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三章 财政 5 险阻与措施
长桌边气氛凝重。
孙承宗已经听明白了烧饼铜钱的道理，也大致猜到了皇帝要做什么，但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做成，在他心里，这是嘉靖爷、万历爷都不曾做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太难了，难到他觉得茫无头绪。除了及时的提醒皇帝那些奸商和背后官吏的手段，他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其他的大佬同样愁绪满怀，皇帝一次次丢脸他们一清二楚。
最近的一次，万历三十九年，南直隶布政使陆长庚、佥都御史丁宾、工部侍郎史继偕等决定由官府大铸铜钱，同时贴出告示禁止私铸铜钱，禁用私钱，并加强对钱铺、当铺的稽查。结果，奸商的谣言迅速出炉，禁用私钱变成了禁用铜钱。手中没有银子的小民全靠铜钱，不让用铜钱怎么得了？于是众多百姓人心惶惶，齐集衙门，险些酿成民变。在官府的解说下，虽然百姓明白了过来，但是众多泼皮无赖还是借机打砸偷强，令普通老百姓和许多小商小贩损失不小。经此一闹，最终禁止私钱之事不了了之。
难道还要来这么一出？不过眼前的皇帝似乎又有极大不同，也许能做成？
“孙公所言甚是。另外，有宝钞在前，圣上如何能让所发的皇曌契钞被百姓相信，这信用从何而来？罢市之举不可不防，又如何防？如何防止有人偷偷的私铸铜钱、伪造契钞？此皆不可不预作筹谋。”凝重中，新任北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可立开口说话，倒并不是一味犯愁与反对，而是提醒皇帝预作筹谋。
袁可立曾主持登莱，多有协调毛文龙和朝廷以及登莱地方官府之举，深知若想成事，没有足够的筹谋、多方的协调、充分的准备是不行的，此时提出这几点皆是要害。
“确实不可不防。”桌旁阁老重臣都是深表赞同。
不过得到赞同的袁可立并未轻松，仍然眉头紧锁，因为除了这几点要害，其实他还有另外的担心：就算想到了要害，就算所有的防范措施都想好了，以大曌官场的状态，皇帝的办法再好，能落实吗？圣上的新都察架构可还没有成型啊。
这才是他最大的担心。
所有人都明白，此时大曌的商人，早已不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中的最末一等，而是大曌最大的一股势力。他们平日的衣食住行早已经逾制，却可以不受任何惩罚，他们的财力也早就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无论是通敌的晋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是闽粤的海商，对于地方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朝廷也都有各自的代言人，凡是不利于他们的大政皆无法通过，只看商税与矿税就可见一斑。
大曌的商税不过三十取一，已经是低至不能再低，就这样，大曌的商人也不愿意缴税——税监和矿监的贪婪威福只是一部分原因。若矿监税监真能让所有商人都变成穷人，大曌市面上还哪来那么多穷奢极欲的富商大贾？——实质是一文也不想交，只要一说收商税矿税，无数的朝廷大臣和士林清流便立刻铺天盖地的咒骂皇帝“贪婪”、“与民争利”，似乎只要交上税赋他们立刻就会破产，而农民缴纳多少倍的税赋都是应该。
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被这些人骂得精疲力尽。
之所以说税监和矿监的贪婪威福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参考一个县几两银子的商税和那些商人的奢靡——商业繁华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居然只有区区七两！而同一地方的那些商人哪一次吃喝玩乐不是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两银子？很明显，只有税监矿监贪婪无耻吗？事实是大曌商人及其背后的士绅百官的贪婪不但丝毫不差，而且只有更贪婪；站在前台、站在朝堂上反对收商税矿税的代言人们则只有更无耻。
