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失业的花姐和凶神恶煞的租户
毛爸爸不仅死了，而且还死得非常丢脸。
他是出车祸死的，这本来没什么，世界上死于车祸的人多了去了。可坏就坏在，当时他的车里还坐着一个比花姐大不了几岁的漂亮女孩，而且是在他车里的副驾驶座位上。车祸发生的地点，不在回花姐家的路上，也不在去那女孩家路上。毛爸爸是在夜色中通往冬瓜城的省道上失去了控制，一头扎向了路边的行道树的。
副驾驶座上的女孩是当场殒命，而有一身肥肉做缓冲的毛爸爸自己打了报警电话，但在到达医院不久后就断气了。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甚至没有人想到要联系花婶，她对于自己的丈夫在哪里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完全一无所知。事故发生的时候，花婶和花姐都已经睡下了，对于家里的顶梁柱毛爸爸，她们向来是放心的，天真地认为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不需要她们操心的。
古话说“死无对证”，但古话也说了“跳到黄河洗不清”。毛爸爸究竟有没有外遇，这谁也说不清楚。流言蜚语倒是不少，譬如谁谁谁曾见过毛爸爸同那个足以当他女儿的年轻女孩在一起，譬如冬瓜城的某座酒店在事发前不久曾经接到某位“毛先生”的电话预约，而所谓的“毛先生”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等等。全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痛失爱女的中年夫妇比花婶大不了几岁的样子，那妈妈的眼睛仿佛自来水龙头似的，随时随地一拧开关就能哗哗流下眼泪来。就连他们脸上那痛心疾首的样子，也像是长在那里似的那么天然。他们看花婶与花姐的眼神是矛盾的，有的时候像要喷出火焰来把她们烤化，或者下一秒就会冲过来掐住她们的脖子，有的时候又好像做了多么糟糕的错事随时都会跪下来求她们原谅似的。
那个时候已经是中专生的花姐心里明明白白，死去的人一甩手，活着的人要受苦了。活着的人，当然包括她自己和妈妈，但那对宛如精神分裂一般的夫妇也应该被包括在内。
毛爸爸是酒驾，血检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浓度接近醉驾的水平。保险公司少了很多事情，花婶只好把家里的另外一套房子卖了来付赔偿费，以免诉诸公堂。
花婶一贯心宽体胖，口头禅是“天塌下来了有高个子顶着呢”。毛爸爸死了之后，母女俩知道了，天实际上是由毛爸爸顶着的。现在毛爸爸死了，天也就真的塌下来了。
好不容易支撑到花姐中专毕业，工作却不好找。花婶到处托关系，能依靠的还是毛爸爸在世时的旧情面。可惜她自己常年对丈夫的生意与人际关系都不怎么上心，临到有事了都不知道该找谁去。一个个地顺藤摸瓜找来找去，别人看在是孤儿寡母的份上也就尽量帮忙啦，就算不帮忙也给指了条路，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踢皮球。好在花婶没脾气，多跑几趟，多磨磨嘴皮子，最后终于给花姐找到份工作。那是工厂流水线“三班倒”的活儿，辛苦得要命不说，因为花姐是新来的，还总是被安排大夜班。加之花姐那从小养成的倔强劲儿，不怎么懂得“亲近”人，工头看她很不顺眼，时不时扬言他们这个生产线人手已经足够了，要把花姐“扔出去”。
去流水线上班让花姐头一次体验到了没文化的苦果，工厂里不乏做文职工作的，时不时也提拔一些在职进修的。那些工作要轻松得多，但都与花姐无缘。她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她只能是个卖体力的，只能拿自己当个机械手臂。在以前，她知道自己的爸爸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能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下来，她觉得文化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没有也没关系。现在，在流水线上苦熬的一分一秒里，她醒悟了，知道在业已成型的社会中，想要获得一张入场券，再没有比文化更靠谱的存在了。她很后悔以前没听老师的话好好把学习搞好，也很怨愤她的爸爸妈妈不早早把道理给她讲清楚，然而，这一切，终究全都晚了。
到了第二年，花姐总算适应了工作强度，方方面面也都顺手了，人际关系虽说没有从本质上变好，但大家也都接受她就是这样一个不亲近人的人这点现实了。然而，就在希望的苗头出现的时候，却出事了。有个疲劳过度的工友操作失误造成了机械故障，花姐和另外几个女工被卷了进去。肇事者当场身首异处，血溅三尺。花姐是伤得最轻的，损失了三根手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领了赔偿的同时，也丢了工作。花姐和花婶相对而坐，两个都愁。
