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四章 颇具个性的王安石（十五）
我们说王安石所在的变法派实在是小人众多。如果说，邓绾的所作所为，只是好心办坏事无心插柳地陷害了王安石。那么下面这个小人的所作所为，则是真真正正的有意图有目的的“进攻”了。
第二个对王安石再次下岗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刚刚被轰出朝廷的小人--吕惠卿。史料记载，吕惠卿被眨到陈州后，越想越气，无时无刻不想报复王安石。为了打击报复王安石，吕惠卿日夜整理自己与王安石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最终找到了四个字，以此击溃了宋神宗包容王安石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再次下岗。吕惠卿找到的这四个字，叫作“无使上知”。
原来在变法初期，很多人批判新法，吕惠卿曾建议把这些人轰出朝廷以维护新法的顺利实施。对于吕惠卿的建议，王安石一般不同意，但只要同意的，就会特别叮嘱吕惠卿：“这件事情可以干，但一定要“无使上知”。即秘密处理掉，不能让皇帝知道。”
可想而知，皇帝看完吕惠卿检举信中的这四个字的反应会是何等愤怒!宋神宗万万没有想到，王安石竟然敢背着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罢黜官员，这是想把皇帝架空啊。这样的人不能再留在朝庭中了!否则假以时日，等王安石进一步掌握大权后，他就敢直接“免”皇帝了!于是在吕惠卿的挑唆下，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不满终于彻底爆发。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宋神宗颁布御令，再次罢黜王安石宰相之位改判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就这样，重新上岗了一年多后，王安石再次被罢相。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年，王安石56岁。虽然他的生命还远远没有到达尽头，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随着这场离任彻底结束了。
王安石的离任，也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以失败的形式宣告结束。虽然在未来这场变法余波未平，持续影响后续的统治者，一直到北宋亡国为止。但这一切已经跟王安石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今无数史料皆记载，吕惠卿的那封检举信，是王安石下岗的主要原因。
其实，事情真相并不如此，若好好研究历史，就能清楚地发现--吕惠卿的那封检举信，只不过是王安石下岗的导火线罢了。王安石下岗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另外的两件事。这是两件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之死。史料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春夏之交时，王雱生病了，他的身体状况渐渐不佳。同年六月，没有多长的时间王雱就病逝了，死时年仅32岁。民间对王雱之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因心病而死，有的说他是因精神方面的问题而死，有的说是因王安石的罢官导致了他的压力大增最终病死。但不管怎么样，年纪轻轻的王雱确实先王安石离开了这个人世。王雱的死对王安石的打击很大。除了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外，王安石也失去了一个好战友、好知己。
纵观史料，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无数的人反对过他，无数的人背叛过他。那些背叛他的人，有他的朋友、他的老师、他的徒弟，甚至是他的家人(弟弟王安礼）。可唯独这个儿子王雱一直跟老爹同一条战线，坚定不移的协助老爸进行变法。当时为了让变法深入人心，需要对百姓进行思想文化教育，让大家改变那些“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建立一套新的普世价值。王安石下令，修编儒家书籍，用新的观点和视角重新注释《诗经》(周礼》和《尚书》等材料并进一步制定新的社会教材。
修书是一个艰苦繁重浩海无边的工程。当时王安石忙着变法，没有时间顾及此事，于是就让王雱和吕惠卿负责。然而吕惠卿的工作也很繁重，也没有时间顾及此事。因此真正全心投身编书者，只有王雱一人。在人手不足、各方反对变法的重重压力下，王雱重新注释这三本书，并取名为《三经新义)。单凭此事，王雱的能力和本事，无须多言不说自明。
有能力、有本事，还对自己忠心耿耿，对这样的年轻人即使不是自己的儿子肯定也能得到王安石的欣赏。我要是王安石，也肯定喜欢这个儿子。因此在王安石的心中，这个儿子早就变成了知己。他从心底喜欢这个儿子，并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来继续自己的变法大业。人生在世最大的欣慰就是后继有人。否则的话，一身的本领和能力，却无人能够继承，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然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王雱之死，让王安石悲痛欲绝、不能自抑。在他的眼中自己已经老了，已经56岁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辅佐君主继续变法了。变法的旗帜，若能交到王雱的手中，自己将欣慰不已，变法的大业也将能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可现在，随着王雱的死一切都结束了……史料记载，王雱死后王安石心灰意冷，多次请求辞职。他决心归隐山林不再参政。当时在宋神宗的极力挽留下，王安石才无奈继续执政主持变法。
