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八章 庆历新政（二）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仁宗对朋党之论也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范仲淹，欧阳修作为坦荡荡的君子根本不懂帝王的心思，自认存在小人之党和君子之党的区别，也就是认可朋党的存在。此些言论实在是犯了皇帝的大忌，皇帝当然也想富国强兵，但前提是自己还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手下的种种措施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危及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试想有哪一个帝王还会采纳推进这样的措施？

    在这种皇帝没有充分信任的情况下，在当年的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由此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冲突也更加严重，双方的斗争也日渐激烈。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改革派会真正的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但显然守旧派的反击已是越来越激烈。皇帝暂时没有任何举动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其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所以即使道德修养如范仲淹这样的君子，面对起伏不断的反对之声和种种明枪暗箭，也不得不选择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最终是一走了之。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庆历新政虽然最终彻底失败，但是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开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干的官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明显得到了提高，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改革失败后，大宋国内的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大宋朝廷财政空虚，就拼命对百姓进行搜刮，所以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庆历改革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的扩大和深化。因此庆历改革虽然最终失败，但在历史的进程中还是留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反思庆历改革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由众多的因素一起造成的最终结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

    据朱瑞熙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

    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所谓的“朋党之争”，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被侵犯所以反对新政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根本不了解除皇帝心思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面对其他人的攻击时，更是明确承认有朋党的存在，只不过自己是君子之党，一心为国，一心为民。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皇帝可不管你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有党必灭啊。所以说以国以家为第一的改革派并不真正的了解最高统治者的心理，以为自己出于公心，一心为国就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实在想的太过简单。动摇统治权的改革几乎注定就是失败的结局，庆历新政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更为离奇的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同志更是以一篇大名鼎鼎的千古奇文《朋党论》表明自己对朋党的态度和理解，实在是大大有违皇帝之心意。“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危及其统治权。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所以在现代党派出现之前，所谓的朋党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的发展壮大，最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新政本身存在的弊端，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事实上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例如石介，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这场从庆历三年九月开始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历时一年四个月的改革试验活动正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