都内敛了许多。若是在两个月以前，李邦华这样说话，许显纯少不得抓住机会告李邦华污蔑，现在却是和手中的内操军都被派出去的魏忠贤一样，不动声色。
王战将所有人的表情都收在眼底。
对于许显纯，王战读史的时候曾有一个猜测，残忍可能是天生品性，但许显纯敢于如此残忍，很可能与他是皇亲外戚有关，因为他在彼世被审判时就曾经拿这个身份要求刑部大员给他免罪。当然，这只是“敢”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能”，能这么狠毒残暴，是天生还是后天的生活刺激，王战不得而知，也不想费心去探究。此时的“天启”王战对他是没有任何亲情的，只凭未经三法司审断就死在诏狱的那些人，此时的“天启”王战就必须要让他死——没有自己的明确旨意，就敢杀死一个又一个大臣，那怎么可以？
只不过，要死，也要在发挥完余热之后，要死得有利于民心士气。在王战的心里，大曌的国蠹，可远不止那些晋商。
王战得到的消息当然也远不止给李邦华他们看的锦衣卫和东厂审出的这些，只不过内操军传回来的密奏王战没有拿出来。
到地方上去宣讲的内操军已经传回许多密报。
多魏忠贤生祠的地方，地方官员的配合度明显高一些。虽然谁都不愿意缴纳田赋，但考虑到前程，考虑到内操军对皇帝的密报，考虑到内操军乃是九千岁的直属，这些官员还是多有交好内操军的举动。
他们不知道这新政是皇帝的主意还是九千岁的主意，远在京城之外，也不知道皇帝现在的真实面目。凭报纸和听说的一些东西来判断，他们觉得，似乎皇帝变得更爱新奇玩意了，九千岁也应该是更得宠了，这不，把太监、书生和流民都弄来当新军了，还亲自训练，自己都要当大将军了，这不就是大号的内操军？还开工坊、卖马车，卖给大臣的马车居然是一百两银子一辆。所以，地方官员十分积极的也不在少数，派出衙役召集百姓，乡间带路，衣食住行亦招待得十分周到，显然是欲通过支持皇帝的田赋与商税新政来求取进身之阶，至少在九千岁和皇帝面前留下个清晰的印象，以待将来。当然，他们不认为皇帝这件事真能成——历朝历代也没有皇帝敢这样干——他们只是想留个印象、求个进身之阶。另外，他们这些阉党更遭地方士子们鄙视憎恶了。
在内操军传回来的密报中，全是依据王战的要求写的白话，虽是长短不一，但地方情形还是如在眼前：
“百姓开始不敢置信，一再相问，后来欢声雷动，人人称颂皇上圣明.”
“奴婢宣讲的所有村庄都不愿意等县令来给立碑，都想方设法的弄来石料、请来石匠，恨不得马上就把碑立起来，他们觉得只要把碑立起来了，就再也没有贪官污吏、地主老爷敢来欺负他们了。”
“皇上圣旨中有严令，无人敢于拖延，地方士绅冷眼旁观，进展不快......”
“奴婢等在丰县发现有人窥视，且为数不少，似乎是大户人家的家丁，或是有人勾连的匪类，然奴婢等俱是着甲持弓，还有火铳，窥视之人最终未有举动......”
“有百姓禀报，有人提前来吓唬他们，不让他们相信奴婢们的宣讲。但老百姓听了奴婢们的宣讲之后，还是十分高兴，立刻去找能刻碑的大石头......”
“奴婢等在丰县南遇袭，击杀十三人，余者利用对地形之熟悉，跑掉了。奴婢不敢耽搁皇上大计，继续向前宣讲......”
“湖州百姓不愿伐桑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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