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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辽饷(四)

    荣淳到大同府当了差,知府知道这是王元童的关系,自然不敢怠慢,把荣淳安排在身旁,负责府衙往来公文的呈递、转办。荣淳新进衙门,对差事格外上心,处处留心观察,从不多言多语。他自知级别低、资历浅,对每个官员特别是知府百依百顺,加上善于察言观色,头脑灵活,手脚勤快,很快就得到了知府的赏识和信赖。

    见荣淳这般谦恭有礼、聪敏好学,读书人出身的知府又有了好为人师的冲动,经常跟荣淳讲为官的经验,谈人生的智慧。再熟识一些,知府常向他吐露心扉,诉说无法实现的政治抱负,把他看成官场的一股清流,寄予厚望。荣淳则干脆以老师称呼知府,无论知府什么时候讲,讲什么,讲多久,他总是认真安静地听,一副饶有兴致、虚怀若谷的样子。一个人愿意听,一个人愿意说,两人经常一谈就是半夜,关系非常紧密。

    冬天终于过去,桃花、杏花、榆叶梅、海棠、丁香……次第花开,一派春景。一切看起来都已经翻了篇。

    深夜,刚刚回房躺下的荣淳,又被知府喊去,一切似乎与往常一样,无非是继续谈天说地地闲聊一番,荣淳早已见怪不怪。可见了面,他才意识到,这次与往常不一样。知府眼神飘忽,紧张的神情中带有一丝恐惧。他知道,肯定发生了大事。

    知府把一叠银票和一封信递到荣淳手上。“这些东西,你拿好。这是银票,两千两,老家的地址在信封上,就这个地方,我写下来了,老院是一圈灰砖房,南边是一片谷场,西南是一个水塘,东北有一片林子。我……不论我怎么样,一定要亲手转交给我的老母亲,你一定要想办法,这个事拜托给你了。”此刻,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甚至有些语无伦次。

    “老师,发生了什么事?”荣淳急切地问。

    “记住了吗?”知府盯着荣淳的眼睛,“一定要交到这个地方,交到我老母亲的手上。”

    “好的,我记住了。”荣淳点点头。

    把事情托付掉了,知府不安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他一声哀叹,“我是将死之人了,我能信得过的,也只有你了。”

    “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跟我说说。”荣淳眼泪下来了。

    “好吧,也只有你能陪我说说话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恐怕以后想说也没有机会了。”知府情绪极为低落,“官银失窃的案子你知道吧。哦,你当时还没来,不过肯定也听说了。我当时就觉得事有蹊跷,果不其然,一念之差而悔之晚矣。”

    “老师,我越听越糊涂了。您坐下说,学生当竭力给您分忧。”荣淳把知府扶到椅子边坐下。

    知府一脸愁苦,“当时认为是何家三兄弟偷了官银,现在好了,根本不是何家三兄弟干的,真正的犯人在太原府落网了。”

    “那是怎么发现的?”

    “犯人还不是因为官银的事被扯出来的。犯人在赌场上做手脚,被人发现,送去官府。太原府在审问时意外发现那人竟然是官银失窃案的案犯。”知府一脸悔恨,长叹了一口气,“天意,都是天意,躲不掉的。”

    “那人真是该死,犯了那么大的事,还敢去赌博。”荣淳恨得骂起来,“老师,这事目前什么情况了?”

    “太原府把案情透漏给了山西的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把情况报给了督察院,督察院揪着这事不放,派了右副都御史调查此事。”知府声音颤抖,眼里满是惶恐。他摇着头,又重重地叹了口气,“唉!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啊。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

    “大人,可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是我带人到何家查抄了失窃的官银,抓了何家三兄弟。最主要的,我是这个案子的主审,是我亲手把何家兄弟送上刑场,我难逃干系。”

    “何家兄弟最后不是招认了嘛。”

    “那是打出来的。现在看来,何家兄弟不是嘴硬,是压根儿没沾官银的事。”

    “大人当时就没发现什么疑点?”

    知府一下子站起来,“怎么会没发现?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疑点重重。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王元童强令我带人查抄何家。没有这么破案的啊,我当时就感觉奇怪。这是第一个疑点。我曾问王元童怎样审理此案,但王元童只字不提案情,只谈从严从快惩处,话虽然讲得滴水不漏,但话里却有明显的授意。这是第二个疑点。何家三兄弟对于家里有官银的事一无所知,这种一无所知是装不出来的,在大堂上的辩白更是有理有据,三兄弟至死都在喊冤。这是第三个疑点。”

    “既然疑点重重,为什么当时没有再调查一下?”