认识的人给花婶出主意，让去福利机构寻求帮助。花姐也就去了，左看看，右看看，比她惨的多了去了，都还安静地等着。她不过少了几根手指，哪好意思在那待着。所以，填了姓名住址联系方式，也就默默回家了——让“等着”，不过是从此泥牛入海的委婉说法。
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花婶把家里的空房间收拾出来租了出去，好歹有些进账，不过刨去房屋东修修西补补的开销，也不够母女俩吃饭穿衣，存款还是一天一天减少。
租户是个自己找上门来的精瘦的黄脸男人，个子还算高但是闷声闷气。这母女俩也是穷疯了，把这样看着就不好惹的家伙往家里引。说起来不怪她们，房子实在太偏僻，周围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好。别墅的所在地是当年毛爸爸挑选的地方，毛爸爸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升值大赚一笔的。结果他死了这几年，周围没有任何新的小区盖起来，别墅区里面住户倒是越来越少了，以往的“清净”成了“冷清”。这里距离任何一个工厂都远，附近也没有像样的学校，就算她们把房租标得再低，也没有租户找上门来。所以，管他是黄脸还是红脸白脸呢，只要给房租就行。
黄脸男人倒是从来不拖欠房租，这让母女俩颇为欣慰。但因为他面相不友善（胖人看瘦人，恐怕难免要有这样的感觉），又不爱说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多半是从海阔天空或家长里短的闲聊中开始的，一起侃大山倒好像是聚众狂欢的一种），母女俩没谁敢去过问他的私事。
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做什么的？一开始，她们连这都一概不知。
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好奇，尤其是对于花婶这样失去了丈夫和闺蜜、连邻居也越来越少了的中老年妇女。花婶没法不悄悄观察黄脸男人（他在租房合同里写下的名字叫黄友余，“黄”倒是衬了他的脸色）的一举一动，因为没有别的事来分散她的注意力。
黄友余出门回家的时间都很规律，他不开车，也没有车，总是步行（花婶真想跟踪他，但又始终没敢），而且从没见他大包小包地扛过任何维生工具，几乎总是空手进出。花婶左思右想，愣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她觉得他是在固定的地方上着班的，可是他又实在缺乏那种学者的气质。（对于学者的气质，花婶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丽的爸爸，那个周教授。）花婶有时也会担心，毕竟自己家里有个虽然不是如花似玉，但也正值年华的女儿。担心的心情加上好奇的佐料，使得花婶不管什么时候，都拿一分精力留意着黄友余和他房间里的动静，时时竖着耳朵不放过一丝一毫讯息。
就花婶所观察到的，黄友余虽然独享一个宽敞的大房间，但从没带女孩子回来过——这是花婶对他感觉不错的重要原因。他那样正值壮年，恪守规矩本来就更难。花姐想到她的丈夫毛大富，明明已经过了中年奔老年了，还不是因为小女孩出了事。这使得她心里越发给她的租户黄友余先生加了分。
还有一次，花婶在前院打理蔬菜，刚好瞥到黄友余从一辆车上迈下来。车看着像是公车，白的，上面印了字，不过花婶分不出是什么单位的。距离远，字又小，花婶眼神又不大好，不能怪她。
要真是公车，搞不好黄友余还是个公务员呢。可是左看右看，又觉得不像。要说像，只能是城管这种自带凶神恶煞感的。不过也说不定黄友余是被抓的那个呢，但是抓完了还有坐车送回家这样的待遇吗？
花婶左思右想，想到脑壳疼，算了，干脆不想了。
刚跟自己说完“不想了”，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思绪还是回到那位令人充满疑惑的黄友余先生身上来了。看来，不想，是做不到的了。好在还有花姐在，那拉着女儿讨论吧，女儿是年轻人嘛，脑袋还是要好一点的。
花婶忙着琢磨黄友余的日子，花姐也没闲着，成天东奔西跑，就想再找份工作。她长得不好看，学历又低，没什么专业技术，还是伤残。哪个单位啊个体户啊能愿意用她呢？所以她力气没少出，鞋底都磨薄了，却连个试用期都没弄到。
吃的闭门羹多了，花姐也心灰意冷了。寻思着自己倒腾点小买卖，多多少少赚点生活费。正巧花婶来找她讨论黄友余的职业，一下子戳到了花姐的痛点上——一个其貌不扬的臭男人都有职业！花姐不好明着发作，阴沉着脸说：“他是做什么的关你什么事儿呢？只要他按月交房租不就好了。你管的那么宽，难道是要招他当女婿？”——话刚一说完，脸马上就红了，实在不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大姑娘该说的话。这都怪以前在工厂里工友们都是这样粗俗，外加如今找不到工作又实在令她心烦上火。
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花姐赶忙把自己关于做点什么生意的想法拿出来，跟妈妈商量。这下子，真真切切的烦恼替代了无关紧要的东西，母女俩谁也不比另外一个更轻松了。做生意总是要本钱的，存款就那么一点儿，不敢拿来打水漂。况且做什么买卖呢？花姐倒是会啥啊？
哎，愁啊！
