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告别
告别许多军人的命运转折是从这一刻开始的，1985年历史中最大的一次裁军开始了。被后人称为“百万大裁军”。在这次裁军中，江歌李满全也没能幸免。
他们所在的师连同番号一起被撤销了，他们面临转业和全军一百万人将离开部队的局面。
李满全和江歌都是全师最年轻的连职干部，他们有千万条理由奔着未来而去，此时，随着一纸命令，他们的梦想也就此夭折了。
江副军长没有再一次帮助他们，自己也被宣布提前两年退休了。
转业后的江歌和李满全的户口落在了张老师的户口本上。江副军长因为是军人，他不是户主。张老师的户口在省城，两人名正言顺地来到了省城。
因为江歌是师宣传队的队长，有专业，她很快联系到了省里的文化馆。文化馆是事业编制，她以连职干部的身份到文化馆报到了。
李满全的工作却受到了波折，地方一下子接收这么多转业干部还是第一次，消化这么多干部就遇到了困难。江副军长有些战友在地方工作，他不停地打电话求战友帮忙，安顿李满全。那会儿的李满全心灰意冷，好不容易在部队干到连职干部，没想到这么快就转业了。好在他的户口进了省城。江副军长也退休了，他最大的靠山倒下了。
终于在江副军长老战友的帮助下，他被安置到了省林业厅，报到几天后，他又被林业厅分配到了林场。林场又把他分配到了采伐站，他任站长。林场在省会的郊区，采伐站在山里。
采伐站有几十名工人，李满全成了采伐工人的队长。在山沟里，有一排房子，房子的尽头是一间办公室，办公室一桌一椅，桌子上有一部电话，扔着几张过期的《人民日报》，这就是李满全的办公室了。
采伐站在春夏秋这三个季节里，没有采伐的任务，工人上班就是点个卯，聚在一起打扑克喝酒。
工人们无事可做，李满全自然也无事可做，他就在办公室里看过期的报纸。所有的报纸和信件得他去场部开会才能带回站里来。场部什么时候开会并不好说，要等场部通知。他最爱看的就是《人民日报》的军事版。报纸上说：百万裁军是又一场战役。还说：军人要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有一篇文章，是裁军的一个干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信中说：自己任团职干部五年了，已经快五十了，响应裁军的号召，脱下军装回了地方，回到家乡的街道工作，从不适应到适应，终于找到了新岗位的乐趣。
他把报纸扔在一旁，点了支烟，自己还不到三十岁，来到了大山里。只有周末才能回到城里。
江歌住在江副军长家里，他们刚来省城，还没有自己的家，只能暂时住在江副军长家里。退休后的江副军长，人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没事可干的江副军长，每天起床，先在院里散步，不时有上班的首长在他身边路过。那些首长提着公文包，穿着军装，皮鞋擦得油亮，铿锵地和他打着招呼：老江，散步哇。他背着手：退休了，不散步还能干啥。首长们就笑一笑，从他身边走过去。以前他会称这些在职人的职务，这个首长，那个政委的。现在他退休了，就省去了那些称呼。见到比自己年龄小的，就称小，比自己年龄大的称呼老。他不停地小胡、老张地叫。
江副军长的隔壁住着张军长，张军长退休有几年了，老张在这之前到他家坐过，长长短短地聊过几次天。那会儿他忙，没时间多搭理老张，现在他退了，和老张军长一样了，两人就经常聚在一起下象棋。下几局，累了，便喝茶聊天。一聊就聊到年轻那会儿，老张军长和江副军长之前不在一个部队，一个三野出身，一个是四野的。两人就聊那些各自参加过的战役，他说他打的那场战役惨烈，另个说，自己参加的战斗悲壮。呼来吵去的心里就不痛快，也不打招呼，背着手走了。另一个拿棋子出气，把棋子摔在棋盘上啪啪响。
