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重识三国 第25章 汉儒 上
张猛不知道前世印象中的那位曹魏名臣苏则，是否就是今天这位表字文师的少年，不过以世家们对知识文化的垄断情况，这应该是大概率会重合的。
因此，张猛向苏不韦提出：希望接下来的旅程，能够与苏则一起结伴而行。
对张猛的请求，苏不韦欣然应诺，毕竟所谓世交之家，那是代代都有交情的，苏则与张猛能够建立私交，将会巩固两家的世交关系，这是张氏和苏氏都乐见其成的。
在平陵，张奂特意提到要拜访的世家还有韦氏、鲁氏、贾氏。
其中韦氏是张猛二兄张昶姻亲京兆韦氏的同宗，他们是在汉昭帝时期从鲁国邹县迁徙到平陵的。被迁徙的原因是其先祖韦贤在汉昭帝时期担任了光禄勋、大鸿胪等九卿位置的高官。
这位韦贤，是第一个以纯儒、大儒的身份在西汉做到丞相位置的人。在他之前，虽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力推儒学，但公孙弘研究《公羊春秋》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了，并非海内闻名的大儒。
而在汉昭帝、废帝、宣帝之时担任了三年过渡丞相的蔡义虽也是以明经取士而进入仕途，但同样不是声名在外的大儒，甚至可能不是纯儒。
接替蔡义做丞相的韦贤，则是在入仕之前就已经被称为邹鲁大儒，精通《诗》、《礼》、《尚书》，更以《诗》教授过汉昭帝，是真正的儒学学说代表。
不过即便如此，韦贤所代表的儒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也已经不一样了。
准确地说，这是汉代儒生的特质，他们既不同于汉以前的儒生，常著书立说却少有政治实操机会，也不同于后世尤其是宋以后的儒生，虽权掌朝野却死究学问而疏于吏治。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是国情需要。
秦国凭借力压群雄的武力推翻了自夏王朝始建，于周王朝兴盛，历经千余年的“分封地，建诸侯”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了君权集中的郡县制。
秦朝完成了中国领土意义上的统一，又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车马道路等，可终究没能完成人心的统一。甚至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措施，也未能真正消灭封建残留势力和残存思想。
以致于汉初刘邦建国的时候，不得不借鉴秦王朝教训，采取封建制和郡县制双轨并行的“一国两制”制度。
当时异姓诸侯王共有七人，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韩信。
这七位异姓诸侯占据了原关东六国的大部分疆域，跨州连郡，手握重兵，对刘汉王朝自然是极大的隐患。所以刘邦又在吕后和萧何的帮助下将异姓王一一铲除，并定下“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为王！
事实证明，在封建顽固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刘姓王照样靠不住。
汉文帝时发生了济北王和淮南王叛乱，汉景帝为了削藩反倒滋生了七王之乱。尽管汉文帝平定七王叛乱后，已经极大削弱了藩王权力，然而到汉武帝上位之时，封建思想仍旧影响着数量众多的读书人，以致中央朝廷人才匮乏，使得汉武帝不得不大量提拔出身低微，名不见经传的英才，甚至出现了卫青这样出身马奴却能官居大将军的人物。
就连最终为封建制度补上致命一击，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曾经都有着浓厚的“封建残存思想”。
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少习纵横之术，又兼学百家之言。一开始他是想为齐国封地君主齐懿王刘寿效力的，结果受到齐地诸生的排挤，于是他又跑到了燕、赵、中山等国展开游说，仍是受到当地士子的排挤。最后不得已，才西入长安，投到了卫青的门下，上自荐书受到汉武帝的召见后得以重用。
直到这个时候，骨子里的封建思想让主父偃仍旧期待着交好齐地诸侯，希望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历王刘次昌做嫔妃。结果却被齐国纪太后断然拒绝，连个小妾的位置都不愿意给主父偃的女儿。
这件事最终使得主父偃大半辈子、四五十年所受的排挤和委屈彻底爆发，将纵横之术用在了对付诸侯王身上，连续扳倒了燕王和齐王，并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从而导致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的封建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封国诸侯再无征辟任用属国官员的权力。
在这样一种国情背景下，当兼学了百家之言的儒生董仲舒，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以法家、道家、阴阳家、儒家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思想”和“君权天授”等理念时，自然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加赞赏。
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统一思想，统一人心的策略就成了汉王朝新的国策。
此后，“君权至上，天无二日”的理念逐渐深入读书人群体，天下英才不再局限于地域故国的观念，纷纷以入仕中央朝廷为荣耀。
