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七章 更加残酷的斗争（九）
公元1085年，年仅九岁的宋哲宗在众大臣的支持下特别是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即位成为大宋朝的下一们继任者。本来神宗突然离世，神宗的弟弟岐王赵颢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下一任皇帝。但是最终在支持变法的一众大臣的强烈要求下，神宗皇帝最终立自己的儿子赵煦为太子，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合法继承者。同时岐王的母亲高太后最终也是下定决心支持立赵煦为太子。为什么高太后会放弃自己最爱的儿子转而支持自己的孙子成为大宋的下一任继承者。
原因很简单，高太后想掌握朝庭大权，自己来处理朝政权。赵煦成为正式的下一任皇帝后，高太后就以哲宗年幼为名，由自己亲自临朝听政，司马光等反对改革的一众臣子重新被启用，其中更是任命司马光为宰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
被当作守旧派打压多年的苏轼也被任命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苏轼再次以礼部郎中的官职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后，苏轼又被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苏轼升为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可见当旧党再次当政后，苏轼的官职是像坐了火箭一样的直线上升。但是即使苏轼被旧党视为自己人不断被升迁的情况下，当苏轼看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司马光等人的旧党与所谓“新党”不过是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苏轼的行为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旧党的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苏轼的性格使他左右不是人。因而苏轼见自己在朝庭实在是无法立足，所以再度自求外调。
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将当时推行的新法基本废除。公元1086年宋廷正式下诏废除青苗法。至此，由王安石主导下创建的所有新法被全部废除。在青苗法废除前的四个月，王安石伤心过度离开了这个世界。青苗法废除后的几天，司马光也可能是觉得做完了所有的事情，一下子身体就垮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司马光病逝后，朝廷的重担就落在了苏轼的肩上。作为一个胸襟坦荡的贤人君子，司马光虽然讨厌苏轼，却没有因为政见不合而怪罪于他。但是其他的官员却没有他那样的胸襟和器量。这些肚子里压根就没有“船”的人，早就对苏轼恨之入骨了。
至此一场“非我族类，必将驱除”的党争，又在这个帝国上演了。虽然在当时，朝中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但其实旧党内部早就分成了三个党派，互相攻击、互相陷害。
这三个党派，分别是:以苏轼、苏辙、吕陶为首的官员为一派。因为苏氏兄弟的祖籍在四川，所以这派称为“蜀党”。
以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为首的官员为一派。因为二程的祖籍在洛阳，所以这派称为“洛党”。
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的官员为一派，因为刘挚是河北东光人，属古代河朔地区，所以这派称为“朔党”
司马光活着的时候，这三派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行内斗。然而司马光死后，再没有一个让众人信服的权威领袖，那么下面的这些官员们就准备跳出来称王称霸了。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司马光的继任者苏轼是一个心胸宽广并且富有政治手段的人能够调节各方的势力、容纳不同派别人的性格。听取各种意见后将这三党团结起来共同做事。那么这个天下，就会相安无事，也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乱子。
然而，苏轼虽然在文学才华上是可以称得上是千古第一人，但苏轼在国家治理方面确实没有那样的成熟，也没有特别有力的手段。
而且苏轼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常常是直言讽刺，没过多久因为苏轼的一句玩笑话，苏轼就跟著名理学家程颐结下了梁子，洛蜀两党也正式开战了!那么这句话，是一句什么话呢?历史上的理学大程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程颐，字正叔，洛阳伊川人，世称伊川先生。程颐是宋朝著名的思想家，他与其兄程颢共同创立“洛学”，为后期的朱熹理学奠定了基础，世人称他们为“二程”。
程颐的理学思想，包括我们耳濡目染、朗朗上口的“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存天理、去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学说。
由此可见，能够想出这些“词语”来，程颐肯定是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师，开口闭口就是孔孟之道，简直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迂夫子”。其实程颐这种“迂夫子”的形象，要比咱们想象的还要迂腐得多。
史料记载，程颐博学多才，满腹经纶，所以司马光举荐其为“帝师”。司马光想借助程颐的儒学思想，去影响年少的宋哲宗，让他成为一个儒学门徒用孔孟思想去治理天下。
