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尽头》最后的拥抱
在我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打完麻将带我回家，面对蜿蜒而上的台阶，我向妈妈求助，要她背我上去。那天她蹲在我面前非常郑重地说，“这将是妈妈最后一次背你哦，因为妈妈老了，你长大了，妈妈背不动了，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你确定要让妈妈背你吗？”
“嗯。”
没有等妈妈把我放下，我的心里就陷入了一种悲伤之中，我知道我的余生里都再也不会被妈妈背着走过这段台阶了。
在十八岁独自去浙江看望妈妈，准备启程去上大学时，妈妈将最后的拥抱给了我，以后她再也不会和我拥抱了，她平静地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不要问我要钱，你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告别妈妈之后，我总是悲观的认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消逝的一天，尤其是在体验到快乐的那一瞬间就已经预料到了结局。
比起阿紫，我是最不常联系家里人的，不管是好事坏事，我都习惯不告诉家人，而是告诉朋友。
在巴朗山漆黑的夜晚，两三个学生在外面拍星空，大部分人窝在脏兮兮的被窝里，十分不适。
我和樊建超、仇飞面对面站立，围成一个三角形在那里讨论阿紫怎么办。最终仇飞还是妥协了，他让樊建超找了一辆越野车送我们下山，司机要了一千六百块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
仇飞要求阿紫下山以后把车钱还给他，因为旅行团已经没什么经费了。阿紫答应了，我们下山，在漆黑的山间穿行而过，有几次急转弯眼看就要冲下山崖，但都被司机及时刹住了车。
我和樊建超带阿紫去镇上的医院输氧，然后找了家宾馆开了一个标间。我和阿紫睡一个床，樊建超睡一个床，那时的我们都百无禁忌，也相信彼此的真诚友善。
等到第二天天明，阿紫的脸上已经有了血色，我们在镇上简单吃了早饭，刚好那天是赶集的日子，樊建超买了点西瓜和零食来犒劳下山的旅行团。
经过了两天的艰辛，回程的路上仇飞来到车的最后一排找到我，用一根绳子在我面前表演魔术，他说这个魔术需要我的配合。
我把右手交给他，绳子在空中交错，收缩，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环套在中指上，“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知道阿紫会阻拦我，我知道仇飞不顾一切的冲动会给周围人带来伤害，即使我们在一起，也会有那么一天以某种惨烈的方式分开，但我还是接受了。
阿紫在回程的路上便打电话给父母，给她转了一千六百块，还给了仇飞。她对我说，“他不是好人，珂儿。”
“我知道，但玩玩也行。”
我知道，自己不是玩玩而已。我有些好奇，阿紫的父母在电话里有没有询问她为什么要这笔钱，如果她说了高反的事情，她的父母是什么反应。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自己的妈妈永远不会为了这些事轻易转钱给我，所以我也用自己的认知来衡量阿紫与父母的关系，但其实阿紫的父母很爱她，愿意为她的健康付出一切。
在总结了这次的经验教训后，仇飞越做越顺，和樊建超一起把业务做到了其他几个大学，樊建超负责联络、推广，他负责带队、物资等等。
我和仇飞又带过几次团，有时行程和学校的课业相撞，不得不逃课。逃课的次数多了，辅导员找到我，告诉我再逃课就没有期末学分了。于是我告诉仇飞，有课的时候不能跟他一起走了。
为了方便见我，他把房子租在了我们学校附近，有时我会到那里住一晚，也是那时寝室室友都知道我已经有新男友了。
相比于我和司景逸的分手原因，大家更好奇仇飞的身份，我不知道班上为什么有很多人对我的感情生活很好奇，我不漂亮也不出挑，只是成绩很好而已。总的来说，我是个争议很大的人。
在和仇飞交往期间，我脸上的婴儿肥逐渐消失，慢慢显露出像妈妈一样的棱角，身体的浮肿也跟着锻炼频率的提高而减轻。
他带我骑着摩托车快速越过跨江大桥，伴随着摩托特有的机动声，我感觉到风在耳边呼啸。我跟着他一起去夜店、酒吧见各行各业的朋友，也见过和我同样年纪的女孩坐在四十岁男人的身边。