但汉王朝立国后行的是法家霸道，既然明白“侠以武犯禁”，并且想出了一系列针对侠群体的手段，又怎会忘记它的前半句叫“儒以文乱法”？
与主父偃同时因为自荐上疏“反对征伐匈奴”而受到汉武帝重视任用的还有两人，分别叫徐乐和严安，这两人的文章观点内容与主父偃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更偏向于儒家思想，提倡效仿周王朝，以“王道教化”来治理国家。
相较之下，主父偃的观点则更多引用了法家理念，用更实际的文字分析阐述当前不适合讨伐匈奴的理由。数年后，另外两人显然已经远不如主父偃所受到的重用了。
同样，提拔了韦贤这样的大儒担任丞相一职的汉宣帝刘询在教育太子的时候，更直言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此，为了确保汉家“外儒内法”的自有制度，不被逐渐壮大的儒生群体给“以文乱法”，汉王朝针对儒家好虚谈少实务的特点，又祭出了“吏治考评”这一法宝。
说白了，刘汉王朝要借用你们儒家的力量，传播忠君尽孝的理念，所以给你们这些儒生一些入仕的特权，还有“五经博士”这样的荣誉。
但入仕后要想获得升迁，那就跟你的道德学问没关系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汉家律法，通过治理好地方，获得更好的政绩考评来争取升官吧。
而对非儒家出身的广大中下层文吏来说，你只需要好好做事就行了，不精通儒学经典并不会阻碍你升迁到宰辅这样的百官之首。
如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丙吉，原本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小小狱史；汉成帝时的丞相薛宣，年少时担任的也只是廷尉文书的佐吏，都船监狱的狱吏。
汉哀帝时的丞相朱博，早年家境贫寒，更只是大汉帝国最基层的两万亭部之一的一位亭长罢了。
这几位都不是儒生，而是凭借实实在在的政务能力一步步从最基层走到丞相之位，正应了法家大成者韩非子所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
东汉光武帝建国后，刘秀又看到了儒家的另一个特点：“不好兵事”。
这个特点有些时候是优点，有些时候是缺点。对于东汉初，急需全民休养生息的汉王朝而言，儒家的这一点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在刘秀废除内郡材官骑士选拔制度后，他需要稍稍补偿一下内郡的大量中间阶层的小豪强、小地主、中产之家们缺少了军功入仕这一渠道。
于是刘秀将“五经博士”定为了“五经十四家”，博士的位置多了几个。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多举荐德行高远，擅长经典的儒士，由此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寒士群体。
即便如此，他也没忘汉家的基本法，在下达“四科取士诏”的时候，便说明了：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这样的“四科取士”，实际上就是汉代对儒生任官的层层考核：一是儒家的道德评判，德行高的人可以入仕；二是看你的经典掌握，大儒可任博士；三就回到了汉家律法上，明达法令，才能够担任文中御史；四就直接看实际的政务能力了，只有具备刚直品德又能带有智慧地处理政务之人，才能够被委任为三辅地区的一个县令。
到了东汉顺帝时期，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逐渐被世家垄断，为了确定这些世家子弟仍是有真才实干的，汉顺帝采用了左雄的意见“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前者用于考核儒生的学问是否扎实，后者考察文吏们是否熟习朝廷律法文书。又采用了黄琼的建议，增设孝悌和能从政者两科，通过这两项考核的孝廉才能够被任用为官。
因此，像“颍川四长”中的陈寔，最初亦不过是一个亭部佐吏；当代大儒郑玄，初入仕途之时也只是个乡佐这样不入流的乡官。
至于儒生“不好兵事”的缺点，汉代君主有的是办法调教，调你去当几年边郡太守，自然就能补上。
如颍川名士李膺，在汉顺帝时期曾任渔阳太守，护乌桓校尉等职，多次击退鲜卑侵犯；直到汉桓帝时羌人寇酒泉、张掖等郡，李膺都还被征召为了度辽将军，处理边防事务，其威严迫使羌人主动归还了掠去的汉人男女。
总体来看，汉王朝的官吏考评体制，对精研律法的文吏显然是更占优势的，而儒生如果仅仅依靠对儒家经典的学问研究和道德水平，是无法身居高位的。
因此汉代是一个儒士与文吏相互融合的时期。汉儒，尤其是入仕的儒生，并非死读书的纯儒，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大批出将入相的人物，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
终两汉之世，除了广大的中层官员和基层干部中大多数是非儒家出身以外，身居高位的公卿官员里，儒士也并非一家独大。
西汉武帝改革之后，儒者在公卿中的占比才五分之一出头，东汉时期略高，可公卿中儒士最多时也不过占五分之二。整个灵帝一朝，儒家公卿占比也才35.2%。剩下大量的公卿官员们仍是勋贵、戚族、宗室和律法世家出身。
注：西汉武帝以前，公卿273人，可以确认儒者出身的14人，占比5.1%。西汉武帝以后，公卿384人，儒者82人，占比21.3%。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公卿95人，儒者36人，占比38.9%；汉章帝至桓帝时期，公卿209人，儒者90人，占比43%；灵帝时为35.2%；献帝时26%。可参考马彪的《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和崔向东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因此，张猛向苏不韦提出：希望接下来的旅程，能够与苏则一起结伴而行。