然而很快司马光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原来有一天经筵时，君臣上完了一堂课，就在一旁的小殿喝茶赏春。微风轻拂。垂柳依依，小皇帝就顺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玩耍了起来。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来说，玩耍一下，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小事。结果程颐看见后，他立刻站起身，拉长脸教训道:“启奏陛下，现在是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皇帝不可无缘无救推折生命，损害天地和气。为君者以仁为本，爱惜万物，也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况且在程颐的心目中，柳枝跟人一样，是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当以诚意相待以仁爱相拥，当然不可轻易推残。可用一句话形容程颐的思想“圣人所以爱天下之生，亦如天地爱万物之生。”
程颐的这个思想有道理，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关键是哲宗皇帝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又怎么能认识到这么高深的道理!皇帝只知道，我就掐断了一根柳条，能有什么事。结果竟然被“书呆子”老师痛骂了一顿，真是岂有此理!可想而知，当时的宋哲宗都快气炸了，他一赌气就把枝条扔在了地上愤怒地离开了。这件事情传到司马光耳朵里后，司马光大吃一惊，随后感慨道:“这就是君主不愿意接近儒生的原因呀。”
程颐就是这么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这种人碰上了苏轼，那就热闹了。苏轼为人通脱豁达，不拘形式，率性自然，程颐则认死理，不容变通，为人拘谨刻板，这俩人在一起时肯定是水火不相容。这不仅仅因为一件小事，这俩人就争吵了起来，并最终直接引起了两党的斗争，朝庭旧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史料记载，程颐与苏轼性格完全不同，所幸的是这俩人有一个能管得住他们的领导-司马光。只要司马光还活着，这俩人还不敢造次，还不会有很多的争吵发生。但是司马光死后呢?那就开战呗!当时这俩人开战，就是因为一句话，一句苏轼嘲讽程颐的话。
史料记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时，哲宗皇帝正率领文武百官在郊外举行祭祀仪式。等仪式结束已经是九月初六了，群臣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宰相府，吊唁司马光。
当时程颐是司马光的丧事主持人，他却不允许大家在当天吊唁司马光，明天再进行相关的事项。群臣不明原因问其缘由。程颐解释道:“孔子有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在同一天参加了葬礼就不应该再参加吉礼。同样的道理，你们如果在同一天先参加了吉礼，也不应该参加葬礼。众大臣一听，都不服程颐的观点。于是属于旧党的成员因为司马光的葬礼发生了冲突。但是程颐就是一个认死礼的人，认为自己的观点没有错，就是不让众大臣在当天吊唁司马光。
此时苏轼就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指向程颐说道：“此是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众人一时间并不明白苏轼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苏轼解释道，叔孙通仍汉初一学者，虽然学问不错，但热衷于名利并不为时人所称道。而鏖糟陂是一个地名。此地是一片沼泽地，夏秋积水，泥泞不堪，位于宋都城西南十五里处。听了苏轼的话，众人连起来一想，都明白了苏轼的意思。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程颐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一个从京郊烂泥坑里出来的叔孙通制定的规矩，讽刺程颐是一个拘泥小节、不识大体的假学者!
可想而知苏轼的这句形象的话，让群臣禁不住哄堂大笑了，也让程颐恼羞成怒。在不经意间，苏轼的一句玩笑话在程颐心中播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一颗永远不可能被化解的种子……大家若知道程颐的为人处世原则，就知道这个仇恨有多深了。
史料记载，程颐是一个好面子的文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凤凰男”。当时各大臣在给皇帝讲课时，文彦博和苏轼都是站着讲，程颐却坐着说。他对皇帝讲的话也绝不客气，还老是以帝师自居。鉴于此别人就劝他，让他低调点学学人家文彦博。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还是客客气气的和皇帝相处。结果程颐是这样回答的“文彦博是三朝元老所以再怎么低调，也没有人看不起他。我是一介布衣，若再低调就会认为在皇帝面前是低三下四就真的被人看不起了。“
单凭此事，程颐极度自卑的心理就可见一斑了。因此当苏轼用那样的玩笑话嘲笑他时，程颐愤怒的心情也可想而知。人家是一直认为自己出身不够高贵，苏轼你还如此的揭别人的伤疤。确实是苏轼不太懂人情世故了，怪不得人家要和你斗争到底了。就这样从此以后，苏门和程门就此结下了“血海深仇”。
蜀党和洛党也开始相互攻击，殊死一战了。首先发动攻击的就是被侮辱的程门弟子。要知道在程门弟子眼中，程颐就是他们心中的“圣人”。老师被侮罪这些弟子岂能甘休。于是程门中怒不可遏的弟子们立刻发动了一场攻击要让苏轼“血债血偿”。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因为一道辩论题目，洛党点燃战火，与蜀党全面开战。当时苏轼在主持进士候选馆职的考试时，出了这么一个题目:
今朝廷欲师仁祖(宋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宋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出这道题目的政治意图非常明确--他想兼行“仁宗忠厚”和“神宗励精”之政，认真总结仁宗、神宗两朝利弊得失，找到一条二面兼顾最合理的施政方针来治理国家。很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命题。苏轼的潜台词是--总结一条新旧二派都认可的道路。朝中所有的官员抛开成见，重新团结起来。最终结束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党争，让国家重新归于一统，让大宋再现繁荣。
然而令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道命题不仅没有结束新旧二派的党争，反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更激烈的党争时期!当时看完苏轼的这道题目后，洛党成员立刻断章取义，说苏轼的这道命题有“诽谤先朝”之意。证据是苏轼出这样的试题是暗指仁宗皇帝治理国家时松懈怠慢而神宗皇帝治理国家时法度严苛!