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代言，而是大曌此时几乎无官不商，一百个官员，九十九个背后的家族都在经商。比较有名的晋商中，曾任内阁首辅的张四维，他的弟弟张四教就是大盐商；主持俺达封贡的王崇古，家族中也尽是大商人。张王联姻，且还与出身于陕西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陕西、山西乃至北方大部的盐粮贸易都垄断在他们几家手里。
开中法败坏之后，北方边镇的军事与民生对他们所运输售卖的商货的依赖，更是使他们拥有了极大的影响力。
此种状况百官皆知，袁可立自然也知道。
桌旁的这些大臣们对这些自然也都是心知肚明。就算原来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想做清官、真不明白，跟着“天启”之后的皇帝时间最短的也有一个月了，将皇帝所言与现实对照，也都明白了。孙承宗、刘宗周等人对“国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提法更是已经完全赞同。
此时在他们眼里，眼前的皇帝，与任何给自己修建华美宫室的皇帝都不同：天启以来，减赋役、均田赋、建工坊、治兵戈，唯二为自家做的事就是架设避雷和改造地火龙，架设避雷可以避免因雷击失火而重建宫室，地火龙生火室的扩大则让宫女太监都吃上了热饭，算上加设火墙，一共也没用多少银钱，皇上居然还和监丞、工匠们亲自做了一份预算，按照“预算公开”的说法给大家看，力行垂范。
除了孙承宗之外的阁老们，虽未必能像刘宗周一样发自内心的赞同、敬佩皇帝，但他们也是最不会反对皇帝的人，尤其不会态度激烈的反对。黄立极、施凤来、李国普，除了当初反对太监监军，他们何曾激烈反对过什么？何况是面对现在的皇帝？所以此时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提醒皇帝，而且是真心的提醒，一定要预作筹谋，不可轻举妄动。如此一来，反对的声音反倒没有了。
至于郭允厚这样的，想反对，但作为户部尚书，日日苦于国库空虚，所以也有些指望着类似宝钞一样的东西能解了户部的难处。
“诸位爱卿的提醒有道理，这就涉及方才朕说的第二项作为。”王战满意地说道。
“第二项，建立皇曌银庄，在各地建立皇曌银庄的分庄。其中第一步，皇曌银庄只收储金银，并发行与金银总量及太仓储粮总量相等的皇曌契钞；第二步，待以后铜，铁，石炭，石脂水产量明确后，加上太仓储粮，逐步按此五种物产总量酌定皇曌契钞发行量；第三步，在以上基础上，加上大曌全部粮食产量，还有丝绸与棉布的产量，酌定契钞发行量。最根本的原则，皇曌契钞发行总量永远与大曌物产总量相对应，宁可少发，绝不滥发。这个原则，要登到报纸上。”
王战将根本性的原则交代下来。这原则也是杜绝弊端最根本的办法。当然，只有这一个办法是不行的，因为还有伪造、私铸铜钱和罢市。
至于第三步，现时，苏州每年的丝绸交易大约十六万两白银，松江的棉布交易量更是高达三百万两白银，这些商人坊主完全用白银交易，他们是最不容易接受契钞的，所以王战将丝绸棉布列到了第三步，也是想暂时稳住这些东南的商人，表明没有强推纸钞掠夺民财的意思。
诸大佬们也听明白了，皇帝一点也没有用纸钞掠取民财的意思，无论是事情本身的做法还是登报公之于众，都表明了这一点。
“朕之所以将之命名为‘皇曌契钞’，就是注重契约信用之意，“契”便是契约之意，皇帝、朝廷与万民以此相约，绝不滥发，兑换永不食言，这契钞永远可在皇曌军荣商行买到平价的粮食。将来这银庄建到大曌各地，行商之人只要在一地存入银子，持契钞就可以在任意一个皇曌银庄取到银子去做生意。”
通存通兑的信用至此确立。
王战现在根本不考虑什么金融杠杆，也不考虑什么货币发行的计算公式，唯一的目的是货币政策能让老百姓一听即懂、一听即信，树立起朝廷的信用、老百姓的信心。
“皇曌契钞按两、钱、分、厘，面额暂定一厘、二厘、五厘，一分、二分、五分，一钱、二钱、五钱，一两、二两、五两、十两，百两。”
“何时将石炭、钢铁，石脂水考虑在内，以后再议，至少一年之内不做考虑。这一年的时间，就是朝廷观察学习的时间，是朝廷实践出真知的时间。”