他带我去学射击，骑马，告诉我户外运动的注意事项，一起练习攀岩。他说他在准备去爬一座雪山，为时七天，并且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
虽然一段时间后阿紫对仇飞的印象有了改观，但她不同意我和仇飞一起去爬雪山，因为那时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虽然我没有选择继续深造，但还要写论文，参加答辩。
即使这样，我还是跟随仇飞一起去了丽江，攀登比巴朗山高出两千米的玉龙雪山。我们都坚信经过了多次的攀登，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应对雪山的各种突发情况了。
在丽江，仇飞让同队的人帮我们拍了合照，准备旅行结束拿回去打印，收集做成一本相册。
由于此次登山的队伍想要探索最原始的自然风光，我们选择人迹最少也是难度系数最大的一条登山路线，需要三天两夜的时间，途径雪山东麓的蓝月谷和滇金丝猴保护区。
我们下午在蓝月谷驻扎，夜幕降临，月亮倒映在蓝色的湖面上，仇飞告诉我，这里叫蓝月谷的原因是英国作家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蓝月亮山谷很像这里。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到达海拔四千米的地方时，天气由晴转阴，随即开始降雪。我们出发的时间选在五月，本是玉龙雪山的干季。
向导说，“这样天气时常发生，大家要注意脚下的积雪，不要踩空。”
玉龙雪山由于常年积雪，形成了多条冰川，一旦掉下去，就很难有活着的。几乎每年都有无畏的攀登者命丧在这里的悬崖下，积雪下和冰缝里。
我们把绳索捆在腰上，连接着前面和后面的人，这样踩空也可以补救。风雪中前面的路况很糟糕，大家只能在原地休息，等待风雪过去。
这时我已经体力不支了，风雪让我的体温降低，但当仇飞询问我的状况时我不想拖累他，于是我说，“我没事，还可以走。”
在某个脚印落下的瞬间，我失去了平衡，连带着绳索掉了下去悬在半空中，在坠落的过程中我撞上了隐藏在积雪下尖锐的岩刺，疼痛让我咬紧牙关。
由于担心雪崩的潜在危险，我甚至不敢叫出声，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我的右手抓住绳索，左手去摸撞到尖刺的腰部，那是我这一生见过的自己最大的出血量，很快血就浸透橘色防寒服，向悬崖下方滴落。
我朝悬崖上方望去，仇飞紧张地望着我，用手示意我努力往上爬，大家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如果再拖延，就没办法把我拉上来了。
我忍住疼痛，双手紧紧抓住绳索，用强大的意念支撑着自己往上爬。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仇飞是可以征求我的意见，为了拯救全队的队员，而放弃我的。我读过类似的报道，也是在玉龙雪山，年轻的登山队有一名青年掉落山崖，为了同队人的安全，自愿割断绳索，摔下山崖，在一周后才在山下找到他的尸体。
我望着他一步步艰难地爬行，强行告诉自己腰部的伤口很小，自己可以爬上去的，我不想死在这里。
终于我爬了上来，仇飞将我拖到安全的地方，雪地上淌着我的一行血迹，“你受伤了。”
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得到他的为难，这是一趟赚钱的买卖，但合同里规定了只有全员登顶才能拿到尾款，我受伤了，失血过多已经无法再继续后面的旅程。如果他送我下山，向导是不愿意冒险带队继续前行的。
然而他要继续带队，就顾不了我的安危。因为错过了时间，到了晚上风雪会更大，大家就没办法赶到下一个营地。
我曾想问他，“有没有那一刻想要放弃我？”
可是在我开口之前，他已经做了决定。
仇飞把自己的护身符放到我身上，让向导背着我下山，自己一个人带着全队继续前进。
我在向导的背上晕倒了，睡了很久。隐约记得向导背我走回蓝月谷已经天黑了，然后在公路上拦了一辆货车送我到最近的医院，他告诉我，“真的不好意思，年轻人，我家有怀孕的媳妇见不得血光，要不然我就带你回家先把血止住了。你要挺住，不要睡着！”
向导把我送到医院，垫付了医药费。我醒来时已经第四天了，算起来大家应该返程了，可我一直没有等到仇飞的消息，电话始终不在服务区。
