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四十八章 颇具个性的王安石（九）
平心面论，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有时候确实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有时候一意孤行，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但是不管你多么讨厌王安石这个人，多么讨厌他的新法，新法中的青苗法确实是一个利国利民、兼顾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的好法。那么这个青苗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中，农民一年最苦的时候就是春天。因为这个时候秋粮已经吃完了，夏粮还没有收获，老百姓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老百姓这个时候也是有粮有钱的。因为他们的田地里有很多的青苗，这些都是钱。只是没到时间没法变现罢了。
鉴于此每到百姓青黄不接时，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或高利贷者就会借给农民一些钱粮，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然这些钱不能白借，老百姓要用田地的青苗作抵押，到时间了连本加息偿还。百姓和富户签署了这种“抵押贷款”后，如果风调雨顺，老天爷赏饭吃粮食大丰收了，农民偿还了这种“高利贷”后大家就相安无事，二不相欠了。可一旦遇到了天灾，老百姓的庄稼颗粒无收，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最。借了钱的老百姓一但还不上高利贷就只能卖房卖地，来偿还这种高利贷了，这时候士地兼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相关社会治理的问题便产生了。对于这种现象，王安石最初在地方上当官的时候就碰到过，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也采取过一些可行的措施来帮助老百姓渡过这段时间。最终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时采取的措施得到的反馈都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对王安石都是非常感谢的。所以等到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变法时针对上述情况及老百姓面临的实际问题就颁布了一道新的法案--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就是由国家向老百姓发放这种民间已经流行的“抵押贷款”即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百姓提供贷款，秋后连本带息再还给政府。当然国家的贷款比民间的贷款利率要低的多，这样就可以让百姓免除“高利贷”的剥削但同时解决了百姓生活中的困难。
实行青苗法所需要的经费，对政府而言根本也不是问题。原本各地为了救灾和平抑物价，原本就在各地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作为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既能物尽其用，也能防止它们久留腐烂。总之，用国家的储备粮食作为“抵押贷款”，既能解百姓的燃眉之急，降低他们被高利贷剥削的程度，也能用钱生钱，增加国库之资。这个“青苗法”确实利国利民，堪称公私两利。完全已经具备现代社会银行的功能，王安石的金融眼光真的非常独到，如果王安石再迟出生五百年估计大明王朝在他的领导向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正式走向资本主义了。
难怪王安石在变法前曾夸下海口，新法的实施定能做到民不加税而国用足矣。在王安石的眼中，青苗法堪称宋朝第一能挣钱同时又能利民的大法，毫无瑕疵可言。
然而王安石并不知道，这个新法在实际操作中却变得非常可怕甚至几乎演变成了一场“亡国之法”了。用老百姓的话讲，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这个变法的危害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如下的危害:
首先，地方官员随意提高利率，最终导致老百姓根本还不起本息。当时王安石在深入研究后，制定的贷款标准是，收取半年20%的利息，即贷款1000元，半年后还1200元。也就是按目前的说法是，年利率是33.3%左右。这个利率放在今天，绝对是正宗高利贷了。完全处在扫黑除恶的范围内了，是要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了。但对比当时的民间的贷款标准，王安石的这个利率，显然要轻得多得多。
史料记载，王安石制定的这个贷款利率，只是民间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民间的高利贷，要比王安石的标准狠得多。更有甚者，民间曾有过“月息60%即月息六角”的记录，即贷款1000元，半年后就要还本息4600元。年息七分二即年利率720%，妥妥的逼死人的节奏。
所以王安石规定的利率在当时的对比下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王安石下手轻，他手下那群如狼似虎的官员，下手可一点也不轻。为了提高或超额完成自己的业务量，为国家挣大钱，好增加履历提升官职，那些执行青苗法的官员强行要求百姓贷款，官员们还同时随意提高利息。他们随便把月息加到30%、40%、50%，到了最后有些地方的利息，竟然是原来设定的三十五倍之多。不客气的说，简直是他妈的都要拉出去砍头的货色。
三十五倍，就是月息700%了!这个月息比民间最狠的利息还要高的多的多!这个利息我一度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凡是一个有脑子的官员应该不会这么干，这个利息何止是要把人“逼上梁山”，简直就是不让人活了!但是想到我们大放卫星时期出现的亩产万斤的报导，出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也不得不相信为了升官升职，王安石的手下官员应该也做的出这样的事。原本利国利民的低息贷款，在下级官员的手中变了味，变成一个官府强行推行的高利贷了。这样的结果恐怕让王安石始料不及。殊不知还有更让王安石始料不及的呢!