“另外，配合银庄与太仓建立皇曌军荣商行，商行只收皇曌契钞，商行所售粮为平价粮，一两一石，绝不在青黄不接之时涨价。商行的粮食需持户籍贴和对应的粮本购买，防止奸商大量收购平价粮囤积牟利。盐、油、棉布亦按平价销售，并以厂卫查探的长年均价作为衡量。军荣商行的粮食由太仓拨付，无论何时，太仓必须保证商行的粮食充足，商行必须保证粮食供应。”
王战将一项项的细节安排展现在众人面前，众人频频点头：
商行在青黄不接之前建立、在青黄不接时平价售粮，显然是皇帝建立朝廷信誉、皇曌契钞信誉的关键。目前看来，过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节，皇曌契钞的信誉必定大涨。
“圣上，为何不与皇家宝和店等名称一脉相承而名为军荣商行？”担忧渐去之下，黄立极注意到了某些细节，有些不解地问道。
“一是保家卫国、从军光荣，所以朕想把这商行命名为皇曌军荣商行。”
“二是方才袁爱卿问如何取信于民，朕的打算是不强推，不把这契钞强推给老百姓。契钞今年只作为军饷发放给朕的新军，新军家属可持之到军荣商行平价购买粮、盐、棉布等，让朕的新军做个表率，让老百姓看看，朝廷的契钞是不是能真的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买到平价粮。”
“三来嘛......”说到这里，王战语气微顿，看了看自己的臣子们，“朕准备把所有皇店都并入军荣商行，以后就不存在宝和诸店了，皇店的供应货源都交给军荣商行，皇店原有的部分课税职能完全交还户部。朕只在军荣商行中占一成股份，其余五成一永久归于大曌百姓，由户部国库代为执掌。另外三成九暂时归户部执掌，将来有商人愿意参股，可以从这三成九中往外分。”
再一次的石破天惊。
王战将股份的意思跟大臣们这一番介绍，令诸大臣都大为惊愕：所有皇店都并入军荣商行？皇帝只要一成，剩下的赚多少都归入国库？难道......
诸重臣再次想到了“天下为公”四个字。
崔成秀和薛贞现在也终于明白了，为何当初皇帝下死令，两个月内必须完成。六月上旬，王战召见魏忠贤、将东厂和锦衣卫派去陕西暗查晋商，随之便又召见了崔成秀和薛凤祥等人，当时便给他们下了死令，在京城建一座坚固的银库，建一座商行，对太仓粮库进行改造，在两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如今这两样工程都已经完成。
银庄除了京城，暂时还有西安、太原、山海和锦州的分庄，商行同样如此，但没有宁远。崔成秀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宁远。至于府县太仓，整个九边都在检修之中。
其余人也想起了皇帝六月上旬的安排，想想修建银庄和商行的那几个边镇，也明白了，皇帝真是没想向百姓强推，那时候就打算好了令新军示范，只不过看来是在新军之后把边镇也算上了。
不过桌边的大臣们心中还是有些不解：太仓的粮食本来是收上来的税赋，是要给百官和军卒发俸禄的，如今却卖给了百官和军卒，这是什么道理？
他们想不明白。
王战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却不会说。通过新军的带头、通过新军在京城军荣商行买到平价米的生活，自然就保证了皇曌契钞的信用，而只要经过明春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皇曌契钞的信用必定还会大增。
暂时让大臣们和老百姓都想不通，让他们尤其是让老百姓逐渐把皇曌契钞的信用当成是天然的、铁打的、雷打不动的，让大曌百姓对皇曌契钞形成一种神秘感，王战觉得没什么坏处。
而王战之所以如此之急，在工期上给崔成秀和薛贞下死令，就是为了让最有组织、最有纪律性的新军尽快带个头，只要晋商那边的贵金属——金子银子拿回来，立刻就开始。
随着有田者皆纳赋、随着年赋一斗的推行，随着某些产业的建立，王战确信，将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不向百姓强推，民心自安。除了粮食和金银，其他的物产也暂时不考虑在内，连全大曌的粮食产量都要在第三步考虑，圣上此举堪称十分稳妥。”皇帝左手边的孙承宗抚须点头。
众大臣听了也是连连点头，都长出了一口气，心神大为放松。