向导等我醒来后，便提及了垫付的医药费，我身无长物，此行也只带着一千多块，刚好够他垫的钱。但我腰部的伤势严重，有两根肋骨骨折，医生花了很长时间挑出残留的石头渣，缝合伤口加上输血，已经欠了医院不少钱。
等向导走后，我悄悄打开自己的手机银行，只剩下大三时获得的私人助学金，那是我准备给自己深造用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打算用它。
我出事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阿紫，阿紫说，“就跟你说，仇飞不是好人，你不信。”
医生和主任一起查房，查到我这里，医生给主任介绍着我的病情，见我惨白的脸，主任抬抬眼镜，“你们也是胆子大，敢走那么险的路。”
我裂开一丝笑容，很快就恢复到冷漠的表情。医生曾询问我是否长期服用药物，我没有告诉他，自从和仇飞交往就一直在服用避孕药。
仇飞在第六天出现了，他打开门看到我，然后坐到我床边握住我的手，“医生怎么说？”
“有点严重，你有没有钱？”
说到钱，仇飞皱了皱眉，“这次登山没登上山顶，尾款人家不给我们了，所以，”
“以前的那些钱呢？”
“我还要买设备器材，还要给公司做资金周转。”
我看着他，“我也没钱，人家医院要赶我走了。”
仇飞站起来走向门外，“我去问问欠了多少，想想办法。”
那天仇飞说去借钱帮我交医药费，临走前抱了抱我，“没事的，有我在。”
在他走后，我有种似曾相识的伤感。隔壁床脚骨折的阿姨，每天都有老伴送饭，见我没有家属照顾，总是匀一点饭菜给我吃。
晚上我扶着墙，出去打开水，遇到了值班的护士，在我给水杯打满水准备走的时候，护士告诉我，仇飞走了。
她听到仇飞在医院门口打电话，“他订了今天的机票，估计现在都离开丽江了。”
我佯装镇定地笑笑，“哦，他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来看看我。明天我妈妈给我打钱，我就能交医疗费了。”
出行前我们每个人都买过一份意外保险，我打电话询问了怎样赔偿。我得知赔偿的数额可以抵掉一半医疗费，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我只能用掉自己的积蓄。
在丽江的第七天，我结算了医院的费用，还剩下几百块钱可以坐火车回成都。医生虽然极力劝阻我住满半个月再回去，但在昂贵的医疗费面前，我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牺牲我的健康。
冒着感染的风险，我带着自己的登山装备，小心翼翼地踏上火车，回到自己租的房子。经过几年未联系，我再次打了贺云的电话，问他借钱去了医院继续治疗。
妈妈从哥哥那里得知我借钱的消息，打电话问我为什么出那么大的事没有告诉她，我说，“你不是不希望我联系你吗？我死了，你最开心。”
我把仇飞的电话拉黑，微信删除，独自承受着自己的选择带来的伤痛，并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在气温骤降的时候总是存在一丝隐隐的痛感。
一个月后，仇飞用另外一个号码给我打电话，我刚好做完答辩，在大教室外面接了电话。
“珂儿？”
我没有说话，但心中的酸楚涌了上来，“你打电话来干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微信删了？到处联系不上你？”
“我不是在学校么，如果你想联系我，你可以到学校来找我。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做派，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来了。”
没等他说话，我把电话挂了。
我转身看到阿紫穿着她最不喜欢的正装走出来，“怎么了？”
“没事，骚扰电话。”
她观察着我脸上的神情，轻轻地搂一下我的腰，并肩回到教室。
他确实来学校找我了，那天我正准备搬走，他向我解释当时需要处理登山队的扫尾工作，给旅游局报备这次意外的全过程。等他凑了钱飞回丽江时，医院的护士告诉他，我已经走了。
他向我解释了很多遍，“你把我的电话拉黑了，微信也加不上，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一走了之的人！”
与其说仇飞没有担当，不如说他还没有处理自己疯狂的后果。即使是他自己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也是前女友向家里人要钱给他治伤。