他是出车祸死的，这本来没什么，世界上死于车祸的人多了去了。可坏就坏在，当时他的车里还坐着一个比花姐大不了几岁的漂亮女孩，而且是在他车里的副驾驶座位上。车祸发生的地点，不在回花姐家的路上，也不在去那女孩家路上。毛爸爸是在夜色中通往冬瓜城的省道上失去了控制，一头扎向了路边的行道树的。
副驾驶座上的女孩是当场殒命，而有一身肥肉做缓冲的毛爸爸自己打了报警电话，但在到达医院不久后就断气了。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甚至没有人想到要联系花婶，她对于自己的丈夫在哪里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完全一无所知。事故发生的时候，花婶和花姐都已经睡下了，对于家里的顶梁柱毛爸爸，她们向来是放心的，天真地认为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不需要她们操心的。
古话说“死无对证”，但古话也说了“跳到黄河洗不清”。毛爸爸究竟有没有外遇，这谁也说不清楚。流言蜚语倒是不少，譬如谁谁谁曾见过毛爸爸同那个足以当他女儿的年轻女孩在一起，譬如冬瓜城的某座酒店在事发前不久曾经接到某位“毛先生”的电话预约，而所谓的“毛先生”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等等。全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痛失爱女的中年夫妇比花婶大不了几岁的样子，那妈妈的眼睛仿佛自来水龙头似的，随时随地一拧开关就能哗哗流下眼泪来。就连他们脸上那痛心疾首的样子，也像是长在那里似的那么天然。他们看花婶与花姐的眼神是矛盾的，有的时候像要喷出火焰来把她们烤化，或者下一秒就会冲过来掐住她们的脖子，有的时候又好像做了多么糟糕的错事随时都会跪下来求她们原谅似的。
那个时候已经是中专生的花姐心里明明白白，死去的人一甩手，活着的人要受苦了。活着的人，当然包括她自己和妈妈，但那对宛如精神分裂一般的夫妇也应该被包括在内。
毛爸爸是酒驾，血检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浓度接近醉驾的水平。保险公司少了很多事情，花婶只好把家里的另外一套房子卖了来付赔偿费，以免诉诸公堂。
花婶一贯心宽体胖，口头禅是“天塌下来了有高个子顶着呢”。毛爸爸死了之后，母女俩知道了，天实际上是由毛爸爸顶着的。现在毛爸爸死了，天也就真的塌下来了。
好不容易支撑到花姐中专毕业，工作却不好找。花婶到处托关系，能依靠的还是毛爸爸在世时的旧情面。可惜她自己常年对丈夫的生意与人际关系都不怎么上心，临到有事了都不知道该找谁去。一个个地顺藤摸瓜找来找去，别人看在是孤儿寡母的份上也就尽量帮忙啦，就算不帮忙也给指了条路，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踢皮球。好在花婶没脾气，多跑几趟，多磨磨嘴皮子，最后终于给花姐找到份工作。那是工厂流水线“三班倒”的活儿，辛苦得要命不说，因为花姐是新来的，还总是被安排大夜班。加之花姐那从小养成的倔强劲儿，不怎么懂得“亲近”人，工头看她很不顺眼，时不时扬言他们这个生产线人手已经足够了，要把花姐“扔出去”。
去流水线上班让花姐头一次体验到了没文化的苦果，工厂里不乏做文职工作的，时不时也提拔一些在职进修的。那些工作要轻松得多，但都与花姐无缘。她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她只能是个卖体力的，只能拿自己当个机械手臂。在以前，她知道自己的爸爸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能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下来，她觉得文化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没有也没关系。现在，在流水线上苦熬的一分一秒里，她醒悟了，知道在业已成型的社会中，想要获得一张入场券，再没有比文化更靠谱的存在了。她很后悔以前没听老师的话好好把学习搞好，也很怨愤她的爸爸妈妈不早早把道理给她讲清楚，然而，这一切，终究全都晚了。
到了第二年，花姐总算适应了工作强度，方方面面也都顺手了，人际关系虽说没有从本质上变好，但大家也都接受她就是这样一个不亲近人的人这点现实了。然而，就在希望的苗头出现的时候，却出事了。有个疲劳过度的工友操作失误造成了机械故障，花姐和另外几个女工被卷了进去。肇事者当场身首异处，血溅三尺。花姐是伤得最轻的，损失了三根手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领了赔偿的同时，也丢了工作。花姐和花婶相对而坐，两个都愁。
认识的人给花婶出主意，让去福利机构寻求帮助。花姐也就去了，左看看，右看看，比她惨的多了去了，都还安静地等着。她不过少了几根手指，哪好意思在那待着。所以，填了姓名住址联系方式，也就默默回家了——让“等着”，不过是从此泥牛入海的委婉说法。