孙承宗心中则在回想着田赋新政之时皇帝的某些决定，隐隐揣测出了些答案：圣上当初将田赋改回征收本色，又说漆胶之属可改为折色，恐怕就是为了今日契钞和商行之举。
“从此以后，金银铜铁矿皆收归户部，金银矿所得全归皇曌银庄。印制发行多少契钞，以后每年由户部根据国朝实物产量来确定。铜铁矿朝廷可以与商家合作开采，但朝廷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王战再次说出一个决定。
“有私采金银、私印契票、私铸铜钱者，满门抄斩；有敢罢市者，视同囤积居奇，满门抄斩；地方官府惩治奸商不力者，朕就派大军过去。”
“朕的新军，今年还要继续扩大。”
除了发行的根本原则，对于伪造、私铸铜钱和罢市，王战给出了最酷烈的答案。
王战始终觉得，不论做多么好的决策，都不应该忘记在其后跟上酷烈的震慑。当然，谁也不知道，皇帝说新军今年还要继续扩大，可不只是为了震慑奸商。
“圣上先前还建立新的朝廷官府体制，如今却时时以军法治国，动辄抄斩，杀伐太烈，臣......实在不能苟同。”对于皇帝猛然间抛出如此酷烈的应对方法，刘宗周有些难以接受，有些痛心疾首。
刘宗周本来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人，从来都是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如今跟皇帝相处了两个多月，更是丝毫也不担心言语上触怒皇帝——他看出来了，年轻的皇帝绝不会因为言语难听而治谁的罪，皇帝最痛恨的就只有三件事：凌法特权、贪渎、尸位素餐。
王战也确实不生气，平和的回应着这个刚直倔强的臣子:
“爱卿，乱世当用重典，膏肓之世又当用何典？眼前，新的都察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除了军法，朕......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诸位爱卿，你们想想，万历爷之时，动辄几千几万人打死税监，难道真的是那么多老百姓自发的？税监冲那些富商下手是不假，但坑害几万没油水的穷老百姓做什么？成化年间宣课司就曾上奏，‘税课不足，皆由权豪奸恶之徒挠之，其弊多端，不可胜计，乞行都察院揭榜禁之’，难道只是为了推卸责任？......嗯......”
王战没有丝毫怪罪刘宗周，说到最后也只是一声沉沉的叹息。
“膏肓之世？......”偏殿里重臣们一时无声。
孙承宗已经听明白了烧饼铜钱的道理，也大致猜到了皇帝要做什么，但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做成，在他心里，这是嘉靖爷、万历爷都不曾做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太难了，难到他觉得茫无头绪。除了及时的提醒皇帝那些奸商和背后官吏的手段，他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其他的大佬同样愁绪满怀，皇帝一次次丢脸他们一清二楚。
最近的一次，万历三十九年，南直隶布政使陆长庚、佥都御史丁宾、工部侍郎史继偕等决定由官府大铸铜钱，同时贴出告示禁止私铸铜钱，禁用私钱，并加强对钱铺、当铺的稽查。结果，奸商的谣言迅速出炉，禁用私钱变成了禁用铜钱。手中没有银子的小民全靠铜钱，不让用铜钱怎么得了？于是众多百姓人心惶惶，齐集衙门，险些酿成民变。在官府的解说下，虽然百姓明白了过来，但是众多泼皮无赖还是借机打砸偷强，令普通老百姓和许多小商小贩损失不小。经此一闹，最终禁止私钱之事不了了之。
难道还要来这么一出？不过眼前的皇帝似乎又有极大不同，也许能做成？
“孙公所言甚是。另外，有宝钞在前，圣上如何能让所发的皇曌契钞被百姓相信，这信用从何而来？罢市之举不可不防，又如何防？如何防止有人偷偷的私铸铜钱、伪造契钞？此皆不可不预作筹谋。”凝重中，新任北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可立开口说话，倒并不是一味犯愁与反对，而是提醒皇帝预作筹谋。
袁可立曾主持登莱，多有协调毛文龙和朝廷以及登莱地方官府之举，深知若想成事，没有足够的筹谋、多方的协调、充分的准备是不行的，此时提出这几点皆是要害。