我从没有向别人说起过他，因为那次的意外太过惨烈，我再也不愿想起自己在死亡边缘的痛苦体验，再也不愿想提起未开口问仇飞的问题——“有没有那一刻，你想放弃我？”
“嗯。”
没有等妈妈把我放下，我的心里就陷入了一种悲伤之中，我知道我的余生里都再也不会被妈妈背着走过这段台阶了。
在十八岁独自去浙江看望妈妈，准备启程去上大学时，妈妈将最后的拥抱给了我，以后她再也不会和我拥抱了，她平静地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不要问我要钱，你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告别妈妈之后，我总是悲观的认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消逝的一天，尤其是在体验到快乐的那一瞬间就已经预料到了结局。
比起阿紫，我是最不常联系家里人的，不管是好事坏事，我都习惯不告诉家人，而是告诉朋友。
在巴朗山漆黑的夜晚，两三个学生在外面拍星空，大部分人窝在脏兮兮的被窝里，十分不适。
我和樊建超、仇飞面对面站立，围成一个三角形在那里讨论阿紫怎么办。最终仇飞还是妥协了，他让樊建超找了一辆越野车送我们下山，司机要了一千六百块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
仇飞要求阿紫下山以后把车钱还给他，因为旅行团已经没什么经费了。阿紫答应了，我们下山，在漆黑的山间穿行而过，有几次急转弯眼看就要冲下山崖，但都被司机及时刹住了车。
我和樊建超带阿紫去镇上的医院输氧，然后找了家宾馆开了一个标间。我和阿紫睡一个床，樊建超睡一个床，那时的我们都百无禁忌，也相信彼此的真诚友善。
等到第二天天明，阿紫的脸上已经有了血色，我们在镇上简单吃了早饭，刚好那天是赶集的日子，樊建超买了点西瓜和零食来犒劳下山的旅行团。
经过了两天的艰辛，回程的路上仇飞来到车的最后一排找到我，用一根绳子在我面前表演魔术，他说这个魔术需要我的配合。
我把右手交给他，绳子在空中交错，收缩，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环套在中指上，“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知道阿紫会阻拦我，我知道仇飞不顾一切的冲动会给周围人带来伤害，即使我们在一起，也会有那么一天以某种惨烈的方式分开，但我还是接受了。
阿紫在回程的路上便打电话给父母，给她转了一千六百块，还给了仇飞。她对我说，“他不是好人，珂儿。”
“我知道，但玩玩也行。”
我知道，自己不是玩玩而已。我有些好奇，阿紫的父母在电话里有没有询问她为什么要这笔钱，如果她说了高反的事情，她的父母是什么反应。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自己的妈妈永远不会为了这些事轻易转钱给我，所以我也用自己的认知来衡量阿紫与父母的关系，但其实阿紫的父母很爱她，愿意为她的健康付出一切。
在总结了这次的经验教训后，仇飞越做越顺，和樊建超一起把业务做到了其他几个大学，樊建超负责联络、推广，他负责带队、物资等等。
我和仇飞又带过几次团，有时行程和学校的课业相撞，不得不逃课。逃课的次数多了，辅导员找到我，告诉我再逃课就没有期末学分了。于是我告诉仇飞，有课的时候不能跟他一起走了。
为了方便见我，他把房子租在了我们学校附近，有时我会到那里住一晚，也是那时寝室室友都知道我已经有新男友了。
相比于我和司景逸的分手原因，大家更好奇仇飞的身份，我不知道班上为什么有很多人对我的感情生活很好奇，我不漂亮也不出挑，只是成绩很好而已。总的来说，我是个争议很大的人。
在和仇飞交往期间，我脸上的婴儿肥逐渐消失，慢慢显露出像妈妈一样的棱角，身体的浮肿也跟着锻炼频率的提高而减轻。
他带我骑着摩托车快速越过跨江大桥，伴随着摩托特有的机动声，我感觉到风在耳边呼啸。我跟着他一起去夜店、酒吧见各行各业的朋友，也见过和我同样年纪的女孩坐在四十岁男人的身边。
他带我去学射击，骑马，告诉我户外运动的注意事项，一起练习攀岩。他说他在准备去爬一座雪山，为时七天，并且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
虽然一段时间后阿紫对仇飞的印象有了改观，但她不同意我和仇飞一起去爬雪山，因为那时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虽然我没有选择继续深造，但还要写论文，参加答辩。