山水欲来风满楼，程门洛党成员全军出动一起拼命弹劾苏轼。与此同时，朔党成员也积极配合洛党成员行动起来一起攻击苏轼。苏轼侮辱了洛党的掌门人，洛党成员攻击他还算是情有可原。那么朔党成员又为什么攻击苏轼呢?
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权力。在朔党人眼中，自苏轼回朝后，仅仅用了一年时间简直就是火箭一样的上升速度，就由一个罪臣被提拔为了翰林大学士(“曾未周岁、而阅三官”)，这个提拔速度太快了，已经让人“侧目”了，让其他的二党成员感到了重大的威胁。
何况在司马光病逝，继任宰相吕公著频频向朝庭申请告老还乡的局面下，国家下一任的宰相很可能就是这个苏轼了!毕竟按照宋朝的官制，宰相的候补人选就是翰林大学士呀!以朔党跟苏轼的关系，万一让他当上了宰相……对于这个问题，朔党成员们都不敢去想!
因为昔日司马光与苏轼争论的场面，朔党眼中历历在目。当时作为司马光的坚强后盾，朔党成员可没少帮助司马光，也没少得罪苏轼，苏轼的外放可是有他们很大的功劳。所以在这些人的心里想当然的认为，这要是让苏轼当了宰相，他们只能卷铺盖回家了因此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不能让苏轼当上下一任的宰相。唯有把这个人轰出朝廷，才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自己的威胁才能彻底的解决。这种心理支配下，朔党立刻主动联系上了洛党，双方一拍即合攻击苏轼为首的蜀党了。
就这样党争再次开始，在旧党内部拉开了更大更残酷的朝庭斗争。因为双方更加的知根知底，打击就更为精准，结果当然是更为惨烈。所以各派是全力以赴，只要是个人，还有一点用处就被拉上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当时洛朔两党全线进攻，蜀党则全力反击。双方拼得你死我活，一时间无数的官员深陷党争之中。同时沉寂多时的新党也积极参加，玩命挑唆，让旧党的各派成员相斗相争，新党成员好趁机渔翁得利。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洛朔两党竟轻易获胜了。因为蜀党的最高统帅苏轼面对这种情况缴枪投降了!
没错，苏轼是真的投降了从内心彻底的不想在朝庭干了。也许是“乌台诗案”让苏轼心有余悸，不敢重蹈覆辙。也许是朝廷每时无休止的争吵，让苏轼身心俱疲不想应战了。也许是苏轼彻底看破了名利准备归隐山林，效仿自己的老师当一个新的“六一居士”了。
苏轼的这种心态有诗为证:
为向东坡传语，
人在玉堂深处。
别后有谁来?
雪压小桥无路。
归去，归去，
江上一犁春雨。
手种堂前桃李，
无限绿阴青子。
帘外百舌儿，
惊起五更春睡。
居士，居士，
莫忘小桥流水。--《如梦令)二首
可见此时此刻的苏轼，真心的打算归隐山林，回到黄州那个世外桃源，去当个像老师欧阳修一样的“居士”，离开朝庭这个是非之地了。
史料记载，元祐二年(1087年)，身心俱疲的苏轼上疏朝廷，请求外放。然而人在江湖，苏轼想跑想投降，也得问问这些攻击者他们愿不愿意放你走。在洛朔两党的眼中，放走苏轼那就是放虎归山，当然是后患无穷啊!