对张猛的请求，苏不韦欣然应诺，毕竟所谓世交之家，那是代代都有交情的，苏则与张猛能够建立私交，将会巩固两家的世交关系，这是张氏和苏氏都乐见其成的。
在平陵，张奂特意提到要拜访的世家还有韦氏、鲁氏、贾氏。
其中韦氏是张猛二兄张昶姻亲京兆韦氏的同宗，他们是在汉昭帝时期从鲁国邹县迁徙到平陵的。被迁徙的原因是其先祖韦贤在汉昭帝时期担任了光禄勋、大鸿胪等九卿位置的高官。
这位韦贤，是第一个以纯儒、大儒的身份在西汉做到丞相位置的人。在他之前，虽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力推儒学，但公孙弘研究《公羊春秋》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了，并非海内闻名的大儒。
而在汉昭帝、废帝、宣帝之时担任了三年过渡丞相的蔡义虽也是以明经取士而进入仕途，但同样不是声名在外的大儒，甚至可能不是纯儒。
接替蔡义做丞相的韦贤，则是在入仕之前就已经被称为邹鲁大儒，精通《诗》、《礼》、《尚书》，更以《诗》教授过汉昭帝，是真正的儒学学说代表。
不过即便如此，韦贤所代表的儒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也已经不一样了。
准确地说，这是汉代儒生的特质，他们既不同于汉以前的儒生，常著书立说却少有政治实操机会，也不同于后世尤其是宋以后的儒生，虽权掌朝野却死究学问而疏于吏治。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是国情需要。
秦国凭借力压群雄的武力推翻了自夏王朝始建，于周王朝兴盛，历经千余年的“分封地，建诸侯”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了君权集中的郡县制。
秦朝完成了中国领土意义上的统一，又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车马道路等，可终究没能完成人心的统一。甚至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措施，也未能真正消灭封建残留势力和残存思想。
以致于汉初刘邦建国的时候，不得不借鉴秦王朝教训，采取封建制和郡县制双轨并行的“一国两制”制度。
当时异姓诸侯王共有七人，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韩信。
这七位异姓诸侯占据了原关东六国的大部分疆域，跨州连郡，手握重兵，对刘汉王朝自然是极大的隐患。所以刘邦又在吕后和萧何的帮助下将异姓王一一铲除，并定下“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为王！
事实证明，在封建顽固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刘姓王照样靠不住。
汉文帝时发生了济北王和淮南王叛乱，汉景帝为了削藩反倒滋生了七王之乱。尽管汉文帝平定七王叛乱后，已经极大削弱了藩王权力，然而到汉武帝上位之时，封建思想仍旧影响着数量众多的读书人，以致中央朝廷人才匮乏，使得汉武帝不得不大量提拔出身低微，名不见经传的英才，甚至出现了卫青这样出身马奴却能官居大将军的人物。
就连最终为封建制度补上致命一击，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曾经都有着浓厚的“封建残存思想”。
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少习纵横之术，又兼学百家之言。一开始他是想为齐国封地君主齐懿王刘寿效力的，结果受到齐地诸生的排挤，于是他又跑到了燕、赵、中山等国展开游说，仍是受到当地士子的排挤。最后不得已，才西入长安，投到了卫青的门下，上自荐书受到汉武帝的召见后得以重用。
直到这个时候，骨子里的封建思想让主父偃仍旧期待着交好齐地诸侯，希望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历王刘次昌做嫔妃。结果却被齐国纪太后断然拒绝，连个小妾的位置都不愿意给主父偃的女儿。
这件事最终使得主父偃大半辈子、四五十年所受的排挤和委屈彻底爆发，将纵横之术用在了对付诸侯王身上，连续扳倒了燕王和齐王，并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从而导致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的封建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封国诸侯再无征辟任用属国官员的权力。
在这样一种国情背景下，当兼学了百家之言的儒生董仲舒，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以法家、道家、阴阳家、儒家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思想”和“君权天授”等理念时，自然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加赞赏。
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统一思想，统一人心的策略就成了汉王朝新的国策。
此后，“君权至上，天无二日”的理念逐渐深入读书人群体，天下英才不再局限于地域故国的观念，纷纷以入仕中央朝廷为荣耀。
但汉王朝立国后行的是法家霸道，既然明白“侠以武犯禁”，并且想出了一系列针对侠群体的手段，又怎会忘记它的前半句叫“儒以文乱法”？