周六晚上，李满全从采伐站回到家，平时没事，他在山里采了些野菜，蘑菇蕨菜之类的，带到家里，交给张老师。江歌就在城里上班，每天都能按时到家。她现在是文化馆办公室副主任，在她前面还有两个副主任，她是第三号副主任。每天上班，也没什么事可做，文化馆的工作是基础群众的文化工作。平时设了几个培训班，教老人下棋跳舞，还有画画书法，也有一些少年舞蹈培训班。每一期报名完成后，就没什么事可做了。许多人就在办公室里做毛线活，江歌学会了毛线活，买了许多毛线给父母织毛衣，已经完成一件了，江副军长试过了，放到柜子里等秋天穿。毛衣织累了，她就会站到窗前唱歌，唱《红梅赞》也唱《沂蒙颂》……每次听到江歌站在窗前唱歌，张老师就叹气冲江副军长道：小歌的歌唱得这么好听，真是埋没她了。
江副军长望着天棚叹气，虎落平阳的样子。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李满全总会陪江副军长喝几杯酒。江副军长不知怎么了，一喝酒话就多，说自己当团长当师长那会儿，壮志未酬的样子。李满全也感慨，说自己是全师最年轻的连长，要是不裁军，说不定他现在就是副营职干部了。
张老师插话就问他采伐站都干什么工作，他顿一下道：妈，我们采伐站挺好的，现在没有采伐任务，平时学习，组织人去采点野菜啥的。妈，蘑菇好吃吧，新鲜，昨天工人采的。
张老师为一家人操心，江副军长退了，江歌和他又都转业了。习惯了军人的她，也有些不适应。就说，自己嫁给江副军长时，江副军长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那会儿她就冲着江副军长是军人才嫁给的他。这么多年了，他一直穿着军装，从营长一直到副军长，现在军装不穿了，她没抓没挠的。又看眼江歌和他道：你们这么年轻也转业了，我咋就觉得不踏实呢。
江歌安慰道：有啥不踏实的，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
张老师叹口气望着李满全：满全，你这一周才回来一次，家里好多事都不能照顾。
江副军长退休，公务员兼炊事员也调走了。没那个待遇了，家务活就落到了张老师一人身上。
他马上应道：妈，虽然我一周回来一次，活都给我留着，我回来干。
张老师只能无助地叹气。
周日的时候，李满全把楼上楼下的卫生都打扫了一遍，又把全家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洗了，晾在小院里。晚上，把每件衣服叠好，江副军长和张老师的送到他们房间，自己和江歌的，他放到自己的房间柜子里。并交待江歌，放衣服的出处。江歌一边织毛衣，一边应了。
周一大早，他第一个离开家门，先是坐公共汽车来到林场的班车点，再换坐班车到林场。到林场后，他还要骑自行车，沿着山路来到采伐站。其他上班的工人，也大抵如此。有几个外地在这工作的工人，住在采伐站，只有过年过节，或者休年假才会离开。
日子不好不坏，稀松平常地过着。
有一个周末他回家，江歌把一张医院的化验单放在了他的眼前，他没看懂，问江歌：这是什么意思？
江歌说：我怀孕了。
他“哦”了一声，又认真地把化验单看了。
江歌怀孕了，这是一家的大事。张老师把他叫到楼下客厅，两人坐在沙发上谈了一次。张老师是过来人，教他女人怀孕的注意事项。他怕自己记不住，还拿着小本把张老师列出的重点一一记下了。
想着自己就要当父亲了，心里还是激起几层涟漪，想自己的孩子一下子就出生在省城，他为孩子感到骄傲。他又想起老家靠山大队。现在靠山大队已经改成村了，公社改成乡了。
自己从靠山村走到部队，又在省城落户，他欣慰又幸福。他拿着工资，国家单位的编制，干部。他从心里感到踏实。
江歌却不这么想，她知道自己怀孕那一刻有些绝望。没结婚时，她有许多幻想，后来结了婚，幻想少了，现在又怀孕了，她有些不甘心，想把孩子打掉。一想到父母和李满全，他们肯定反对，她想挣扎，却没有气力。她在心里叹了，只能暂时默认现在的生活。