其次，除了国家的高额利息，百姓们还要增加很多其他成本，才能贷到政府的“抵押贷款”。这些成本就是百姓向官员缴纳的“手续费”。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格，就能拿钱。现在跟官府贷款，那程序就比较多了。咱们都知道，官府办事，效率低不说，还层层把关，手续极为不便。贷款的人要先申请，随后由政府设定的机构官员进行审批，再提交各种政府需要的证明文件。不会写字的贷款申请人，还得请人写各种申请。手续麻烦不说，在贷款过程中还得求人还得给钱。毕竟你不给官吏一些好处费，他能让你通过相关的贷款申请吗?一分钱不给就把手续通过了，这可能吗?
当时的这个手续，多到什么地步呢?按照苏轼的诗句，就是:“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诗句的意思是说:新法手续繁多、农民要一次一次进城办理，半年时间都在城里，小孩都学会城里口音了。如果这样的手续，农民能得到利息较低的贷款那也算了。关键是有的时候这个贷款利率并不低，这就有点搞笑了。简单利率高，复杂利率低，这样才可能让农民进行一个选择。但青苗法在执行的过程中竟然出现了办事复杂，但是利率更高的奇特景像，所以苏东坡才会反对新法，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样的层层拔毛，农民有再多的毛也经不住官员这么拔!这样的结果恐怕让王安石也是始料不及的。
王安石最始料不及的是执行青苗法的官员为了完成“贷款利息增值”任务，以获得更好的升迁机会，他们不择手段，胡乱修改青苗法，以便自己作出业绩从而达到能够职务升迁的目的。官员们修改青苗法的手段很多，但以下面三招最为常见。
第一招强行摊派。王安石颁布的青苗法中明确规定，在贷款过程中必须遵守农民自愿的原则!然而当地官府不管这个。毕竟百姓不贷款，政府就挣不到钱，政府挣不到钱，业绩就没有，业绩没有就没法升官。
因此很多当地官员下令，辖区内的所有百姓都必须贷款。而且这叫奉旨贷款。毕竟新法是皇帝颁布的，不贷款就是违抗圣旨，一个好端端的为民为国的好法就这样被歪的没了边际。就这样在官员的强行摊派下，不想贷款的百姓也只能被迫贷款了。百姓平白无故地增加了一项高利贷，面对这种情况广大的老百姓也无处申冤。当然强行摊派只是官员挣钱的初级手段罢了。在强行排派后地方官员们又使用了一招“分别贷款”的手段，以提高自己的“业绩”提升自己的政绩。
第二招，分别贷款。为了提高“贷款业绩”从而提升自己的政绩，官员们在强行摊派后，会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情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以此来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这个招数，就叫“分别贷款”。比如第一个被指控胡乱摊派、分别贷款的王广渊，他在东京路推行青苗法时，就下令把境内的百姓分为五等。第一等级的人必须贷款十五贯，第二等级的人必须贷款十贯，第三等级的人必须贷款五贯，第四等级的人必须贷款二贯半，连最穷的第五等级的人也必须贷款一贯。这个钱借了要还，相应的利息还是非常高的。王安石规定的三分三的月息，已经可以要你的命了。何况，下面在实施时的利息要远远高于这个规定的利息。面对这种情况，老百姓基本是没有活路了!当然即使把百姓“欺负”成这样了，官员为了收回钱觉得也不保险。毕竟把老百姓遇急了，逃跑了，找不到人了，钱要不回来了，到时候咋办?于是官员们又想出了第三个也是最狠的一个招数--找人担保。
第三招，贷款担保。史料记载为了防止百姓不还钱，官府规定除了抵押百姓的田地房产还要让当地富户对等级属于四级或五级的贫穷的人提供担保或抵押。也就是说贫苦农民如果还不上钱逃跑了，那么对不起由富户替他还!