即使这样，我还是跟随仇飞一起去了丽江，攀登比巴朗山高出两千米的玉龙雪山。我们都坚信经过了多次的攀登，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应对雪山的各种突发情况了。
在丽江，仇飞让同队的人帮我们拍了合照，准备旅行结束拿回去打印，收集做成一本相册。
由于此次登山的队伍想要探索最原始的自然风光，我们选择人迹最少也是难度系数最大的一条登山路线，需要三天两夜的时间，途径雪山东麓的蓝月谷和滇金丝猴保护区。
我们下午在蓝月谷驻扎，夜幕降临，月亮倒映在蓝色的湖面上，仇飞告诉我，这里叫蓝月谷的原因是英国作家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蓝月亮山谷很像这里。
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到达海拔四千米的地方时，天气由晴转阴，随即开始降雪。我们出发的时间选在五月，本是玉龙雪山的干季。
向导说，“这样天气时常发生，大家要注意脚下的积雪，不要踩空。”
玉龙雪山由于常年积雪，形成了多条冰川，一旦掉下去，就很难有活着的。几乎每年都有无畏的攀登者命丧在这里的悬崖下，积雪下和冰缝里。
我们把绳索捆在腰上，连接着前面和后面的人，这样踩空也可以补救。风雪中前面的路况很糟糕，大家只能在原地休息，等待风雪过去。
这时我已经体力不支了，风雪让我的体温降低，但当仇飞询问我的状况时我不想拖累他，于是我说，“我没事，还可以走。”
在某个脚印落下的瞬间，我失去了平衡，连带着绳索掉了下去悬在半空中，在坠落的过程中我撞上了隐藏在积雪下尖锐的岩刺，疼痛让我咬紧牙关。
由于担心雪崩的潜在危险，我甚至不敢叫出声，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我的右手抓住绳索，左手去摸撞到尖刺的腰部，那是我这一生见过的自己最大的出血量，很快血就浸透橘色防寒服，向悬崖下方滴落。
我朝悬崖上方望去，仇飞紧张地望着我，用手示意我努力往上爬，大家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如果再拖延，就没办法把我拉上来了。
我忍住疼痛，双手紧紧抓住绳索，用强大的意念支撑着自己往上爬。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仇飞是可以征求我的意见，为了拯救全队的队员，而放弃我的。我读过类似的报道，也是在玉龙雪山，年轻的登山队有一名青年掉落山崖，为了同队人的安全，自愿割断绳索，摔下山崖，在一周后才在山下找到他的尸体。
我望着他一步步艰难地爬行，强行告诉自己腰部的伤口很小，自己可以爬上去的，我不想死在这里。
终于我爬了上来，仇飞将我拖到安全的地方，雪地上淌着我的一行血迹，“你受伤了。”
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得到他的为难，这是一趟赚钱的买卖，但合同里规定了只有全员登顶才能拿到尾款，我受伤了，失血过多已经无法再继续后面的旅程。如果他送我下山，向导是不愿意冒险带队继续前行的。
然而他要继续带队，就顾不了我的安危。因为错过了时间，到了晚上风雪会更大，大家就没办法赶到下一个营地。
我曾想问他，“有没有那一刻想要放弃我？”
可是在我开口之前，他已经做了决定。
仇飞把自己的护身符放到我身上，让向导背着我下山，自己一个人带着全队继续前进。
我在向导的背上晕倒了，睡了很久。隐约记得向导背我走回蓝月谷已经天黑了，然后在公路上拦了一辆货车送我到最近的医院，他告诉我，“真的不好意思，年轻人，我家有怀孕的媳妇见不得血光，要不然我就带你回家先把血止住了。你要挺住，不要睡着！”
向导把我送到医院，垫付了医药费。我醒来时已经第四天了，算起来大家应该返程了，可我一直没有等到仇飞的消息，电话始终不在服务区。
向导等我醒来后，便提及了垫付的医药费，我身无长物，此行也只带着一千多块，刚好够他垫的钱。但我腰部的伤势严重，有两根肋骨骨折，医生花了很长时间挑出残留的石头渣，缝合伤口加上输血，已经欠了医院不少钱。
等向导走后，我悄悄打开自己的手机银行，只剩下大三时获得的私人助学金，那是我准备给自己深造用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打算用它。
