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五章 更加残酷的斗争（七）

    在新党的疯狂攻击下，苏轼终于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迫害。这个宋朝的最大文字狱“乌台诗案”，又将如何演绎呢?苏轼又是如何逢凶化吉逃出生天呢?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经过多方的营救也包括王安石的上书请示，最终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以及其他的各种原因综合在一起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宋太祖善待文人的政策还是有莫大的功绩的。

    如果对苏轼最终能脱险的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应该是由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最终解救了苏轼。

    第一股力量，毋庸置疑就是朝中的那些正直的官员。史料记载，得知苏轼因胡乱解释的这些诗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后，大宋的三朝元老已经退休在家的老宰相张方平义愤填膺，决定为苏轼伸张正义。于是立刻书写了一封营救苏轼的书信，让当地官府代为转让。但是你想呀苏轼的案件，可是皇帝亲办的御案，当地官员哪敢蹚这池子混水，理所当然拒绝转呈前宰相的这封书信。见当地官员不敢转呈，张万平大怒，命令儿子张恕进京去登闻院投递。咱们前面讲过，登闻院就是宋朝的信访办。这里专门接收来自民间的奏章，是皇帝收听基层声音下情上传的地方。

    来到登闻院后，由于张恕生性懦弱，所以在投递前他徘徊很久，最终还是没投出这封书信。张恕拿着父亲的书信，灰溜溜地回家了。好在张恕没有投出这封书信，要不然苏轼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原来苏轼出狱后，看见了张万平计划呈给皇帝的书信，吓得浑身冷汁直流。因为在张万平的这封书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苏轼为天下之奇才”，劝宋神宗爱惜人才，赦免苏轼。这句话写错了吗?那肯定是没错。但问题是新党扣在苏轼身上的罪名，就是“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在这种情况下，张万平说他是“奇才”，很可能会激怒宋神宗。好在懦弱的张恕没有投出这封书信，要不然苏轼就惨了。虽然张万平的求救没有取得结果，但以他为首的那些正直大臣们展开的一系列的营救，对苏轼的最终脱险还是功不可没的。在这些营救的大臣中，以当朝宰相吴充的营救最为成功。

    有一天，吴充觐见皇帝汇报完工作后，突然问道:“陛下认为魏武帝这个人怎么样?“魏武帝，就是曹操，此人谋朝篡位、挟天子以令诸侯，世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听完吴充的问题，宋神宗轻蔑地回答道:“此人不值一提!”吴充继续问道:“陛下以尧舜为楷模，自然鄙视曹操。但是连曹操这样的坏人都能容忍当面谩骂自己的祢衡，您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说了几句怪话的苏轼呢?“吴充的这番话，说得宋神宗只能为自己辩解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澄清一些是非，很快就会放了他。”吴充的这个话真的是水平高啊，神宗一下子就掉进了自我难圆其说的困境中。当然了虽然皇帝说要释放苏轼，但最终也没放真的像说的那样很快放了苏轼。毕竟此时的皇帝还有很多疑感没有解决。因此要想成功救出苏轼，以现在的官员配置是不够的，还需要“重量级”的营救，方才有效。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就是那个虽然远离朝堂，但威望依旧的王安石。

    第二股力量，就是来自王安石的信。

    史料记载，虽然早已退居江宁(今南京)不问政事，但为了搭救苏轼，王安石还是写信给宋神宗，替苏轼求情。王安石问了皇帝一个问题:“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个话的大意是，亲爱的皇帝既然你标榜是英明之主，那么哪有在盛世里杀士大夫的道理?虽然王安石隐居江宁多年，早已不问政事，但他依旧是宋神宗最器重的大臣，因此他的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实，不光是王安石的话，那些陷害苏轼的人的话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比王安石的话还“有用”。