他们所在的师连同番号一起被撤销了，他们面临转业和全军一百万人将离开部队的局面。
李满全和江歌都是全师最年轻的连职干部，他们有千万条理由奔着未来而去，此时，随着一纸命令，他们的梦想也就此夭折了。
江副军长没有再一次帮助他们，自己也被宣布提前两年退休了。
转业后的江歌和李满全的户口落在了张老师的户口本上。江副军长因为是军人，他不是户主。张老师的户口在省城，两人名正言顺地来到了省城。
因为江歌是师宣传队的队长，有专业，她很快联系到了省里的文化馆。文化馆是事业编制，她以连职干部的身份到文化馆报到了。
李满全的工作却受到了波折，地方一下子接收这么多转业干部还是第一次，消化这么多干部就遇到了困难。江副军长有些战友在地方工作，他不停地打电话求战友帮忙，安顿李满全。那会儿的李满全心灰意冷，好不容易在部队干到连职干部，没想到这么快就转业了。好在他的户口进了省城。江副军长也退休了，他最大的靠山倒下了。
终于在江副军长老战友的帮助下，他被安置到了省林业厅，报到几天后，他又被林业厅分配到了林场。林场又把他分配到了采伐站，他任站长。林场在省会的郊区，采伐站在山里。
采伐站有几十名工人，李满全成了采伐工人的队长。在山沟里，有一排房子，房子的尽头是一间办公室，办公室一桌一椅，桌子上有一部电话，扔着几张过期的《人民日报》，这就是李满全的办公室了。
采伐站在春夏秋这三个季节里，没有采伐的任务，工人上班就是点个卯，聚在一起打扑克喝酒。
工人们无事可做，李满全自然也无事可做，他就在办公室里看过期的报纸。所有的报纸和信件得他去场部开会才能带回站里来。场部什么时候开会并不好说，要等场部通知。他最爱看的就是《人民日报》的军事版。报纸上说：百万裁军是又一场战役。还说：军人要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有一篇文章，是裁军的一个干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信中说：自己任团职干部五年了，已经快五十了，响应裁军的号召，脱下军装回了地方，回到家乡的街道工作，从不适应到适应，终于找到了新岗位的乐趣。
他把报纸扔在一旁，点了支烟，自己还不到三十岁，来到了大山里。只有周末才能回到城里。
江歌住在江副军长家里，他们刚来省城，还没有自己的家，只能暂时住在江副军长家里。退休后的江副军长，人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没事可干的江副军长，每天起床，先在院里散步，不时有上班的首长在他身边路过。那些首长提着公文包，穿着军装，皮鞋擦得油亮，铿锵地和他打着招呼：老江，散步哇。他背着手：退休了，不散步还能干啥。首长们就笑一笑，从他身边走过去。以前他会称这些在职人的职务，这个首长，那个政委的。现在他退休了，就省去了那些称呼。见到比自己年龄小的，就称小，比自己年龄大的称呼老。他不停地小胡、老张地叫。
江副军长的隔壁住着张军长，张军长退休有几年了，老张在这之前到他家坐过，长长短短地聊过几次天。那会儿他忙，没时间多搭理老张，现在他退了，和老张军长一样了，两人就经常聚在一起下象棋。下几局，累了，便喝茶聊天。一聊就聊到年轻那会儿，老张军长和江副军长之前不在一个部队，一个三野出身，一个是四野的。两人就聊那些各自参加过的战役，他说他打的那场战役惨烈，另个说，自己参加的战斗悲壮。呼来吵去的心里就不痛快，也不打招呼，背着手走了。另一个拿棋子出气，把棋子摔在棋盘上啪啪响。
