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九章 山雨欲来（三）

    不管是官还是兵，最后落实到帝国财政头上的就是要支出大量的费用，几乎可以压死帝国的支出费用。根据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襄的《论兵十事疏》记载，当时国家养兵的标准、一个中央正规军(禁军)士兵一年的军饷，大概为50緍(约一万元人民币):一个地方士兵(厢兵)一年的军饷，大概为30缗(约六千元人民币)。宋朝一共118万军队每年国家耗费的军费，大概为4800万缗。宋时，一緍就是指一千文铜钱。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资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事疏)

    史学家们相信，蔡襄说的这个军饷数字是真实可信，原因有二:

    那么，整整4800万缗，是一个什么概念?咱们前面介绍了宋朝当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不过6300万缗钱，每年全国的军费开支，居然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所以蔡襄悲观地写道:“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维钱六千余万，而养兵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放眼古今中外，这种军费开支比例在任何个国家，都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关键是如此大量的军费，如此大量的士兵，宋朝在和辽国，西夏的战争中还是败多胜少，大宋政权面对敌国始终是惶惶不可终日。

    综上所述，冗官每年花费1200万缗冗兵每年花费4800万缗，仅这两项开支，就用去国家6000万的财政收入了，大宋政权在英宗时期就早已入不敷出了，这个烂摊子到了神宗时期，根本就是难以继为了，真的是到了不变则亡国的地步了。因为随便一想都能知道，大宋朝除了这两笔开支，宋朝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支，不得不花的开支。比如说皇室每年的开支、祭天拜祖的费用、装修房屋的费用、天灾人祸的赈灾款等等。这样一算的话，宋朝早就是在亏本运营，到了必须申请“破产”的地步了。就像今天的美国政府，不增加预算，政府就不得不关门大吉了。可是现在的美国政府还能薅全世界的羊毛，用疯狂印刷的美元来缓解自己的财政危机。大宋政权可没地方好薅羊毛啊，相反边上的二大恶邻，每年还来薅大宋的羊毛。实在是没路可走了，只得从自己身上想办法了。

    因为冗官，冗兵问题而产生的这些让国家入不敷出的开支，就是宋朝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冗费。当然冗费问题主要就是由冗官冗兵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除了上面因冗官冗兵产生的在这些冗费中，有两笔开支不得不提。这就是那两笔被史学家们无限放大、数量却完全可以忍略不计的钱--送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如今随便翻看一本历史书，在谈到冗费这个问题时，一定会说到这两笔开支，也一定会再三强调:因为这两笔非常重要的开支，即送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是导致宋朝入不敷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宋帝国的“积贫积弱之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二项支出。事实上对于这种观点，真的是站不住脚的。

    有充分的资料可以知道，当时宋朝给辽国的“赏赐”，不过50万缗，宋朝给西夏的“赏赐”也就25万缗。这两笔钱加起来也就75万緍。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茶叶及物品等等，撑死也不会超过100万緍。对比一个年收入6300多万缗的帝国，这些钱真的很多吗?真的是大宋帝国“积贫积弱之说”的根源吗?对比大清王朝的割地赔款的数字就知道，大宋时期的这些给辽国和西夏的费用根本不值一提。那么为什么相当多的史书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两笔钱极其重要，是大宋“积贫积弱之说”的重要根源呢?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当大宋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恶劣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因此大宋帝国积贫积弱之说，大概源出于此吧。正是这“冗官、冗兵、冗费”三座大山所赐，宋神宗登基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摇摇欲坠的危机四伏的帝国。这个国家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了，若不再变法图强，宋神宗就可能真的成为一个亡国之君了。

    因此在宋神宗的眼里变法之日，就在今天!要变法是宋神宗心中不可动摇的一个信念，但是找谁来变法呢?宋神宗为此找了许多的朝中大臣征询他们的意见，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变法人选。听了大臣司马光的话，司马光总的意思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国家治理首要是德治，怎么样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要来问我司马光。简直就是扯淡，神宗只有失望而归。再问了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富弼，对神宗的建议是国家一动不如一静，变法不是这么好搞的。国家对外也不宜发动战争，以相安无事为好。当年积极变法的富弼已经不在了，年岁已大的富弼已没有了任何的激情。听了富弼的这番话，神宗皇帝只有沉默不语。君臣谈话结束后不久，富弼就请求去外地当官(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宋神宗二话不说，就给批准了。

    跟这些老臣们谈完后，宋神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如果想维持现状，朝中随便找一个大臣，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曾公亮等，都可以执政，并且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这能维持住国家不堪重负正走向灭亡的趋势吗?他们的执政理念，能让这个国家繁荣富强吗?如果自己死后，留给后世子孙一个更加积贫积弱的国家，还不得被后世子孙骂死?而且在那个时候，后世子孙们还有时间和能力变法吗?会不会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呢……一想到这些，宋神宗就不能安心。最终这位皇帝决定一定要变法!必须变法!必须在自己手里，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他要留给后世子孙一个繁荣富庶的大宋王朝!皇帝有这种雄心壮志，很好值得鼓励。但问题是谁来执行变法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宋神宗彷徨迷茫之时，老师韩维推荐的一个人，让宋神宗眼前一亮，他一拍大腿道:“是呀，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呀!这个人才是变法的最合适人选!“是的，这个人确实是变法的合适人选。这个人也因为这次变法，成为宋朝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一个人。这个人也因为这次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富争议的一个人。他在宋时被称为奸相，名字进入元祐奸人榜，在将过八百年的历史中一直被认为是奸诈小人。但是近代的梁启超主认为他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伟大变革家，是值得纪念和尊敬的完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从此，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一名伟大的改革家。这个人就是大宋时期饱受争议的宰相--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