于是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思想指导下，洛朔两党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进攻，准备决不放过苏轼彻底弄死苏轼为止。
原因很简单，高太后想掌握朝庭大权，自己来处理朝政权。赵煦成为正式的下一任皇帝后，高太后就以哲宗年幼为名，由自己亲自临朝听政，司马光等反对改革的一众臣子重新被启用，其中更是任命司马光为宰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
被当作守旧派打压多年的苏轼也被任命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苏轼再次以礼部郎中的官职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后，苏轼又被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苏轼升为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可见当旧党再次当政后，苏轼的官职是像坐了火箭一样的直线上升。但是即使苏轼被旧党视为自己人不断被升迁的情况下，当苏轼看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司马光等人的旧党与所谓“新党”不过是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苏轼的行为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旧党的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苏轼的性格使他左右不是人。因而苏轼见自己在朝庭实在是无法立足，所以再度自求外调。
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将当时推行的新法基本废除。公元1086年宋廷正式下诏废除青苗法。至此，由王安石主导下创建的所有新法被全部废除。在青苗法废除前的四个月，王安石伤心过度离开了这个世界。青苗法废除后的几天，司马光也可能是觉得做完了所有的事情，一下子身体就垮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司马光病逝后，朝廷的重担就落在了苏轼的肩上。作为一个胸襟坦荡的贤人君子，司马光虽然讨厌苏轼，却没有因为政见不合而怪罪于他。但是其他的官员却没有他那样的胸襟和器量。这些肚子里压根就没有“船”的人，早就对苏轼恨之入骨了。
至此一场“非我族类，必将驱除”的党争，又在这个帝国上演了。虽然在当时，朝中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但其实旧党内部早就分成了三个党派，互相攻击、互相陷害。
这三个党派，分别是:以苏轼、苏辙、吕陶为首的官员为一派。因为苏氏兄弟的祖籍在四川，所以这派称为“蜀党”。
以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为首的官员为一派。因为二程的祖籍在洛阳，所以这派称为“洛党”。
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的官员为一派，因为刘挚是河北东光人，属古代河朔地区，所以这派称为“朔党”
司马光活着的时候，这三派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行内斗。然而司马光死后，再没有一个让众人信服的权威领袖，那么下面的这些官员们就准备跳出来称王称霸了。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司马光的继任者苏轼是一个心胸宽广并且富有政治手段的人能够调节各方的势力、容纳不同派别人的性格。听取各种意见后将这三党团结起来共同做事。那么这个天下，就会相安无事，也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乱子。
然而，苏轼虽然在文学才华上是可以称得上是千古第一人，但苏轼在国家治理方面确实没有那样的成熟，也没有特别有力的手段。
而且苏轼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常常是直言讽刺，没过多久因为苏轼的一句玩笑话，苏轼就跟著名理学家程颐结下了梁子，洛蜀两党也正式开战了!那么这句话，是一句什么话呢?历史上的理学大程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程颐，字正叔，洛阳伊川人，世称伊川先生。程颐是宋朝著名的思想家，他与其兄程颢共同创立“洛学”，为后期的朱熹理学奠定了基础，世人称他们为“二程”。
程颐的理学思想，包括我们耳濡目染、朗朗上口的“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存天理、去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学说。
由此可见，能够想出这些“词语”来，程颐肯定是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师，开口闭口就是孔孟之道，简直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迂夫子”。其实程颐这种“迂夫子”的形象，要比咱们想象的还要迂腐得多。
史料记载，程颐博学多才，满腹经纶，所以司马光举荐其为“帝师”。司马光想借助程颐的儒学思想，去影响年少的宋哲宗，让他成为一个儒学门徒用孔孟思想去治理天下。
然而很快司马光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原来有一天经筵时，君臣上完了一堂课，就在一旁的小殿喝茶赏春。微风轻拂。垂柳依依，小皇帝就顺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玩耍了起来。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来说，玩耍一下，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小事。结果程颐看见后，他立刻站起身，拉长脸教训道:“启奏陛下，现在是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皇帝不可无缘无救推折生命，损害天地和气。为君者以仁为本，爱惜万物，也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况且在程颐的心目中，柳枝跟人一样，是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当以诚意相待以仁爱相拥，当然不可轻易推残。可用一句话形容程颐的思想“圣人所以爱天下之生，亦如天地爱万物之生。”