周六晚上，李满全从采伐站回到家，平时没事，他在山里采了些野菜，蘑菇蕨菜之类的，带到家里，交给张老师。江歌就在城里上班，每天都能按时到家。她现在是文化馆办公室副主任，在她前面还有两个副主任，她是第三号副主任。每天上班，也没什么事可做，文化馆的工作是基础群众的文化工作。平时设了几个培训班，教老人下棋跳舞，还有画画书法，也有一些少年舞蹈培训班。每一期报名完成后，就没什么事可做了。许多人就在办公室里做毛线活，江歌学会了毛线活，买了许多毛线给父母织毛衣，已经完成一件了，江副军长试过了，放到柜子里等秋天穿。毛衣织累了，她就会站到窗前唱歌，唱《红梅赞》也唱《沂蒙颂》……每次听到江歌站在窗前唱歌，张老师就叹气冲江副军长道：小歌的歌唱得这么好听，真是埋没她了。
江副军长望着天棚叹气，虎落平阳的样子。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李满全总会陪江副军长喝几杯酒。江副军长不知怎么了，一喝酒话就多，说自己当团长当师长那会儿，壮志未酬的样子。李满全也感慨，说自己是全师最年轻的连长，要是不裁军，说不定他现在就是副营职干部了。
张老师插话就问他采伐站都干什么工作，他顿一下道：妈，我们采伐站挺好的，现在没有采伐任务，平时学习，组织人去采点野菜啥的。妈，蘑菇好吃吧，新鲜，昨天工人采的。
张老师为一家人操心，江副军长退了，江歌和他又都转业了。习惯了军人的她，也有些不适应。就说，自己嫁给江副军长时，江副军长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那会儿她就冲着江副军长是军人才嫁给的他。这么多年了，他一直穿着军装，从营长一直到副军长，现在军装不穿了，她没抓没挠的。又看眼江歌和他道：你们这么年轻也转业了，我咋就觉得不踏实呢。
江歌安慰道：有啥不踏实的，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
张老师叹口气望着李满全：满全，你这一周才回来一次，家里好多事都不能照顾。
江副军长退休，公务员兼炊事员也调走了。没那个待遇了，家务活就落到了张老师一人身上。
他马上应道：妈，虽然我一周回来一次，活都给我留着，我回来干。
张老师只能无助地叹气。
周日的时候，李满全把楼上楼下的卫生都打扫了一遍，又把全家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洗了，晾在小院里。晚上，把每件衣服叠好，江副军长和张老师的送到他们房间，自己和江歌的，他放到自己的房间柜子里。并交待江歌，放衣服的出处。江歌一边织毛衣，一边应了。
周一大早，他第一个离开家门，先是坐公共汽车来到林场的班车点，再换坐班车到林场。到林场后，他还要骑自行车，沿着山路来到采伐站。其他上班的工人，也大抵如此。有几个外地在这工作的工人，住在采伐站，只有过年过节，或者休年假才会离开。
日子不好不坏，稀松平常地过着。
有一个周末他回家，江歌把一张医院的化验单放在了他的眼前，他没看懂，问江歌：这是什么意思？
江歌说：我怀孕了。
他“哦”了一声，又认真地把化验单看了。
江歌怀孕了，这是一家的大事。张老师把他叫到楼下客厅，两人坐在沙发上谈了一次。张老师是过来人，教他女人怀孕的注意事项。他怕自己记不住，还拿着小本把张老师列出的重点一一记下了。
想着自己就要当父亲了，心里还是激起几层涟漪，想自己的孩子一下子就出生在省城，他为孩子感到骄傲。他又想起老家靠山大队。现在靠山大队已经改成村了，公社改成乡了。
自己从靠山村走到部队，又在省城落户，他欣慰又幸福。他拿着工资，国家单位的编制，干部。他从心里感到踏实。
江歌却不这么想，她知道自己怀孕那一刻有些绝望。没结婚时，她有许多幻想，后来结了婚，幻想少了，现在又怀孕了，她有些不甘心，想把孩子打掉。一想到父母和李满全，他们肯定反对，她想挣扎，却没有气力。她在心里叹了，只能暂时默认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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