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四十九章 颇具个性的王安石（十）

    人的因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第一位的。我们认为推行的法是好法，但实施的人不是好人。在新法层层下传到基层时最终变了味，所谓的歪嘴和尚念经，把好好的经最终念坏了。还是那句话，不管您是否承认，这个青苗法是一个好法但是执行的人不是好人。

    联想到其他的许多事情，无不是这样。明明是一个好的政策好的决策，在实施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的被歪解被改变，最终实施到基层时完全变了样。在王安石变法时这种情况特别严重，甚至可以说不是无意之错，实是有意为之。所以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才会有这样大的争议，王安石在一段时间内的历史评价也是莫衷一是。

    但实际上别的不说，若大家了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穷人银行”，就明白青苗法与这个“穷人银行“，堪称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个人认为，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青苗法，之所以变成了一个祸国映民的暴政，原因只有一个--实施这个法的人，绝不是好人!事实正是如此。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实施这个法的人，都不是好人呢?那些正人君子，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为什么都会全力反对这个新法呢?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家们给出了一句话作为解释--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早在1000多年前，王安石就懂得运用现代贷款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了。而且他创建的那些法，都是现代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也就是说王安石与现代人的思想更为接近，与他同时代的人反而远。按照通常的说法，王安石拥有超越同时代人的智慧，他简直就是一个穿越回过去的人。

    史料记载，在一帮小人的“帮助”下，好好的一个利国利民的青苗法愣是变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恶法。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正直官员怒了，大家接连上疏，指责新法要求严惩颁布新法实施新法的官员。

    当时御史们联合弹劾王广渊，说他强令百姓贷款，胡乱摊派，掠夺民脂民膏与盗贼无异。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个小人却这样狡辩道:“王大人，我真是冤枉呀。我刚颁布青苗法时，受苦的百姓被地主富商欺负惯了，忽然有了这么一个好政策后，他们全都不敢试，以为其中有诈呢。在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强行摊派了一次作为试验，结果百姓得知新法的内容后，全都欢欣鼓舞，人人都在歌颂这个新法呢“这番说辞，真是狡辩得可以……结果听完这番舒服的马屁之声后，王安石竟然相信了王广渊的说辞，他上奏朝廷，以御史言官们畏惧新法成功刻意诽谤为由，力保王广渊，还让其升职了。

    在王安石的护犊子下，朝廷所有有良心的官员都怒了，他们准备与王安石“血战到底”了。由此王安石的身边，出现了无数个对手。韩琦，欧阳修，司马光在王安石的全力打压下在神宗的全力支付下都离开了大宋的权力中心，一时间新法推行的无比通畅。但是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过程中的用人不当，最终新法的全面被禁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王安石变法除了推行上述的一些法令外，还对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大力的改革。熙宁四年（1071年），在王安石的主导下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推行的裁兵法主要内容是: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并且在当兵期间要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推行的裁兵法作用非常明显，推行不久后显著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使军队的战斗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王安石主导下推行的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采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大宋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不利局面。比较显著的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变法中推行的保马法其主要内容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保甲民户养马则可以免除部分赋税。这个内容推行不久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就随后被废止，最终政府改为民牧制度，纯粹依靠民间的力量进行养马。简单的说有点类似于民进国退，在养马这一领域实行市场经济，由民间力量主导。

    这个变法的作用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过不长的时间，政府需要的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有了很大提高而与此同时政府还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

    其他王安石变法还在督制造兵器方面进行了改革，对武器的制造进行严格管理，实行考核，对工匠进行及时的优胜劣汰，明显提高了武器质量。最终大宋军队的武器生产数量有了很大增加，武器质量也有所改善。对西夏和辽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前面我们也讲到了变法中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了相应的考选名额，神宗时期也为大宋政权选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神宗时期的各个方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虽然神宗时期的科举人才没有太宗时期或仁宗时期的一榜出现非常多的大伽那样的有名气，但神宗时期经过改革的科举考试内容，更注重治国所需人才的选拨，实实在在的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操作人才。

    推行三舍法即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非常类似于今天许多教育学家推崇的分层教学法，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同时根据推行新法的需要以及国家治理的需要设置了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当时的教育不仅仅是为各级政府充实官员这一主要目标，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各专门人才的培养。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治理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大宋的统治以期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从新法次第实施一直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六年的时间。在这十五六年的时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主要是因为推行新法的人员素质问题，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