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章 千古名臣范仲淹（二）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西夏局势，宋仁宗命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经略西北边防。范仲淹临危受命之际，想起了他的好朋友滕子京，就向朝廷推荐他担任泾州（今甘肃平凉境内）知州。此时的泾州，正处于宋与西夏对峙的前线，这一时期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连战连败，泾州军民如惊弓之鸟，情绪低落，惶恐不安，整日担心西夏军会来攻城。到泾州任上的滕子京，很快展现出他非同一般的胆略，他大张旗鼓地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在寺院里为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并给他们的家属发放优厚的抚恤金。

    二是从当地居民中挑选并组织青壮汉子，穿上军装，协助军队戌守城墙，并派间谍出去刺探西夏军队的情报，及时掌握敌军动向。

    三是款待军士戌卒，激励士气。滕子京安排人烹羊宰牛，给几千个军士和乡勇，天天供应好酒好肉，他往往在大家吃得得劲喝得痛快之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大家同仇敌忾的斗志。因此泾州军民就像被打了鸡血，一下子亢奋起来了，西夏人不知道是不是被吓住了，始终没有对泾州轻举妄动。

    但滕子京这几项措施都离不开大把大把的开销，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用公费。宋朝时期，各级政府机构除了正常的办公经费外，另外还有一项特别费用叫做公使钱，主要用于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等费用，相当于现在的招待费。滕子京本来就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再加上非常时期行非常事，他自然是将公使钱花得如行云流水，只不过他忘了公使钱的使用也是有标准的。痛快之后麻烦来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初夏，西边局势渐趋稳定，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朝廷，旋即被拜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丞相，主持实施庆历新政。滕子京也被从泾州调到庆州。然而滕子京在泾州的继任者郑戬却发现，他的这位前任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公使钱超支严重，其中有十六万缗公使钱无法查明去向。

    十六万缗是个什么概念呢？缗是一个量词，一缗就是一串，一串铜钱是一千文，一千文铜钱重约六斤多，十六万缗钱重约百万斤。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放到今天，依我们常见的大货车的运载能力，即使超载百分之百，也得将近二十车才能拉完。更有学者以购买力来推算，说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一二个亿人民币。

    郑戬与范仲淹本是连襟，本应对自己人的滕子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笔钱实在太大了，郑戬又是一个眼里从不揉沙子的人，别说是滕子京就算是范仲淹，想必他也不会沉默不语。郑戬立即将此事向朝廷报告，御史台的官员们如梁坚、王拱辰、李京等人闻风而起赶紧的动手啊，竞相弹劾滕子京，满朝一片喊打声。大家普遍以为宋朝是文人治国，法制比较宽松，但实际上宋朝一方面推行高薪养廉，将官员们的工资标准定得很高，大多数官员工资基本上都够花；一方面对贪污行为毫不姑息，严惩不贷，从太宗时期起对贪污受贿就是高压处理。法律明确规定：贪污20两银子以上，发配岭南或者海南岛；贪污40两银子以上，斩首。如果滕子京真的有中饱私囊的行为，按照北宋的法律，说什么也要被判死刑了。所以滕子京这次的麻烦确实很大！

    就在这时刚从西线回到中央的范仲淹站了出来，为滕子京仗义执言。他认为滕子京既不是那种贪钱的人，而且在那种非常形势下作为主政官员，他也完全可以“便宜行事”，即便有所违规也情有可原“情亦可恕”。因此他建议在问题还没查清之前，一方面让滕子京继续主持庆州的工作，一方面由朝廷派人前去调查审计，如果真的查出滕子京有贪污问题，他愿意与之“同行贬黜”，也就是他范仲淹可以以人品为担保，和他信任的朋友同进退共担责。范仲淹说的当然有道理，朝廷随即成立调查组准备前去审查。但就在调查人员即将抵达之前，滕子京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把涉及这次公款消费的所有账本一把火全烧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心中有鬼还是抗拒审查，以至于要销毁证据？《宋史》中说他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意思是为了不牵连其他人，因此烧毁了记录这些资金流向的人情账，颇有些老子一个人扛的江湖意气。

