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安史之乱后、建中削藩及幽州镇发展概况
（可跳过不看，相关背景会在正文慢慢提及，只是大概了解即可）
公元763年，接近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安禄山、史思明相继暴毙，部将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的相继投降而结束。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人口锐减，国力大为衰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除开元年间设立的十节度使外，唐王朝在内地相继设立节度使，且使之与行政督察权相结合，兼任本道的观察使及安抚、支度、营田、招讨、经略等使，总掌管内诸州的军事、行政与财政支配权，其辖区事实上成了中央与州之间的一级行政实体，称为藩镇。
节度使也就成了地方高级军政长官。
唐代宗李豫采取“以藩制藩”的政策，不断姑息藩镇做大，此举非但不能解决藩镇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德宗李适以后，藩镇更是多达五十余个。
在此后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中，渐渐形成藩镇割据态势，直至北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走上另一个极端，以文制武，持续打压武将，才最终得以解决藩镇问题。
唐王朝设立的藩镇大抵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称之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
所谓河朔割据型就是如同河朔三镇一般，军事财政人事独立于唐王朝之外，不听管制。
所谓中原防遏型就是在中原腹地为防范河朔藩镇而设置的小藩镇，独立性较弱，基本受唐王朝统治。
所谓边疆御边型是指幽州镇外的西北、西南边境的所有方镇，这些藩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需要朝廷财政支持，不独立。
所谓东南财源型是指长江流域及以南的藩镇，大都不设节度使，设置较少的军队，主要是为唐王朝提供财政赋税，受唐王朝的控制。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为了笼络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先后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这些原隶属于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将，虽然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统治，自己选任将领、官员，自行收取赋税，各自手握强兵数万，税赋不上供。
叛将统治区域俨然成为基本独立的地域，在政治、军事、财政、行政上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隶属关系，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同时朝廷无力过问，只能采取姑息政策。
由于这三镇都在唐朝的河北道，所以被称为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
安史之乱后二十年内，藩镇之间连年争斗，相互征伐，越发狂妄，屡次挑衅唐王朝统治权威。
大历三年（768年），李怀仙的部下，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军副使朱泚、朱泚之弟朱滔共同杀害李怀仙及其全家，朱希彩自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因肆虐残暴而被部下杀死。当时，朱泚驻扎在城北，其弟朱滔统帅牙兵，三军共同推举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并遣使呈报朝廷。
此前，河朔三镇虽然归顺朝廷，各节度使却从不入朝觐见，朱泚率先上表，要求入朝。
唐代宗李豫大喜，命人修建住宅，在长安等待朱泚。
朱泚入朝后，其弟朱滔统摄幽州军务，却着手削除朱泚在幽州的影响力。
自知被兄弟出卖，已经失掉兵权，朱泚害怕返还幽州被杀，于是自请留在京师。
田悦原先是魏博中军兵马使，骁勇善战，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侄，田承嗣死后继任魏博节度使。
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
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
德宗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
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
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马总计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
淄青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被朝廷击败后，仍由李纳接任平卢淄青节度使。
成德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王武俊被任命为新的成德节度使。
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所击败，被部将所杀。
只有魏博镇田悦负隅顽抗。
唐朝取得了第一阶段战役的基本胜利。
但是，德宗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的策略，获取初期胜利后，分配不均，导致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
结果，形势发生逆转。
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
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洛阳告急。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德宗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镇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之变”。
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
泾原兵马拥立之前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为帅，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
朱泚进而围攻奉天，削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
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
除了朱泚之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
从此，德宗李适开始调整对藩镇用兵的政策。
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纷纷上表谢罪。
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
一直到七月，德宗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得以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德宗李适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其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转瞬即逝。
自此，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当然削藩之战，朝廷也有一定的收获，为宪宗元和年间平定藩镇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时河北道分割为六节度所属，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割据，义武、横海、昭义三镇归属于朝廷。
卢龙节度使朱滔，统幽州、营州、平州、蓟州、妫州、檀州、莫州、涿州、瀛州。
义武军节度使张孝忠，统易州、定州。
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统恒州、赵州、深州、冀州、德州、棣州。
横海节度使程日华，统沧州、景州两州。
魏博节度使田悦，统魏州、博州、相州、卫州、贝州、澶州。
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统泽州、潞州、邢州、洺州、磁州。
贞元元年（785年）。
六月，朱滔去世，三军共同推举幽州留后刘怦暂时主持事务。
七月，朝廷授任刘怦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使。
九月，刘怦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刘怦长子刘济继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贞元八年（792年）。
三月，刘济命长子刘琨为卢龙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幽州卢龙留后。
十一月，瀛州刺史刘澭（刘济异母弟）对于刘济改变之前承诺的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感到强烈不满，遂举兵反叛，刘济与刘澭战于瀛州，刘澭兵败，携军逃往长安。
贞元十六年（800年）。
七月，涿州刺史刘源（刘济三弟）不听从刘济的命令，刘济率兵战于涿州，刘源兵败被擒，押送长安。