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朝廷爆发了一件大事，让王安石彻底看清了宋神宗的“本性”，更加坚定了辞职的念头。这件事情就是来自辽国的挑衅及宋神宗采取的应对措施。咱们都知道，庆历增币事件后，宋辽两国再无战事、双方和平共处，把和平寄托在一纸合约上，完全是自欺欺人。真正的和平，还得靠自己用实力去争取，用武力去捍卫。指望别人遵守合约不欺负自己那只能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这不因为在军事方面一直存在宋弱辽强的情况。所以一有机会，辽国就会欺负宋朝，在边境无故挑事。熙宁五年(1072年)时，就在王安石与宋神宗专心致志经略西北时，契丹在边境无故挑事了。当时宋朝边境守军来报，称辽国骑兵频繁地越过拒马河一代，在宋朝领土上骑马兜风，他们既不杀人也不抢劫，只是随便转一圈就跑回去了。宋朝守军不知如何应对，只能请求圣裁。
得知这个战报后，宋神宗忧心忡忡。他害怕与辽国发生战争，就宣召王安石，征求处理意见。王安石听完后，不慌不忙道:“不过是百余骑的辽国士兵、二三十里的边界土地，能有多大事呀?陛下放宽心，不要计较这些小事。等平定了西夏，发展好了经济，咱们还会惧怕辽国吗?到时候就是想要灭了这个国家，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也不会是一件难事!“事实证明，王安石的话完全是正确的。只是当时宋朝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根本无暇顾及辽国，宋朝也不应该为这点小事分心费力。
原来此时王安石已经开始经略西北，准备收复唐朝时期丢失的河湟地区了。所谓的河湟地区，大概是今天兰州至西宁中间的一带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朝时，秦始皇在这里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汉朝时，汉武帝在这一带大量屯兵，出兵讨伐匈奴。翻看中国的战争史，但凡中原王朝跟少数民族政权发生了战争，河湟地区肯定是双方的必争之地。
唐朝中叶，中原王朝没落这块地方被吐蕃占领了。晚唐时期，唐中央政权曾打算收复这里，但没有成功。从此之后这块地方就远离中原政权的掌控，成为为中原政权的一块飞地。宋朝建国后，吐蕃也分裂了，河湟地区这个双方的必争之地没有了一个统一政权的强力存在。当时统治那里的是几个比较大的羌族部落。然而，面对这个局面在王安石之前，一直都没有一个人打算经略这里，也没打算占领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原因很简单宋朝自真宗后，对外政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花钱买平安，也不愿意随便挑起战事。这种政策在北宋早期维持了三朝后，到宋神宗时就发生了改变。
史料记载的宋神宗，虽然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也是比较软弱。但早期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个想振兴国威、有所作为的皇帝，这一点也是明确无误的。所以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公元1073年八月，宋神宗拜王韶为将，出兵河湟，正式开始经略西北地区。王韶经过了54天的浴血奋战、深入敌境1800余里后，终于降服了河湟地区这里的羌族诸部，一举招降了大小蕃族30余万人，并收复了熙、河、洮、叠、岩六州之地，一口气将宋朝的边境线整整扩充了2000余里(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
宋神宗时期王韶的这场胜利，可以说是宋朝建国以来获得的最辉煌、最伟大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宋朝展示了自己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其他小国心生畏惧，再也不敢小看宋朝了。宋朝收复了河湟后，一举切断了西夏政权与南方诸部的联系，对这个国家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这样的局面对于西夏，不能说是危如累卵，但也足够这个国家喝一壶了。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北国的辽国也不开始坐不住了。于是辽国对于宋朝的挑衅，开始升级。
史料记载，熙宁六年(1073年)冬，在宋朝成功收复河湟后不久，辽国开始大规模挑衅宋朝。当时，辽国的兵马频繁地越过宋辽北部界河拒马河，并在拒马河南岸排兵布阵，准备在这里修筑一个前线堡垒。同时辽国派遣使者入宋，要求以“分水岭”为界，重新划分宋辽边境。辽国要求重新划分边界，若指明了位置，还可以商量。
但问题是辽国求以“分水岭为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分水岭”在哪?连一个明确的边境线都不说，这个谈判，还怎么谈?摆明了辽国就是来闹事的。
当时为了对抗辽国的挑衅，王安石主动找到宋神宗上奏道:“辽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此次前来不过是窥探咱们的心理防线罢了。陛下无需惧怕，以免辽国人知道了咱们的虚实后狮子大开口，提出更多无理的要求。虽然王安石说的话很对，但此时此刻，不知道怎么回事，宋神宗就跟自己的祖先一样得了“恐辽症”，非常害怕契丹人动武，所以内心早就打算花钱买平安了。宋神宗回答道:“爱卿，咱们现在没有实力抵挡辽国人的进攻，为之奈何?”