我出事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阿紫，阿紫说，“就跟你说，仇飞不是好人，你不信。”
医生和主任一起查房，查到我这里，医生给主任介绍着我的病情，见我惨白的脸，主任抬抬眼镜，“你们也是胆子大，敢走那么险的路。”
我裂开一丝笑容，很快就恢复到冷漠的表情。医生曾询问我是否长期服用药物，我没有告诉他，自从和仇飞交往就一直在服用避孕药。
仇飞在第六天出现了，他打开门看到我，然后坐到我床边握住我的手，“医生怎么说？”
“有点严重，你有没有钱？”
说到钱，仇飞皱了皱眉，“这次登山没登上山顶，尾款人家不给我们了，所以，”
“以前的那些钱呢？”
“我还要买设备器材，还要给公司做资金周转。”
我看着他，“我也没钱，人家医院要赶我走了。”
仇飞站起来走向门外，“我去问问欠了多少，想想办法。”
那天仇飞说去借钱帮我交医药费，临走前抱了抱我，“没事的，有我在。”
在他走后，我有种似曾相识的伤感。隔壁床脚骨折的阿姨，每天都有老伴送饭，见我没有家属照顾，总是匀一点饭菜给我吃。
晚上我扶着墙，出去打开水，遇到了值班的护士，在我给水杯打满水准备走的时候，护士告诉我，仇飞走了。
她听到仇飞在医院门口打电话，“他订了今天的机票，估计现在都离开丽江了。”
我佯装镇定地笑笑，“哦，他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来看看我。明天我妈妈给我打钱，我就能交医疗费了。”
出行前我们每个人都买过一份意外保险，我打电话询问了怎样赔偿。我得知赔偿的数额可以抵掉一半医疗费，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我只能用掉自己的积蓄。
在丽江的第七天，我结算了医院的费用，还剩下几百块钱可以坐火车回成都。医生虽然极力劝阻我住满半个月再回去，但在昂贵的医疗费面前，我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牺牲我的健康。
冒着感染的风险，我带着自己的登山装备，小心翼翼地踏上火车，回到自己租的房子。经过几年未联系，我再次打了贺云的电话，问他借钱去了医院继续治疗。
妈妈从哥哥那里得知我借钱的消息，打电话问我为什么出那么大的事没有告诉她，我说，“你不是不希望我联系你吗？我死了，你最开心。”
我把仇飞的电话拉黑，微信删除，独自承受着自己的选择带来的伤痛，并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在气温骤降的时候总是存在一丝隐隐的痛感。
一个月后，仇飞用另外一个号码给我打电话，我刚好做完答辩，在大教室外面接了电话。
“珂儿？”
我没有说话，但心中的酸楚涌了上来，“你打电话来干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微信删了？到处联系不上你？”
“我不是在学校么，如果你想联系我，你可以到学校来找我。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做派，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来了。”
没等他说话，我把电话挂了。
我转身看到阿紫穿着她最不喜欢的正装走出来，“怎么了？”
“没事，骚扰电话。”
她观察着我脸上的神情，轻轻地搂一下我的腰，并肩回到教室。
他确实来学校找我了，那天我正准备搬走，他向我解释当时需要处理登山队的扫尾工作，给旅游局报备这次意外的全过程。等他凑了钱飞回丽江时，医院的护士告诉他，我已经走了。
他向我解释了很多遍，“你把我的电话拉黑了，微信也加不上，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一走了之的人！”
与其说仇飞没有担当，不如说他还没有处理自己疯狂的后果。即使是他自己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也是前女友向家里人要钱给他治伤。
我从没有向别人说起过他，因为那次的意外太过惨烈，我再也不愿想起自己在死亡边缘的痛苦体验，再也不愿想提起未开口问仇飞的问题——“有没有那一刻，你想放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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