    第三股力量，坑害苏轼的大臣。为了彻底整死苏轼，新党不是玩命寻找证据吗?结果他们这种不遗余力挖空心思的工作，竟然适得其反了。这些人不仅没有坑死苏轼，反而让皇帝开始讨厌他们，开始同情苏轼了。有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一天，宰相王珪找到皇帝继续攻击苏轼道:“苏轼对陛下有不臣之心!“这种话宋神宗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他敷衍地问道:“苏轼固然有罪。对朕还不至于如此，你为什么这样说?“王珪呈上苏轼书写的一首诗句说道:“启奏陛下，这首诗叫《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乃苏轼所写，其中两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苏轼把自己比作'地下蛰龙”，与陛下的'天上飞龙’齐名，这不是不臣又是什么?“宋神宗看完这首诗句后，不以为然道:“苏轼的这首诗，不过是描写桧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一旁的翰林学士章惇附和道:“龙者，非国君独称，很多臣子也可称龙。”宋神宗点点头，道:“自古称龙的臣子，多了去了。三国时期的卧龙诸亮，魏晋时期的荀氏八龙，他们都是臣子。”听这话，王珪无言以对，只能灰溜溜地走了。王珪走后不久，章惇随后也追了上去，问道:“相公为何如此，你非要灭了苏轼一门吗?“

    面对章惇的质疑，王珪羞愧难当只能说道:“这是舒亶的主意，跟我无关。”章惇大怒道:“舒亶、舒亶!你不加分辨没有思考的追随舒亶，百分之百信任他的话，是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他喷出的口水，你也能当美味佳肴吃下去!”这番话骂得王珪无言以对。章惇是不是一个奸臣，其实并不好下结论，虽然后来苏轼的种种磨难确实也与他有脱不开的干系。但是在当时章惇还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他的这种行为，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皇帝，让宋神宗更加讨厌新党成员同情苏轼了。在宋神宗打算释放苏轼时，一个人的突然生病，更加坚定了皇帝释放苏轼的决心。这个生病的人，就是太皇太后曹氏。

    第四股力量来自后宫的压力。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秋，经历三朝的曹皇太后病重。曹皇太后是苏轼的超级粉丝，对苏轼的文章那是相当的崇拜。每有苏轼的新作总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评论。当时曹皇太后年纪已大，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所以对这个情况，宋神宗是忧心忡忡每天下朝后必来问候以尽孝道。

    在侍奉期间，曹太皇太后问道“官家气色不好，是不是朝中有什么变故之事?”宋神宗知道无法隐瞒事实上曹太皇太后也已经听到了一些苏轼的事情，只能回答道:“国家多难，变法未见成效还有大臣苏轼公开写诗诽谤朝廷。”曹太皇太后说道:“仁宗皇帝当年举行完科举考试后，高兴地对我道今天我录取了两名宰相之才，一个叫苏轼，另一个叫苏辙，他们是兄弟俩。我年龄大了，可能用不了他们了。这是为儿孙们找到的良才啊。现在你怎么能杀了苏轼呢!”听完曹皇太后所说的话后，宋神宗低头不语。曹太皇太后问道:“如今这个苏轼，在哪里呀?”宋神宗道:“苏轼因写诗诽谤朝廷，被关押在御史台正在审理。”曹太皇太后道:“因写诗文而系于牢狱，我朝开国至今尚无先例，你要谨慎审理，切不可滥杀忠臣。如今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生冤屈之事，致伤中和之气。“至此在多方力量的作用下，宋神宗终于打算把苏轼无罪释放了。当然了在释放苏轼前，宋神宗还得跟一个人商量一下。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第五股力量，宋神宗自己。虽然在吴充、章惇、王安石、曹太皇太后的劝说下，宋神宗打算赦免苏轼，但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李定等人天天地在他耳边诋毁苏轼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皇帝打算试一下苏轼，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坦荡荡的忠臣，还一个常戚戚的奸臣。有一天晚上，苏轼已经在牢房里睡下了，忽见牢门打开，一个人径直走进来，进来后这个人也不和苏轼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包袱往地下一扔就躺下睡觉了。苏轼见了这个情况心想:“这个人可能是新来的犯人吧。”所以苏轼也没理会他，继续睡觉了。大概四更天也就是现在凌晨两三点时，苏轼被“新犯人”摇醒了，那人说道:“贺喜学士!贺喜学士!“苏轼问其祝贺的原因，那人也不回答，只是道:“学士安心熟睡即可。”说罢那人拎着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了。原来那人是宫中的一个小太监，是宋神宗秘密派入监狱、暗中观察苏轼的。第二天天亮，小太监马上汇报宋神宗道:“苏轼举止坦然，一夜熟睡，没有任何不安之举。”听完汇报后宋神宗对左右道:“朕就知道苏轼胸中无事、心里没负担，要不然他不可能睡得这么香!“终于在种种原因之下苏轼最终脱离了险境，重新获得了自由。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事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肯定心情是十分的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