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低标准的日子

    这时家中的钱不宽裕，粮食的数量也紧张了，不够吃的。当时在饭馆吃饭还不要粮票，所以有时我们到饭馆去吃一次。离我们最近的饭馆就是原来赵二爷的火烧铺。公私合营后赵二爷还一直在这儿工作。那时一到饭点时，饭馆里就坐满了人，大都是孩子，饭馆做的都是份儿饭，要么是烩饼，要么是盖浇饭。

    在火烧铺里赵二爷一边拿着大皮苍蝇拍子打苍蝇，一边乐呵呵的安慰着坐得满屋子的叽叽喳喳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别着急别着急，快了快了。

    “您老说快了，快了，怎么还不得呀？”

    “说话就得了。”

    远一点的是红庙、关东店，还有农业展览馆。一次我和我哥去农业展览馆饭馆吃饭，一个普通的盖浇饭，外加两个一两一个的小馒头，一份是七毛四分钱，我兄弟两个分着吃，那馒头还是酸的。拢共就四两的东西，两个人分着吃，其实根本就没吃饱。

    在放羊的时候，有时下午就是先到饭馆吃了饭再去放羊，开学后有的下午没什么重要课，也去吃饭了，第二天老师问:“昨天下午早走干嘛去了？”“吃饭去了。”老师也不说什么了。有时早上老师还主动说：“昨天下午又吃饭去了。”“嗯。”其实这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四十多岁特严肃的男老师，基本上没见他笑过，训起我们来俏皮话一套一套的。如批评我们不守纪律时：“大雁成行飞，你们是家雀儿乱飞。”批评一位不听管教顶嘴的女同学说：“你是腰里掖着一冲牌，逮谁跟谁来。”

    但是对我们的学习抓得特紧，因为是高年级了，我们也怕落（la）下，老师也特别负责任，大热天中午，老师很早就来到教室，拿一把学生坐的小椅子坐在黑板前面。批改我们的习题作业。虽然老师是大人个儿高，但是坐在小椅子上还是比我们站着矮一些，男男女女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围着老师，老师如同坐在井里。看着老师汗流浃背的认真批改作业，很令人敬佩。

    一次正批改着作业，李老师停了笔，仰起了脸，皱起了眉，愤愤的说了一句：“你说你要是在社会上，人家能不骂你吗？”我正觉得莫名其糊涂时，一股恶臭飘了上来，围着的同学也都捂着鼻子四散开去，原来不知谁放了个蔫儿屁，老师坐在井里边最先被炸着了。

    粮食不够吃，吃饭馆又费钱，当时的棒子面是一毛一斤，大米是一毛四分八一斤，白面是一毛八分四一斤，而饭馆的二两一个的馒头是五分，那么一斤就是两毛五分钱。粮不够钱又紧，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不能不给饱吃，可见做父母的艰难了，所以有空就去倒白薯，到东坝那边的农场豆地里去捏豆子。

    星期天我爸和我二大爷带着我们四个孩子骑车奔东下去了。车不够，我就坐在我二哥崇禄的自行车大梁上，等到了地方一下车，硌得我这两条腿都走不了道了，活动了好一阵子才能干活。骑车就是方便，这一天转了好几块白薯地，总算倒了些小白薯。

    捏豆子的活儿大人小孩都能干，所以我妈带着我们一块儿去，坐350路汽车到东坝，然后再往东走几里地，那边农场的地是机器收的，收不干净，所以能捡到豆子。捏豆子有时挺奇怪，开始时从这块地找到那块地，低着头也看不见什么豆子，找来找去也没捡到什么豆子，可后来碰到有豆子的地，蹲在地上往前走都没工夫抬头，越捡越舍不得走，天都黑下来了，顺手摸也能捏着几粒儿。

    就这样倒白薯、捡豆、再弄点菜，总算把肚子对付过去了。直到生产队办了食堂，吃食堂了粮食数量的问题才暂时得到了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