要知道这可蕴含着极大的风险，现代社会存在的企业分别担保，或者称作互保的行为最终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一个本来运行良好的企业因为互保企业中的一家出了问题，最终因为承担了相应的互保责任，导致企业以破产而终结。在当时也因为担保行为对富户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意味着一旦出现天灾，百姓还不起钱后，富户也将被其牵连，最终和贫困户一起成为贫穷户。只有转移了所有危机的官府才能早涝保收，稳稳的收回所有的成本，变成最后的胜利者。
在官府的这“三板斧”下，青苗法这个利国利民的理财之法，彻底变成了一个残害百姓的敛财之术变成了一个百姓眼中的最大恶法。而在这个敛财之术中，只要官员心狠手辣就能战绩斐然，而战绩斐然后他们就能升官发财。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无数的百姓倾家荡产苦不堪言，广大百姓变成了一块块让官员上升的“垫脚石”。
史料记载，神宗皇帝病逝后，一直不理朝政的司马光奉旨入京，参加皇帝的追悼会。结果看见这位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出现在京城后，开封城里所有的百姓都疯狂了，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他们拦住司马光的马车，痛哭流涕高声大喊道:“请先生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吧!“
那些鄙视痛恨司马光的人，看见这个场景后，他也许会讥笑司马光，认为这是在作秀。然而在我的眼中，这应该是真的，这些百姓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请求司马光留下来，救救自己，救救这个天下。天下苦秦久矣……这是秦朝末年时，各国百姓对这个国家的评语。我相信身处在王安石变法下的宋朝百姓，也一定有同样的唏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王安石的这个青苗法，变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暴政呢?这里面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老百姓这个时候也是有粮有钱的。因为他们的田地里有很多的青苗，这些都是钱。只是没到时间没法变现罢了。
鉴于此每到百姓青黄不接时，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或高利贷者就会借给农民一些钱粮，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然这些钱不能白借，老百姓要用田地的青苗作抵押，到时间了连本加息偿还。百姓和富户签署了这种“抵押贷款”后，如果风调雨顺，老天爷赏饭吃粮食大丰收了，农民偿还了这种“高利贷”后大家就相安无事，二不相欠了。可一旦遇到了天灾，老百姓的庄稼颗粒无收，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最。借了钱的老百姓一但还不上高利贷就只能卖房卖地，来偿还这种高利贷了，这时候士地兼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相关社会治理的问题便产生了。对于这种现象，王安石最初在地方上当官的时候就碰到过，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也采取过一些可行的措施来帮助老百姓渡过这段时间。最终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时采取的措施得到的反馈都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对王安石都是非常感谢的。所以等到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变法时针对上述情况及老百姓面临的实际问题就颁布了一道新的法案--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就是由国家向老百姓发放这种民间已经流行的“抵押贷款”即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百姓提供贷款，秋后连本带息再还给政府。当然国家的贷款比民间的贷款利率要低的多，这样就可以让百姓免除“高利贷”的剥削但同时解决了百姓生活中的困难。