听了神宗这话，王安石反驳道:“谁说我大宋对辽作战没有准备?我们在北边境地区设置了十七个军事基地，总兵力超过三十万，还有边境地区的百万义勇，用这些兵力收拾辽国绰绰有余，有何惧战?何况一旦开战，辽国就是撕毁盟约，之前的岁币就自动作废。到时候辽国人更是得不到好处，我相信他们不敢轻易开战!”此外王安石又告诉宋神宗即便我朝没有对抗辽国的力量，我们也不能示弱。毕竟未战先怯，此乃兵家大忌。如今敌人使者才来，我们就慌乱不已，这只能显示我们的无能和软弱，只会助长辽国的嚣张气焰。何况辽国现在的国内形势根本就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它哪里有实力攻打我朝?“
宋神宗道:“谁说辽国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这个国家岂能轻视?我朝的列祖列宗都被辽国打得大败。唯一战胜过辽国的人，是前朝的周世宗柴荣。柴荣之所以能够打赢辽国是因为当时的契丹首领，是昏庸无德的“睡王”。
面对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君主，王安石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大声说道:“陛下，此言差矣!现在的辽国，比“睡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国家已经呈现出亡国之相了，怕他们干什么呢?对于这样的国家，陛下不能忧虑过度，忧之太过，则怯懦之情就会表露出来，万一让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惧怕之情，唯一的作用是更加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就会蹬鼻子上脸，更加狮子大开口拼命勒索我们大宋的钱财了。”
然而不管王安石如何苦口婆心，宋神宗就跟他的先祖们一样惧怕辽国，而且是深入骨子里的惧怕。这位得了“恐辽症”的君主把王安石轰了出来，让他等几天再来商量此事。
第二个对王安石再次下岗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刚刚被轰出朝廷的小人--吕惠卿。史料记载，吕惠卿被眨到陈州后，越想越气，无时无刻不想报复王安石。为了打击报复王安石，吕惠卿日夜整理自己与王安石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最终找到了四个字，以此击溃了宋神宗包容王安石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再次下岗。吕惠卿找到的这四个字，叫作“无使上知”。
原来在变法初期，很多人批判新法，吕惠卿曾建议把这些人轰出朝廷以维护新法的顺利实施。对于吕惠卿的建议，王安石一般不同意，但只要同意的，就会特别叮嘱吕惠卿：“这件事情可以干，但一定要“无使上知”。即秘密处理掉，不能让皇帝知道。”
可想而知，皇帝看完吕惠卿检举信中的这四个字的反应会是何等愤怒!宋神宗万万没有想到，王安石竟然敢背着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罢黜官员，这是想把皇帝架空啊。这样的人不能再留在朝庭中了!否则假以时日，等王安石进一步掌握大权后，他就敢直接“免”皇帝了!于是在吕惠卿的挑唆下，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不满终于彻底爆发。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宋神宗颁布御令，再次罢黜王安石宰相之位改判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就这样，重新上岗了一年多后，王安石再次被罢相。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年，王安石56岁。虽然他的生命还远远没有到达尽头，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随着这场离任彻底结束了。
王安石的离任，也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以失败的形式宣告结束。虽然在未来这场变法余波未平，持续影响后续的统治者，一直到北宋亡国为止。但这一切已经跟王安石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今无数史料皆记载，吕惠卿的那封检举信，是王安石下岗的主要原因。
其实，事情真相并不如此，若好好研究历史，就能清楚地发现--吕惠卿的那封检举信，只不过是王安石下岗的导火线罢了。王安石下岗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另外的两件事。这是两件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之死。史料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春夏之交时，王雱生病了，他的身体状况渐渐不佳。同年六月，没有多长的时间王雱就病逝了，死时年仅32岁。民间对王雱之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因心病而死，有的说他是因精神方面的问题而死，有的说是因王安石的罢官导致了他的压力大增最终病死。但不管怎么样，年纪轻轻的王雱确实先王安石离开了这个人世。王雱的死对王安石的打击很大。除了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外，王安石也失去了一个好战友、好知己。