与主父偃同时因为自荐上疏“反对征伐匈奴”而受到汉武帝重视任用的还有两人，分别叫徐乐和严安，这两人的文章观点内容与主父偃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更偏向于儒家思想，提倡效仿周王朝，以“王道教化”来治理国家。
相较之下，主父偃的观点则更多引用了法家理念，用更实际的文字分析阐述当前不适合讨伐匈奴的理由。数年后，另外两人显然已经远不如主父偃所受到的重用了。
同样，提拔了韦贤这样的大儒担任丞相一职的汉宣帝刘询在教育太子的时候，更直言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此，为了确保汉家“外儒内法”的自有制度，不被逐渐壮大的儒生群体给“以文乱法”，汉王朝针对儒家好虚谈少实务的特点，又祭出了“吏治考评”这一法宝。
说白了，刘汉王朝要借用你们儒家的力量，传播忠君尽孝的理念，所以给你们这些儒生一些入仕的特权，还有“五经博士”这样的荣誉。
但入仕后要想获得升迁，那就跟你的道德学问没关系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汉家律法，通过治理好地方，获得更好的政绩考评来争取升官吧。
而对非儒家出身的广大中下层文吏来说，你只需要好好做事就行了，不精通儒学经典并不会阻碍你升迁到宰辅这样的百官之首。
如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丙吉，原本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小小狱史；汉成帝时的丞相薛宣，年少时担任的也只是廷尉文书的佐吏，都船监狱的狱吏。
汉哀帝时的丞相朱博，早年家境贫寒，更只是大汉帝国最基层的两万亭部之一的一位亭长罢了。
这几位都不是儒生，而是凭借实实在在的政务能力一步步从最基层走到丞相之位，正应了法家大成者韩非子所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
东汉光武帝建国后，刘秀又看到了儒家的另一个特点：“不好兵事”。
这个特点有些时候是优点，有些时候是缺点。对于东汉初，急需全民休养生息的汉王朝而言，儒家的这一点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在刘秀废除内郡材官骑士选拔制度后，他需要稍稍补偿一下内郡的大量中间阶层的小豪强、小地主、中产之家们缺少了军功入仕这一渠道。
于是刘秀将“五经博士”定为了“五经十四家”，博士的位置多了几个。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多举荐德行高远，擅长经典的儒士，由此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寒士群体。
即便如此，他也没忘汉家的基本法，在下达“四科取士诏”的时候，便说明了：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这样的“四科取士”，实际上就是汉代对儒生任官的层层考核：一是儒家的道德评判，德行高的人可以入仕；二是看你的经典掌握，大儒可任博士；三就回到了汉家律法上，明达法令，才能够担任文中御史；四就直接看实际的政务能力了，只有具备刚直品德又能带有智慧地处理政务之人，才能够被委任为三辅地区的一个县令。
到了东汉顺帝时期，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逐渐被世家垄断，为了确定这些世家子弟仍是有真才实干的，汉顺帝采用了左雄的意见“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前者用于考核儒生的学问是否扎实，后者考察文吏们是否熟习朝廷律法文书。又采用了黄琼的建议，增设孝悌和能从政者两科，通过这两项考核的孝廉才能够被任用为官。
因此，像“颍川四长”中的陈寔，最初亦不过是一个亭部佐吏；当代大儒郑玄，初入仕途之时也只是个乡佐这样不入流的乡官。
至于儒生“不好兵事”的缺点，汉代君主有的是办法调教，调你去当几年边郡太守，自然就能补上。
如颍川名士李膺，在汉顺帝时期曾任渔阳太守，护乌桓校尉等职，多次击退鲜卑侵犯；直到汉桓帝时羌人寇酒泉、张掖等郡，李膺都还被征召为了度辽将军，处理边防事务，其威严迫使羌人主动归还了掠去的汉人男女。
总体来看，汉王朝的官吏考评体制，对精研律法的文吏显然是更占优势的，而儒生如果仅仅依靠对儒家经典的学问研究和道德水平，是无法身居高位的。
因此汉代是一个儒士与文吏相互融合的时期。汉儒，尤其是入仕的儒生，并非死读书的纯儒，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大批出将入相的人物，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
终两汉之世，除了广大的中层官员和基层干部中大多数是非儒家出身以外，身居高位的公卿官员里，儒士也并非一家独大。
西汉武帝改革之后，儒者在公卿中的占比才五分之一出头，东汉时期略高，可公卿中儒士最多时也不过占五分之二。整个灵帝一朝，儒家公卿占比也才35.2%。剩下大量的公卿官员们仍是勋贵、戚族、宗室和律法世家出身。
注：西汉武帝以前，公卿273人，可以确认儒者出身的14人，占比5.1%。西汉武帝以后，公卿384人，儒者82人，占比21.3%。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公卿95人，儒者36人，占比38.9%；汉章帝至桓帝时期，公卿209人，儒者90人，占比43%；灵帝时为35.2%；献帝时26%。可参考马彪的《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和崔向东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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