公元763年，接近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安禄山、史思明相继暴毙，部将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的相继投降而结束。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人口锐减，国力大为衰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除开元年间设立的十节度使外，唐王朝在内地相继设立节度使，且使之与行政督察权相结合，兼任本道的观察使及安抚、支度、营田、招讨、经略等使，总掌管内诸州的军事、行政与财政支配权，其辖区事实上成了中央与州之间的一级行政实体，称为藩镇。
节度使也就成了地方高级军政长官。
唐代宗李豫采取“以藩制藩”的政策，不断姑息藩镇做大，此举非但不能解决藩镇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德宗李适以后，藩镇更是多达五十余个。
在此后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中，渐渐形成藩镇割据态势，直至北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走上另一个极端，以文制武，持续打压武将，才最终得以解决藩镇问题。
唐王朝设立的藩镇大抵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称之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
所谓河朔割据型就是如同河朔三镇一般，军事财政人事独立于唐王朝之外，不听管制。
所谓中原防遏型就是在中原腹地为防范河朔藩镇而设置的小藩镇，独立性较弱，基本受唐王朝统治。
所谓边疆御边型是指幽州镇外的西北、西南边境的所有方镇，这些藩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需要朝廷财政支持，不独立。
所谓东南财源型是指长江流域及以南的藩镇，大都不设节度使，设置较少的军队，主要是为唐王朝提供财政赋税，受唐王朝的控制。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为了笼络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先后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这些原隶属于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将，虽然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统治，自己选任将领、官员，自行收取赋税，各自手握强兵数万，税赋不上供。
叛将统治区域俨然成为基本独立的地域，在政治、军事、财政、行政上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隶属关系，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同时朝廷无力过问，只能采取姑息政策。
由于这三镇都在唐朝的河北道，所以被称为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
安史之乱后二十年内，藩镇之间连年争斗，相互征伐，越发狂妄，屡次挑衅唐王朝统治权威。
大历三年（768年），李怀仙的部下，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军副使朱泚、朱泚之弟朱滔共同杀害李怀仙及其全家，朱希彩自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因肆虐残暴而被部下杀死。当时，朱泚驻扎在城北，其弟朱滔统帅牙兵，三军共同推举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并遣使呈报朝廷。
此前，河朔三镇虽然归顺朝廷，各节度使却从不入朝觐见，朱泚率先上表，要求入朝。
唐代宗李豫大喜，命人修建住宅，在长安等待朱泚。
朱泚入朝后，其弟朱滔统摄幽州军务，却着手削除朱泚在幽州的影响力。
自知被兄弟出卖，已经失掉兵权，朱泚害怕返还幽州被杀，于是自请留在京师。
田悦原先是魏博中军兵马使，骁勇善战，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侄，田承嗣死后继任魏博节度使。
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
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
德宗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
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
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马总计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
淄青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被朝廷击败后，仍由李纳接任平卢淄青节度使。
成德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王武俊被任命为新的成德节度使。
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所击败，被部将所杀。
只有魏博镇田悦负隅顽抗。
唐朝取得了第一阶段战役的基本胜利。
但是，德宗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的策略，获取初期胜利后，分配不均，导致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
结果，形势发生逆转。
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
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洛阳告急。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德宗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镇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之变”。
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
泾原兵马拥立之前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为帅，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
朱泚进而围攻奉天，削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
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
除了朱泚之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
从此，德宗李适开始调整对藩镇用兵的政策。
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纷纷上表谢罪。
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
一直到七月，德宗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得以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德宗李适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其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转瞬即逝。
自此，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当然削藩之战，朝廷也有一定的收获，为宪宗元和年间平定藩镇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时河北道分割为六节度所属，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割据，义武、横海、昭义三镇归属于朝廷。
卢龙节度使朱滔，统幽州、营州、平州、蓟州、妫州、檀州、莫州、涿州、瀛州。
义武军节度使张孝忠，统易州、定州。
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统恒州、赵州、深州、冀州、德州、棣州。
横海节度使程日华，统沧州、景州两州。
魏博节度使田悦，统魏州、博州、相州、卫州、贝州、澶州。
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统泽州、潞州、邢州、洺州、磁州。
贞元元年（785年）。
六月，朱滔去世，三军共同推举幽州留后刘怦暂时主持事务。
七月，朝廷授任刘怦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使。
九月，刘怦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刘怦长子刘济继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贞元八年（792年）。
三月，刘济命长子刘琨为卢龙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幽州卢龙留后。
十一月，瀛州刺史刘澭（刘济异母弟）对于刘济改变之前承诺的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感到强烈不满，遂举兵反叛，刘济与刘澭战于瀛州，刘澭兵败，携军逃往长安。
贞元十六年（800年）。
七月，涿州刺史刘源（刘济三弟）不听从刘济的命令，刘济率兵战于涿州，刘源兵败被擒，押送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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