纵观史料，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无数的人反对过他，无数的人背叛过他。那些背叛他的人，有他的朋友、他的老师、他的徒弟，甚至是他的家人(弟弟王安礼）。可唯独这个儿子王雱一直跟老爹同一条战线，坚定不移的协助老爸进行变法。当时为了让变法深入人心，需要对百姓进行思想文化教育，让大家改变那些“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建立一套新的普世价值。王安石下令，修编儒家书籍，用新的观点和视角重新注释《诗经》(周礼》和《尚书》等材料并进一步制定新的社会教材。
修书是一个艰苦繁重浩海无边的工程。当时王安石忙着变法，没有时间顾及此事，于是就让王雱和吕惠卿负责。然而吕惠卿的工作也很繁重，也没有时间顾及此事。因此真正全心投身编书者，只有王雱一人。在人手不足、各方反对变法的重重压力下，王雱重新注释这三本书，并取名为《三经新义)。单凭此事，王雱的能力和本事，无须多言不说自明。
有能力、有本事，还对自己忠心耿耿，对这样的年轻人即使不是自己的儿子肯定也能得到王安石的欣赏。我要是王安石，也肯定喜欢这个儿子。因此在王安石的心中，这个儿子早就变成了知己。他从心底喜欢这个儿子，并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来继续自己的变法大业。人生在世最大的欣慰就是后继有人。否则的话，一身的本领和能力，却无人能够继承，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然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王雱之死，让王安石悲痛欲绝、不能自抑。在他的眼中自己已经老了，已经56岁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辅佐君主继续变法了。变法的旗帜，若能交到王雱的手中，自己将欣慰不已，变法的大业也将能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可现在，随着王雱的死一切都结束了……史料记载，王雱死后王安石心灰意冷，多次请求辞职。他决心归隐山林不再参政。当时在宋神宗的极力挽留下，王安石才无奈继续执政主持变法。
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朝廷爆发了一件大事，让王安石彻底看清了宋神宗的“本性”，更加坚定了辞职的念头。这件事情就是来自辽国的挑衅及宋神宗采取的应对措施。咱们都知道，庆历增币事件后，宋辽两国再无战事、双方和平共处，把和平寄托在一纸合约上，完全是自欺欺人。真正的和平，还得靠自己用实力去争取，用武力去捍卫。指望别人遵守合约不欺负自己那只能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这不因为在军事方面一直存在宋弱辽强的情况。所以一有机会，辽国就会欺负宋朝，在边境无故挑事。熙宁五年(1072年)时，就在王安石与宋神宗专心致志经略西北时，契丹在边境无故挑事了。当时宋朝边境守军来报，称辽国骑兵频繁地越过拒马河一代，在宋朝领土上骑马兜风，他们既不杀人也不抢劫，只是随便转一圈就跑回去了。宋朝守军不知如何应对，只能请求圣裁。
得知这个战报后，宋神宗忧心忡忡。他害怕与辽国发生战争，就宣召王安石，征求处理意见。王安石听完后，不慌不忙道:“不过是百余骑的辽国士兵、二三十里的边界土地，能有多大事呀?陛下放宽心，不要计较这些小事。等平定了西夏，发展好了经济，咱们还会惧怕辽国吗?到时候就是想要灭了这个国家，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也不会是一件难事!“事实证明，王安石的话完全是正确的。只是当时宋朝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根本无暇顾及辽国，宋朝也不应该为这点小事分心费力。
原来此时王安石已经开始经略西北，准备收复唐朝时期丢失的河湟地区了。所谓的河湟地区，大概是今天兰州至西宁中间的一带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朝时，秦始皇在这里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汉朝时，汉武帝在这一带大量屯兵，出兵讨伐匈奴。翻看中国的战争史，但凡中原王朝跟少数民族政权发生了战争，河湟地区肯定是双方的必争之地。
唐朝中叶，中原王朝没落这块地方被吐蕃占领了。晚唐时期，唐中央政权曾打算收复这里，但没有成功。从此之后这块地方就远离中原政权的掌控，成为为中原政权的一块飞地。宋朝建国后，吐蕃也分裂了，河湟地区这个双方的必争之地没有了一个统一政权的强力存在。当时统治那里的是几个比较大的羌族部落。然而，面对这个局面在王安石之前，一直都没有一个人打算经略这里，也没打算占领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原因很简单宋朝自真宗后，对外政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花钱买平安，也不愿意随便挑起战事。这种政策在北宋早期维持了三朝后，到宋神宗时就发生了改变。