“确实不可不防。”桌旁阁老重臣都是深表赞同。
不过得到赞同的袁可立并未轻松，仍然眉头紧锁，因为除了这几点要害，其实他还有另外的担心：就算想到了要害，就算所有的防范措施都想好了，以大曌官场的状态，皇帝的办法再好，能落实吗？圣上的新都察架构可还没有成型啊。
这才是他最大的担心。
所有人都明白，此时大曌的商人，早已不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中的最末一等，而是大曌最大的一股势力。他们平日的衣食住行早已经逾制，却可以不受任何惩罚，他们的财力也早就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无论是通敌的晋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是闽粤的海商，对于地方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朝廷也都有各自的代言人，凡是不利于他们的大政皆无法通过，只看商税与矿税就可见一斑。
大曌的商税不过三十取一，已经是低至不能再低，就这样，大曌的商人也不愿意缴税——税监和矿监的贪婪威福只是一部分原因。若矿监税监真能让所有商人都变成穷人，大曌市面上还哪来那么多穷奢极欲的富商大贾？——实质是一文也不想交，只要一说收商税矿税，无数的朝廷大臣和士林清流便立刻铺天盖地的咒骂皇帝“贪婪”、“与民争利”，似乎只要交上税赋他们立刻就会破产，而农民缴纳多少倍的税赋都是应该。
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被这些人骂得精疲力尽。
之所以说税监和矿监的贪婪威福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参考一个县几两银子的商税和那些商人的奢靡——商业繁华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居然只有区区七两！而同一地方的那些商人哪一次吃喝玩乐不是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两银子？很明显，只有税监矿监贪婪无耻吗？事实是大曌商人及其背后的士绅百官的贪婪不但丝毫不差，而且只有更贪婪；站在前台、站在朝堂上反对收商税矿税的代言人们则只有更无耻。
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代言，而是大曌此时几乎无官不商，一百个官员，九十九个背后的家族都在经商。比较有名的晋商中，曾任内阁首辅的张四维，他的弟弟张四教就是大盐商；主持俺达封贡的王崇古，家族中也尽是大商人。张王联姻，且还与出身于陕西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陕西、山西乃至北方大部的盐粮贸易都垄断在他们几家手里。
开中法败坏之后，北方边镇的军事与民生对他们所运输售卖的商货的依赖，更是使他们拥有了极大的影响力。
此种状况百官皆知，袁可立自然也知道。
桌旁的这些大臣们对这些自然也都是心知肚明。就算原来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想做清官、真不明白，跟着“天启”之后的皇帝时间最短的也有一个月了，将皇帝所言与现实对照，也都明白了。孙承宗、刘宗周等人对“国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提法更是已经完全赞同。
此时在他们眼里，眼前的皇帝，与任何给自己修建华美宫室的皇帝都不同：天启以来，减赋役、均田赋、建工坊、治兵戈，唯二为自家做的事就是架设避雷和改造地火龙，架设避雷可以避免因雷击失火而重建宫室，地火龙生火室的扩大则让宫女太监都吃上了热饭，算上加设火墙，一共也没用多少银钱，皇上居然还和监丞、工匠们亲自做了一份预算，按照“预算公开”的说法给大家看，力行垂范。