    然而账本虽然烧掉了，朝廷调查组的调查却还得进行。经过一番查证和滕子京本人的陈述，十六万缗公使钱的大致去向基本确定：除了在那个非常时期的应急开支外，还有两项所谓的出处，“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意思是天天按照惯例用酒食或财物犒赏当地的羌人，时不时地招待馈赠慕名前来拜访他的文人故交。如果说花钱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既是惯例（故事），也是本职工作，除了指责他不该弄得那么频繁之外，也没啥毛病可挑的，毕竟陪吃陪喝既耽误时间也伤身体，滕子京能和羌人打成一片，笼络住他们不去和西夏人勾结，这种工作作风本身也值得肯定，与国家安全相比，花点钱又算得上什么。

    但对前来拜访的文人故交们，除了好吃好喝地招待外，走的时候还要再送个红包，就超出公务接待的范畴了，这个行为就有点太过分了，公款私用，难道还不是贪污吗？朝廷调查组的审计报告在千呼万唤中出台了，审计结论主要有三条：第一，“所用钱数分明”。不存在先前所说的十六万缗公使钱去向不明的问题。第二，“并无侵欺入己”也不存在将钱装入自己腰包的贪污问题。第三，确实存在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过度超支等问题。不知道朝廷调查组是怎么调查的，账本都被烧掉了，如何能得出“钱数分明”的结论，又凭什么确定当事人没有“侵欺入己”呢？

    况且，既然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要烧毁账本？在朝廷调查组即将展开调查之际，烧毁账本、毁灭证据至少也是一种对抗组织的嚣张表现吧。但朝廷调查组之所以给出以上结果，很显然代表了当今圣上的态度。在听取各方意见，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宋仁宗做出了此事不宜深究的结论。说到底，能有范仲淹这样正直的大臣为他担保，皇帝也不得不给个面子啊。

    事实上继续深究下去对范仲淹不利。滕子京是范仲淹向朝廷荐举的，按宋朝法律，荐人不当是要获罪的。范仲淹刚到中央主持新政，如果因此受到牵连新政就会有夭折的危险。继续深究下去牵扯面太大。宋仁宗心知肚明，公使费私用不是滕子京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官场普遍存在的惯例。就在滕子京事件爆发前后，接连又出现了好几起类似案件，其涉案者大多还是前线的统兵将领，就连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大臣都向宋仁宗承认，他们也出现过公使费私用的问题，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花多花少而己。如果继续深挖下去，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等搞到人人自危的时候，那麻烦就大了！那就到此收场吧！

    于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月初四，朝廷关于滕子京的处理决定下发了：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如故。从刑部员外郎改为祠部员外郎，官阶不变，相当于现在的副司级；天章阁待制的职级待遇不变；唯一变的是从接受审查期间临时任命的凤翔府知府改为虢州（位于今豫陕之间）知州，凤翔府和虢州平级，差别在于虢州条件相对较差，境内多荒山野岭罢了。御史台的言官们显然对这个处理结果十分不满意，此时，第一个站出来弹劾滕子京的监察御史梁坚已经病死了，王拱辰、李京等人接过老梁同志手中的枪，不依不饶地继续弹劾滕子京，坚决要求给他一个像样的处分，王拱辰甚至以“居家待罪”来给皇上施加压力。于是对滕子京的处理又加重了。当年二月十四日，“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刚到虢州上任的滕子京屁股还没坐热，只好又动身往岳州赶去。岳州古称巴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岳阳，相对于虢州离京师汴梁和老家洛阳更远也更偏僻。另外从“降”到“徙”的字眼变化，也确实隐含了贬谪的意味。然而滕子京终究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乐观分子，早年他又有在南方任职的经验，因此被贬到岳州的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建设之中，他“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在岳州三年，他成就了三件大事，政绩斐然。

    值得一提的是滕子京显然吸取了以前的教训，重修岳阳楼的巨额费用，没有再动用公费而是采取了“众筹”的方式，他布告地方：“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凡是有陈年旧账、呆账、死账的人家，只要愿意将部分债权捐给官府用来修岳阳楼，官府就来负责催讨。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岳阳楼重建完成后，滕子京请老朋友范仲淹为之作记。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由此诞生了。一座岳阳楼站起来了，滕子京也心力交瘁，他登高望远，百感交集，“凭栏大恸十数声”，究竟是郁闷，还是悲怆，是蒙冤受屈的哀叹，还是忍辱负重的呐喊，大概只有眼前的洞庭湖能够听得分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滕子京调任苏州，三个月后不幸病逝，时年56岁。《宋史》给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评价：“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岳阳楼犹在，滕子京功过是非，千百年来任由世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