实行青苗法所需要的经费，对政府而言根本也不是问题。原本各地为了救灾和平抑物价，原本就在各地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作为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既能物尽其用，也能防止它们久留腐烂。总之，用国家的储备粮食作为“抵押贷款”，既能解百姓的燃眉之急，降低他们被高利贷剥削的程度，也能用钱生钱，增加国库之资。这个“青苗法”确实利国利民，堪称公私两利。完全已经具备现代社会银行的功能，王安石的金融眼光真的非常独到，如果王安石再迟出生五百年估计大明王朝在他的领导向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正式走向资本主义了。
难怪王安石在变法前曾夸下海口，新法的实施定能做到民不加税而国用足矣。在王安石的眼中，青苗法堪称宋朝第一能挣钱同时又能利民的大法，毫无瑕疵可言。
然而王安石并不知道，这个新法在实际操作中却变得非常可怕甚至几乎演变成了一场“亡国之法”了。用老百姓的话讲，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这个变法的危害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如下的危害:
首先，地方官员随意提高利率，最终导致老百姓根本还不起本息。当时王安石在深入研究后，制定的贷款标准是，收取半年20%的利息，即贷款1000元，半年后还1200元。也就是按目前的说法是，年利率是33.3%左右。这个利率放在今天，绝对是正宗高利贷了。完全处在扫黑除恶的范围内了，是要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了。但对比当时的民间的贷款标准，王安石的这个利率，显然要轻得多得多。
史料记载，王安石制定的这个贷款利率，只是民间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民间的高利贷，要比王安石的标准狠得多。更有甚者，民间曾有过“月息60%即月息六角”的记录，即贷款1000元，半年后就要还本息4600元。年息七分二即年利率720%，妥妥的逼死人的节奏。
所以王安石规定的利率在当时的对比下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王安石下手轻，他手下那群如狼似虎的官员，下手可一点也不轻。为了提高或超额完成自己的业务量，为国家挣大钱，好增加履历提升官职，那些执行青苗法的官员强行要求百姓贷款，官员们还同时随意提高利息。他们随便把月息加到30%、40%、50%，到了最后有些地方的利息，竟然是原来设定的三十五倍之多。不客气的说，简直是他妈的都要拉出去砍头的货色。
三十五倍，就是月息700%了!这个月息比民间最狠的利息还要高的多的多!这个利息我一度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凡是一个有脑子的官员应该不会这么干，这个利息何止是要把人“逼上梁山”，简直就是不让人活了!但是想到我们大放卫星时期出现的亩产万斤的报导，出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也不得不相信为了升官升职，王安石的手下官员应该也做的出这样的事。原本利国利民的低息贷款，在下级官员的手中变了味，变成一个官府强行推行的高利贷了。这样的结果恐怕让王安石始料不及。殊不知还有更让王安石始料不及的呢!
其次，除了国家的高额利息，百姓们还要增加很多其他成本，才能贷到政府的“抵押贷款”。这些成本就是百姓向官员缴纳的“手续费”。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格，就能拿钱。现在跟官府贷款，那程序就比较多了。咱们都知道，官府办事，效率低不说，还层层把关，手续极为不便。贷款的人要先申请，随后由政府设定的机构官员进行审批，再提交各种政府需要的证明文件。不会写字的贷款申请人，还得请人写各种申请。手续麻烦不说，在贷款过程中还得求人还得给钱。毕竟你不给官吏一些好处费，他能让你通过相关的贷款申请吗?一分钱不给就把手续通过了，这可能吗?