除了孙承宗之外的阁老们，虽未必能像刘宗周一样发自内心的赞同、敬佩皇帝，但他们也是最不会反对皇帝的人，尤其不会态度激烈的反对。黄立极、施凤来、李国普，除了当初反对太监监军，他们何曾激烈反对过什么？何况是面对现在的皇帝？所以此时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提醒皇帝，而且是真心的提醒，一定要预作筹谋，不可轻举妄动。如此一来，反对的声音反倒没有了。
至于郭允厚这样的，想反对，但作为户部尚书，日日苦于国库空虚，所以也有些指望着类似宝钞一样的东西能解了户部的难处。
“诸位爱卿的提醒有道理，这就涉及方才朕说的第二项作为。”王战满意地说道。
“第二项，建立皇曌银庄，在各地建立皇曌银庄的分庄。其中第一步，皇曌银庄只收储金银，并发行与金银总量及太仓储粮总量相等的皇曌契钞；第二步，待以后铜，铁，石炭，石脂水产量明确后，加上太仓储粮，逐步按此五种物产总量酌定皇曌契钞发行量；第三步，在以上基础上，加上大曌全部粮食产量，还有丝绸与棉布的产量，酌定契钞发行量。最根本的原则，皇曌契钞发行总量永远与大曌物产总量相对应，宁可少发，绝不滥发。这个原则，要登到报纸上。”
王战将根本性的原则交代下来。这原则也是杜绝弊端最根本的办法。当然，只有这一个办法是不行的，因为还有伪造、私铸铜钱和罢市。
至于第三步，现时，苏州每年的丝绸交易大约十六万两白银，松江的棉布交易量更是高达三百万两白银，这些商人坊主完全用白银交易，他们是最不容易接受契钞的，所以王战将丝绸棉布列到了第三步，也是想暂时稳住这些东南的商人，表明没有强推纸钞掠夺民财的意思。
诸大佬们也听明白了，皇帝一点也没有用纸钞掠取民财的意思，无论是事情本身的做法还是登报公之于众，都表明了这一点。
“朕之所以将之命名为‘皇曌契钞’，就是注重契约信用之意，“契”便是契约之意，皇帝、朝廷与万民以此相约，绝不滥发，兑换永不食言，这契钞永远可在皇曌军荣商行买到平价的粮食。将来这银庄建到大曌各地，行商之人只要在一地存入银子，持契钞就可以在任意一个皇曌银庄取到银子去做生意。”
通存通兑的信用至此确立。
王战现在根本不考虑什么金融杠杆，也不考虑什么货币发行的计算公式，唯一的目的是货币政策能让老百姓一听即懂、一听即信，树立起朝廷的信用、老百姓的信心。
“皇曌契钞按两、钱、分、厘，面额暂定一厘、二厘、五厘，一分、二分、五分，一钱、二钱、五钱，一两、二两、五两、十两，百两。”
“何时将石炭、钢铁，石脂水考虑在内，以后再议，至少一年之内不做考虑。这一年的时间，就是朝廷观察学习的时间，是朝廷实践出真知的时间。”
“另外，配合银庄与太仓建立皇曌军荣商行，商行只收皇曌契钞，商行所售粮为平价粮，一两一石，绝不在青黄不接之时涨价。商行的粮食需持户籍贴和对应的粮本购买，防止奸商大量收购平价粮囤积牟利。盐、油、棉布亦按平价销售，并以厂卫查探的长年均价作为衡量。军荣商行的粮食由太仓拨付，无论何时，太仓必须保证商行的粮食充足，商行必须保证粮食供应。”
王战将一项项的细节安排展现在众人面前，众人频频点头：
商行在青黄不接之前建立、在青黄不接时平价售粮，显然是皇帝建立朝廷信誉、皇曌契钞信誉的关键。目前看来，过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节，皇曌契钞的信誉必定大涨。
“圣上，为何不与皇家宝和店等名称一脉相承而名为军荣商行？”担忧渐去之下，黄立极注意到了某些细节，有些不解地问道。
“一是保家卫国、从军光荣，所以朕想把这商行命名为皇曌军荣商行。”
“二是方才袁爱卿问如何取信于民，朕的打算是不强推，不把这契钞强推给老百姓。契钞今年只作为军饷发放给朕的新军，新军家属可持之到军荣商行平价购买粮、盐、棉布等，让朕的新军做个表率，让老百姓看看，朝廷的契钞是不是能真的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买到平价粮。”
“三来嘛......”说到这里，王战语气微顿，看了看自己的臣子们，“朕准备把所有皇店都并入军荣商行，以后就不存在宝和诸店了，皇店的供应货源都交给军荣商行，皇店原有的部分课税职能完全交还户部。朕只在军荣商行中占一成股份，其余五成一永久归于大曌百姓，由户部国库代为执掌。另外三成九暂时归户部执掌，将来有商人愿意参股，可以从这三成九中往外分。”
再一次的石破天惊。
王战将股份的意思跟大臣们这一番介绍，令诸大臣都大为惊愕：所有皇店都并入军荣商行？皇帝只要一成，剩下的赚多少都归入国库？难道......