    “调查一下?”知府苦笑了两声,“我何尝不想慎重一些,把事情调查清楚。但此案影响极大,朝廷上下关注,王元童和巡抚大人破案心切,常常催促,我头上的压力多大。我也是来不及细想,只想着早点破案,有个交代。王元童处处暗示,始终左右着我,我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被他牵着走,由不得我半点。”停顿了片刻,他眼神呆滞,放低了声音,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过,说是无可避免,其实,我有责任,我有私心。”

    “老师何必自责,您也是身不由己。”

    “不,我有私心,我有责任。现在,朝廷上下,京内京外,官员大多分属东林党和浙党。两党政见不同,各执一词,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每个人都难以置身其外,独善其身。万历四十二年,叶阁老请辞回乡,方阁老担任内阁首辅,东林党从此势弱。万历四十四年京察,东林党被打压,东林党人都被赶出京城了。在浙党看来,我是东林党人,因此,我是处处受排挤,有志难伸展。这个案子确实存在诸多疑点,有栽赃陷害的嫌疑,我能看出里面的蹊跷,但我没有去查清实情,而是顺着王元童的意思,草草审结了案子,我这么做,就是想靠向浙党,求个自保。但现在看来,你染了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想改,没有机会的。我是投身于党争,而又受害于党争。”

    “这个案子是王元童大人督办的,要不要找他商量一下?”

    “商量?人家高高在上,哪会跟我商量。虽说案子是他督办的,虽然这么断也得到了他的首肯,但事已至此,王元童是不会认账的,他要逃脱冤案罪责,肯定会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他自己顶多承担一个操之过切、察之不严之过。那就是一个王八蛋。”知府越说越气,“不过,就是鱼死,我也要来个网破。他不保我,我就拉着他一起死。”

    “没有回旋的余地吗?”

    “叶阁老若是还在台上,我这点事算什么。叶阁老不在台上,就是没事,浙党也能给我整出事来。东林党的背后是太子,浙党的背后是福王,浙党是想借着这个事情,扳倒太子。无论督察院怎么调查,不论案子本身情况如何,不管我有多少情有可原之处,我都必须死,因为这根本不是案子,这是党争,将来你会明白的。”

    “大人,您不能等死,咱们再想想办法。”

    知府沉默了片刻,仿佛思忖着什么,突然,他眼神一亮,猛地抬起头来,“叶阁老,对,我可以找叶阁老。你说得对,我不能等死。叶阁老虽然请辞在家,但依然深受皇上尊重。他曾多次搭救本党官员,与我也有些交情,只要他肯救我,我就有希望。”

    荣淳看上去比知府还激动,“我就说嘛,会有办法的。”

    “我这就给叶阁老写信,你等我。”知府一改颓样,几步跨到书案前。他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终于写完了。仔细读了几遍,确认无误后,他小心地叠好,用信封封好。

    知府将信交到荣淳手上,然后紧紧握住荣淳的手,“别人我都信不过,你我算是忘年之交,我将身家性命托付给你了。你是新来的,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牵扯,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你最合适。信封上有地址,你一定要把信亲手交给叶阁老,请他救我。你回去收拾一下,换身便衣,化个名,明天一早就出城。”

    “老师请放心,我一定尽心去办,不负所托。”荣淳接过信,回去了。

    拿着知府的亲笔信,荣淳又深深地陷入内心的斗争之中。他清楚,这一去,就是跟东林党人绑在了一起,就要跟着他们一起遭受打压,这是他能看到却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可是,知府对他有知遇之恩,面对这身家性命之托,每当心里泛起畏惧和退缩的念头,他都感到良心的煎熬。两种选择在他心中撕扯着、扭打着,仿佛要将他撕成两半。其实,他的内心早已有了答案,他现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击败良心的困扰。“良心就是毒药,是痛苦之源,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最要不得的东西。”荣淳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

    夜色渐渐淡了,东方的天空泛起一丝白色,只待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内心的战斗结束了,荣淳用力扼死了自己的良心,将它抛入无边的深渊。此刻,他的心里已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烦扰,一切都不再复杂,一切都豁然开朗,从此,他再也不会心痛了。

    荣淳出了城,直奔京城而去,将信亲手交给了王元童,将情况向王元童和盘托出,还把知府给他的两千两银票献上。

    一切都如预想的那样,知府在信中与叶阁老攀絮情谊的内容被截取出来,很快送到了刑部和督察院,赋闲在家的叶阁老平白无故又被人弹劾,言辞极尽想像歪曲之能事。叶阁老毕竟深受皇帝敬重,并且,他既未收到信,也未回信,弹劾的事最终不了了之。

    荣淳没再回去,直接留在了京城,被王元童安排进了兵部衙门。知府在眼巴巴的等待中渐渐失去了信心,他已经彻底沦为砧板上的鱼肉。他越是辩说,越是被说成不思悔改、意图狡辩。可怜他到了这一步,依然没看清那个在他后背插了把刀子的人。

    因党争卷起的此案以及因此案卷起的党争,看起来到此已经平息,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