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花婶把家里的空房间收拾出来租了出去，好歹有些进账，不过刨去房屋东修修西补补的开销，也不够母女俩吃饭穿衣，存款还是一天一天减少。
租户是个自己找上门来的精瘦的黄脸男人，个子还算高但是闷声闷气。这母女俩也是穷疯了，把这样看着就不好惹的家伙往家里引。说起来不怪她们，房子实在太偏僻，周围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好。别墅的所在地是当年毛爸爸挑选的地方，毛爸爸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升值大赚一笔的。结果他死了这几年，周围没有任何新的小区盖起来，别墅区里面住户倒是越来越少了，以往的“清净”成了“冷清”。这里距离任何一个工厂都远，附近也没有像样的学校，就算她们把房租标得再低，也没有租户找上门来。所以，管他是黄脸还是红脸白脸呢，只要给房租就行。
黄脸男人倒是从来不拖欠房租，这让母女俩颇为欣慰。但因为他面相不友善（胖人看瘦人，恐怕难免要有这样的感觉），又不爱说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多半是从海阔天空或家长里短的闲聊中开始的，一起侃大山倒好像是聚众狂欢的一种），母女俩没谁敢去过问他的私事。
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做什么的？一开始，她们连这都一概不知。
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好奇，尤其是对于花婶这样失去了丈夫和闺蜜、连邻居也越来越少了的中老年妇女。花婶没法不悄悄观察黄脸男人（他在租房合同里写下的名字叫黄友余，“黄”倒是衬了他的脸色）的一举一动，因为没有别的事来分散她的注意力。
黄友余出门回家的时间都很规律，他不开车，也没有车，总是步行（花婶真想跟踪他，但又始终没敢），而且从没见他大包小包地扛过任何维生工具，几乎总是空手进出。花婶左思右想，愣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她觉得他是在固定的地方上着班的，可是他又实在缺乏那种学者的气质。（对于学者的气质，花婶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丽的爸爸，那个周教授。）花婶有时也会担心，毕竟自己家里有个虽然不是如花似玉，但也正值年华的女儿。担心的心情加上好奇的佐料，使得花婶不管什么时候，都拿一分精力留意着黄友余和他房间里的动静，时时竖着耳朵不放过一丝一毫讯息。
就花婶所观察到的，黄友余虽然独享一个宽敞的大房间，但从没带女孩子回来过——这是花婶对他感觉不错的重要原因。他那样正值壮年，恪守规矩本来就更难。花姐想到她的丈夫毛大富，明明已经过了中年奔老年了，还不是因为小女孩出了事。这使得她心里越发给她的租户黄友余先生加了分。
还有一次，花婶在前院打理蔬菜，刚好瞥到黄友余从一辆车上迈下来。车看着像是公车，白的，上面印了字，不过花婶分不出是什么单位的。距离远，字又小，花婶眼神又不大好，不能怪她。
要真是公车，搞不好黄友余还是个公务员呢。可是左看右看，又觉得不像。要说像，只能是城管这种自带凶神恶煞感的。不过也说不定黄友余是被抓的那个呢，但是抓完了还有坐车送回家这样的待遇吗？
花婶左思右想，想到脑壳疼，算了，干脆不想了。
刚跟自己说完“不想了”，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思绪还是回到那位令人充满疑惑的黄友余先生身上来了。看来，不想，是做不到的了。好在还有花姐在，那拉着女儿讨论吧，女儿是年轻人嘛，脑袋还是要好一点的。
花婶忙着琢磨黄友余的日子，花姐也没闲着，成天东奔西跑，就想再找份工作。她长得不好看，学历又低，没什么专业技术，还是伤残。哪个单位啊个体户啊能愿意用她呢？所以她力气没少出，鞋底都磨薄了，却连个试用期都没弄到。
吃的闭门羹多了，花姐也心灰意冷了。寻思着自己倒腾点小买卖，多多少少赚点生活费。正巧花婶来找她讨论黄友余的职业，一下子戳到了花姐的痛点上——一个其貌不扬的臭男人都有职业！花姐不好明着发作，阴沉着脸说：“他是做什么的关你什么事儿呢？只要他按月交房租不就好了。你管的那么宽，难道是要招他当女婿？”——话刚一说完，脸马上就红了，实在不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大姑娘该说的话。这都怪以前在工厂里工友们都是这样粗俗，外加如今找不到工作又实在令她心烦上火。
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花姐赶忙把自己关于做点什么生意的想法拿出来，跟妈妈商量。这下子，真真切切的烦恼替代了无关紧要的东西，母女俩谁也不比另外一个更轻松了。做生意总是要本钱的，存款就那么一点儿，不敢拿来打水漂。况且做什么买卖呢？花姐倒是会啥啊？
哎，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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