诸重臣再次想到了“天下为公”四个字。
崔成秀和薛贞现在也终于明白了，为何当初皇帝下死令，两个月内必须完成。六月上旬，王战召见魏忠贤、将东厂和锦衣卫派去陕西暗查晋商，随之便又召见了崔成秀和薛凤祥等人，当时便给他们下了死令，在京城建一座坚固的银库，建一座商行，对太仓粮库进行改造，在两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如今这两样工程都已经完成。
银庄除了京城，暂时还有西安、太原、山海和锦州的分庄，商行同样如此，但没有宁远。崔成秀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宁远。至于府县太仓，整个九边都在检修之中。
其余人也想起了皇帝六月上旬的安排，想想修建银庄和商行的那几个边镇，也明白了，皇帝真是没想向百姓强推，那时候就打算好了令新军示范，只不过看来是在新军之后把边镇也算上了。
不过桌边的大臣们心中还是有些不解：太仓的粮食本来是收上来的税赋，是要给百官和军卒发俸禄的，如今却卖给了百官和军卒，这是什么道理？
他们想不明白。
王战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却不会说。通过新军的带头、通过新军在京城军荣商行买到平价米的生活，自然就保证了皇曌契钞的信用，而只要经过明春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皇曌契钞的信用必定还会大增。
暂时让大臣们和老百姓都想不通，让他们尤其是让老百姓逐渐把皇曌契钞的信用当成是天然的、铁打的、雷打不动的，让大曌百姓对皇曌契钞形成一种神秘感，王战觉得没什么坏处。
而王战之所以如此之急，在工期上给崔成秀和薛贞下死令，就是为了让最有组织、最有纪律性的新军尽快带个头，只要晋商那边的贵金属——金子银子拿回来，立刻就开始。
随着有田者皆纳赋、随着年赋一斗的推行，随着某些产业的建立，王战确信，将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不向百姓强推，民心自安。除了粮食和金银，其他的物产也暂时不考虑在内，连全大曌的粮食产量都要在第三步考虑，圣上此举堪称十分稳妥。”皇帝左手边的孙承宗抚须点头。
众大臣听了也是连连点头，都长出了一口气，心神大为放松。
孙承宗心中则在回想着田赋新政之时皇帝的某些决定，隐隐揣测出了些答案：圣上当初将田赋改回征收本色，又说漆胶之属可改为折色，恐怕就是为了今日契钞和商行之举。
“从此以后，金银铜铁矿皆收归户部，金银矿所得全归皇曌银庄。印制发行多少契钞，以后每年由户部根据国朝实物产量来确定。铜铁矿朝廷可以与商家合作开采，但朝廷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王战再次说出一个决定。
“有私采金银、私印契票、私铸铜钱者，满门抄斩；有敢罢市者，视同囤积居奇，满门抄斩；地方官府惩治奸商不力者，朕就派大军过去。”
“朕的新军，今年还要继续扩大。”
除了发行的根本原则，对于伪造、私铸铜钱和罢市，王战给出了最酷烈的答案。
王战始终觉得，不论做多么好的决策，都不应该忘记在其后跟上酷烈的震慑。当然，谁也不知道，皇帝说新军今年还要继续扩大，可不只是为了震慑奸商。
“圣上先前还建立新的朝廷官府体制，如今却时时以军法治国，动辄抄斩，杀伐太烈，臣......实在不能苟同。”对于皇帝猛然间抛出如此酷烈的应对方法，刘宗周有些难以接受，有些痛心疾首。
刘宗周本来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人，从来都是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如今跟皇帝相处了两个多月，更是丝毫也不担心言语上触怒皇帝——他看出来了，年轻的皇帝绝不会因为言语难听而治谁的罪，皇帝最痛恨的就只有三件事：凌法特权、贪渎、尸位素餐。
王战也确实不生气，平和的回应着这个刚直倔强的臣子:
“爱卿，乱世当用重典，膏肓之世又当用何典？眼前，新的都察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除了军法，朕......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诸位爱卿，你们想想，万历爷之时，动辄几千几万人打死税监，难道真的是那么多老百姓自发的？税监冲那些富商下手是不假，但坑害几万没油水的穷老百姓做什么？成化年间宣课司就曾上奏，‘税课不足，皆由权豪奸恶之徒挠之，其弊多端，不可胜计，乞行都察院揭榜禁之’，难道只是为了推卸责任？......嗯......”
王战没有丝毫怪罪刘宗周，说到最后也只是一声沉沉的叹息。
“膏肓之世？......”偏殿里重臣们一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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