当时的这个手续，多到什么地步呢?按照苏轼的诗句，就是:“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诗句的意思是说:新法手续繁多、农民要一次一次进城办理，半年时间都在城里，小孩都学会城里口音了。如果这样的手续，农民能得到利息较低的贷款那也算了。关键是有的时候这个贷款利率并不低，这就有点搞笑了。简单利率高，复杂利率低，这样才可能让农民进行一个选择。但青苗法在执行的过程中竟然出现了办事复杂，但是利率更高的奇特景像，所以苏东坡才会反对新法，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样的层层拔毛，农民有再多的毛也经不住官员这么拔!这样的结果恐怕让王安石也是始料不及的。
王安石最始料不及的是执行青苗法的官员为了完成“贷款利息增值”任务，以获得更好的升迁机会，他们不择手段，胡乱修改青苗法，以便自己作出业绩从而达到能够职务升迁的目的。官员们修改青苗法的手段很多，但以下面三招最为常见。
第一招强行摊派。王安石颁布的青苗法中明确规定，在贷款过程中必须遵守农民自愿的原则!然而当地官府不管这个。毕竟百姓不贷款，政府就挣不到钱，政府挣不到钱，业绩就没有，业绩没有就没法升官。
因此很多当地官员下令，辖区内的所有百姓都必须贷款。而且这叫奉旨贷款。毕竟新法是皇帝颁布的，不贷款就是违抗圣旨，一个好端端的为民为国的好法就这样被歪的没了边际。就这样在官员的强行摊派下，不想贷款的百姓也只能被迫贷款了。百姓平白无故地增加了一项高利贷，面对这种情况广大的老百姓也无处申冤。当然强行摊派只是官员挣钱的初级手段罢了。在强行排派后地方官员们又使用了一招“分别贷款”的手段，以提高自己的“业绩”提升自己的政绩。
第二招，分别贷款。为了提高“贷款业绩”从而提升自己的政绩，官员们在强行摊派后，会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情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以此来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这个招数，就叫“分别贷款”。比如第一个被指控胡乱摊派、分别贷款的王广渊，他在东京路推行青苗法时，就下令把境内的百姓分为五等。第一等级的人必须贷款十五贯，第二等级的人必须贷款十贯，第三等级的人必须贷款五贯，第四等级的人必须贷款二贯半，连最穷的第五等级的人也必须贷款一贯。这个钱借了要还，相应的利息还是非常高的。王安石规定的三分三的月息，已经可以要你的命了。何况，下面在实施时的利息要远远高于这个规定的利息。面对这种情况，老百姓基本是没有活路了!当然即使把百姓“欺负”成这样了，官员为了收回钱觉得也不保险。毕竟把老百姓遇急了，逃跑了，找不到人了，钱要不回来了，到时候咋办?于是官员们又想出了第三个也是最狠的一个招数--找人担保。
第三招，贷款担保。史料记载为了防止百姓不还钱，官府规定除了抵押百姓的田地房产还要让当地富户对等级属于四级或五级的贫穷的人提供担保或抵押。也就是说贫苦农民如果还不上钱逃跑了，那么对不起由富户替他还!
要知道这可蕴含着极大的风险，现代社会存在的企业分别担保，或者称作互保的行为最终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一个本来运行良好的企业因为互保企业中的一家出了问题，最终因为承担了相应的互保责任，导致企业以破产而终结。在当时也因为担保行为对富户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意味着一旦出现天灾，百姓还不起钱后，富户也将被其牵连，最终和贫困户一起成为贫穷户。只有转移了所有危机的官府才能早涝保收，稳稳的收回所有的成本，变成最后的胜利者。
在官府的这“三板斧”下，青苗法这个利国利民的理财之法，彻底变成了一个残害百姓的敛财之术变成了一个百姓眼中的最大恶法。而在这个敛财之术中，只要官员心狠手辣就能战绩斐然，而战绩斐然后他们就能升官发财。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无数的百姓倾家荡产苦不堪言，广大百姓变成了一块块让官员上升的“垫脚石”。
史料记载，神宗皇帝病逝后，一直不理朝政的司马光奉旨入京，参加皇帝的追悼会。结果看见这位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出现在京城后，开封城里所有的百姓都疯狂了，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他们拦住司马光的马车，痛哭流涕高声大喊道:“请先生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吧!“
那些鄙视痛恨司马光的人，看见这个场景后，他也许会讥笑司马光，认为这是在作秀。然而在我的眼中，这应该是真的，这些百姓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请求司马光留下来，救救自己，救救这个天下。天下苦秦久矣……这是秦朝末年时，各国百姓对这个国家的评语。我相信身处在王安石变法下的宋朝百姓，也一定有同样的唏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王安石的这个青苗法，变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暴政呢?这里面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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