程颐的这个思想有道理，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关键是哲宗皇帝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又怎么能认识到这么高深的道理!皇帝只知道，我就掐断了一根柳条，能有什么事。结果竟然被“书呆子”老师痛骂了一顿，真是岂有此理!可想而知，当时的宋哲宗都快气炸了，他一赌气就把枝条扔在了地上愤怒地离开了。这件事情传到司马光耳朵里后，司马光大吃一惊，随后感慨道:“这就是君主不愿意接近儒生的原因呀。”
程颐就是这么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这种人碰上了苏轼，那就热闹了。苏轼为人通脱豁达，不拘形式，率性自然，程颐则认死理，不容变通，为人拘谨刻板，这俩人在一起时肯定是水火不相容。这不仅仅因为一件小事，这俩人就争吵了起来，并最终直接引起了两党的斗争，朝庭旧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史料记载，程颐与苏轼性格完全不同，所幸的是这俩人有一个能管得住他们的领导-司马光。只要司马光还活着，这俩人还不敢造次，还不会有很多的争吵发生。但是司马光死后呢?那就开战呗!当时这俩人开战，就是因为一句话，一句苏轼嘲讽程颐的话。
史料记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时，哲宗皇帝正率领文武百官在郊外举行祭祀仪式。等仪式结束已经是九月初六了，群臣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宰相府，吊唁司马光。
当时程颐是司马光的丧事主持人，他却不允许大家在当天吊唁司马光，明天再进行相关的事项。群臣不明原因问其缘由。程颐解释道:“孔子有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在同一天参加了葬礼就不应该再参加吉礼。同样的道理，你们如果在同一天先参加了吉礼，也不应该参加葬礼。众大臣一听，都不服程颐的观点。于是属于旧党的成员因为司马光的葬礼发生了冲突。但是程颐就是一个认死礼的人，认为自己的观点没有错，就是不让众大臣在当天吊唁司马光。
此时苏轼就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指向程颐说道：“此是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众人一时间并不明白苏轼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苏轼解释道，叔孙通仍汉初一学者，虽然学问不错，但热衷于名利并不为时人所称道。而鏖糟陂是一个地名。此地是一片沼泽地，夏秋积水，泥泞不堪，位于宋都城西南十五里处。听了苏轼的话，众人连起来一想，都明白了苏轼的意思。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程颐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一个从京郊烂泥坑里出来的叔孙通制定的规矩，讽刺程颐是一个拘泥小节、不识大体的假学者!
可想而知苏轼的这句形象的话，让群臣禁不住哄堂大笑了，也让程颐恼羞成怒。在不经意间，苏轼的一句玩笑话在程颐心中播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一颗永远不可能被化解的种子……大家若知道程颐的为人处世原则，就知道这个仇恨有多深了。
史料记载，程颐是一个好面子的文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凤凰男”。当时各大臣在给皇帝讲课时，文彦博和苏轼都是站着讲，程颐却坐着说。他对皇帝讲的话也绝不客气，还老是以帝师自居。鉴于此别人就劝他，让他低调点学学人家文彦博。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还是客客气气的和皇帝相处。结果程颐是这样回答的“文彦博是三朝元老所以再怎么低调，也没有人看不起他。我是一介布衣，若再低调就会认为在皇帝面前是低三下四就真的被人看不起了。“
单凭此事，程颐极度自卑的心理就可见一斑了。因此当苏轼用那样的玩笑话嘲笑他时，程颐愤怒的心情也可想而知。人家是一直认为自己出身不够高贵，苏轼你还如此的揭别人的伤疤。确实是苏轼不太懂人情世故了，怪不得人家要和你斗争到底了。就这样从此以后，苏门和程门就此结下了“血海深仇”。
蜀党和洛党也开始相互攻击，殊死一战了。首先发动攻击的就是被侮辱的程门弟子。要知道在程门弟子眼中，程颐就是他们心中的“圣人”。老师被侮罪这些弟子岂能甘休。于是程门中怒不可遏的弟子们立刻发动了一场攻击要让苏轼“血债血偿”。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因为一道辩论题目，洛党点燃战火，与蜀党全面开战。当时苏轼在主持进士候选馆职的考试时，出了这么一个题目:
今朝廷欲师仁祖(宋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宋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出这道题目的政治意图非常明确--他想兼行“仁宗忠厚”和“神宗励精”之政，认真总结仁宗、神宗两朝利弊得失，找到一条二面兼顾最合理的施政方针来治理国家。很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命题。苏轼的潜台词是--总结一条新旧二派都认可的道路。朝中所有的官员抛开成见，重新团结起来。最终结束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党争，让国家重新归于一统，让大宋再现繁荣。
然而令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道命题不仅没有结束新旧二派的党争，反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更激烈的党争时期!当时看完苏轼的这道题目后，洛党成员立刻断章取义，说苏轼的这道命题有“诽谤先朝”之意。证据是苏轼出这样的试题是暗指仁宗皇帝治理国家时松懈怠慢而神宗皇帝治理国家时法度严苛!