史料记载的宋神宗，虽然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也是比较软弱。但早期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个想振兴国威、有所作为的皇帝，这一点也是明确无误的。所以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公元1073年八月，宋神宗拜王韶为将，出兵河湟，正式开始经略西北地区。王韶经过了54天的浴血奋战、深入敌境1800余里后，终于降服了河湟地区这里的羌族诸部，一举招降了大小蕃族30余万人，并收复了熙、河、洮、叠、岩六州之地，一口气将宋朝的边境线整整扩充了2000余里(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
宋神宗时期王韶的这场胜利，可以说是宋朝建国以来获得的最辉煌、最伟大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宋朝展示了自己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其他小国心生畏惧，再也不敢小看宋朝了。宋朝收复了河湟后，一举切断了西夏政权与南方诸部的联系，对这个国家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这样的局面对于西夏，不能说是危如累卵，但也足够这个国家喝一壶了。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北国的辽国也不开始坐不住了。于是辽国对于宋朝的挑衅，开始升级。
史料记载，熙宁六年(1073年)冬，在宋朝成功收复河湟后不久，辽国开始大规模挑衅宋朝。当时，辽国的兵马频繁地越过宋辽北部界河拒马河，并在拒马河南岸排兵布阵，准备在这里修筑一个前线堡垒。同时辽国派遣使者入宋，要求以“分水岭”为界，重新划分宋辽边境。辽国要求重新划分边界，若指明了位置，还可以商量。
但问题是辽国求以“分水岭为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分水岭”在哪?连一个明确的边境线都不说，这个谈判，还怎么谈?摆明了辽国就是来闹事的。
当时为了对抗辽国的挑衅，王安石主动找到宋神宗上奏道:“辽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此次前来不过是窥探咱们的心理防线罢了。陛下无需惧怕，以免辽国人知道了咱们的虚实后狮子大开口，提出更多无理的要求。虽然王安石说的话很对，但此时此刻，不知道怎么回事，宋神宗就跟自己的祖先一样得了“恐辽症”，非常害怕契丹人动武，所以内心早就打算花钱买平安了。宋神宗回答道:“爱卿，咱们现在没有实力抵挡辽国人的进攻，为之奈何?”
听了神宗这话，王安石反驳道:“谁说我大宋对辽作战没有准备?我们在北边境地区设置了十七个军事基地，总兵力超过三十万，还有边境地区的百万义勇，用这些兵力收拾辽国绰绰有余，有何惧战?何况一旦开战，辽国就是撕毁盟约，之前的岁币就自动作废。到时候辽国人更是得不到好处，我相信他们不敢轻易开战!”此外王安石又告诉宋神宗即便我朝没有对抗辽国的力量，我们也不能示弱。毕竟未战先怯，此乃兵家大忌。如今敌人使者才来，我们就慌乱不已，这只能显示我们的无能和软弱，只会助长辽国的嚣张气焰。何况辽国现在的国内形势根本就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它哪里有实力攻打我朝?“
宋神宗道:“谁说辽国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这个国家岂能轻视?我朝的列祖列宗都被辽国打得大败。唯一战胜过辽国的人，是前朝的周世宗柴荣。柴荣之所以能够打赢辽国是因为当时的契丹首领，是昏庸无德的“睡王”。
面对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君主，王安石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大声说道:“陛下，此言差矣!现在的辽国，比“睡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国家已经呈现出亡国之相了，怕他们干什么呢?对于这样的国家，陛下不能忧虑过度，忧之太过，则怯懦之情就会表露出来，万一让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惧怕之情，唯一的作用是更加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就会蹬鼻子上脸，更加狮子大开口拼命勒索我们大宋的钱财了。”
然而不管王安石如何苦口婆心，宋神宗就跟他的先祖们一样惧怕辽国，而且是深入骨子里的惧怕。这位得了“恐辽症”的君主把王安石轰了出来，让他等几天再来商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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