山水欲来风满楼，程门洛党成员全军出动一起拼命弹劾苏轼。与此同时，朔党成员也积极配合洛党成员行动起来一起攻击苏轼。苏轼侮辱了洛党的掌门人，洛党成员攻击他还算是情有可原。那么朔党成员又为什么攻击苏轼呢?
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权力。在朔党人眼中，自苏轼回朝后，仅仅用了一年时间简直就是火箭一样的上升速度，就由一个罪臣被提拔为了翰林大学士(“曾未周岁、而阅三官”)，这个提拔速度太快了，已经让人“侧目”了，让其他的二党成员感到了重大的威胁。
何况在司马光病逝，继任宰相吕公著频频向朝庭申请告老还乡的局面下，国家下一任的宰相很可能就是这个苏轼了!毕竟按照宋朝的官制，宰相的候补人选就是翰林大学士呀!以朔党跟苏轼的关系，万一让他当上了宰相……对于这个问题，朔党成员们都不敢去想!
因为昔日司马光与苏轼争论的场面，朔党眼中历历在目。当时作为司马光的坚强后盾，朔党成员可没少帮助司马光，也没少得罪苏轼，苏轼的外放可是有他们很大的功劳。所以在这些人的心里想当然的认为，这要是让苏轼当了宰相，他们只能卷铺盖回家了因此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不能让苏轼当上下一任的宰相。唯有把这个人轰出朝廷，才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自己的威胁才能彻底的解决。这种心理支配下，朔党立刻主动联系上了洛党，双方一拍即合攻击苏轼为首的蜀党了。
就这样党争再次开始，在旧党内部拉开了更大更残酷的朝庭斗争。因为双方更加的知根知底，打击就更为精准，结果当然是更为惨烈。所以各派是全力以赴，只要是个人，还有一点用处就被拉上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当时洛朔两党全线进攻，蜀党则全力反击。双方拼得你死我活，一时间无数的官员深陷党争之中。同时沉寂多时的新党也积极参加，玩命挑唆，让旧党的各派成员相斗相争，新党成员好趁机渔翁得利。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洛朔两党竟轻易获胜了。因为蜀党的最高统帅苏轼面对这种情况缴枪投降了!
没错，苏轼是真的投降了从内心彻底的不想在朝庭干了。也许是“乌台诗案”让苏轼心有余悸，不敢重蹈覆辙。也许是朝廷每时无休止的争吵，让苏轼身心俱疲不想应战了。也许是苏轼彻底看破了名利准备归隐山林，效仿自己的老师当一个新的“六一居士”了。
苏轼的这种心态有诗为证:
为向东坡传语，
人在玉堂深处。
别后有谁来?
雪压小桥无路。
归去，归去，
江上一犁春雨。
手种堂前桃李，
无限绿阴青子。
帘外百舌儿，
惊起五更春睡。
居士，居士，
莫忘小桥流水。--《如梦令)二首
可见此时此刻的苏轼，真心的打算归隐山林，回到黄州那个世外桃源，去当个像老师欧阳修一样的“居士”，离开朝庭这个是非之地了。
史料记载，元祐二年(1087年)，身心俱疲的苏轼上疏朝廷，请求外放。然而人在江湖，苏轼想跑想投降，也得问问这些攻击者他们愿不愿意放你走。在洛朔两党的眼中，放走苏轼那就是放虎归山，当然是后患无穷啊!
于是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思想指导下，洛朔两党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进攻，准备决不放过苏轼彻底弄死苏轼为止。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