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九章 好友章惇（一）

    景佑二年(1035年)，章惇出生于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的官宦世家，父亲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章惇小时候，其族父章得象惊异章惇的性情品格，认为章惇将来一定有大的成就。章惇性格豪爽、真率，相貌俊美，举止文雅洒脱。才智出众，学问广博精深，善于写文章，才识超人。章惇同志年轻时喜欢修养心性，服气辟谷，飘然有仙风道骨。

    可以说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有相似类同之处（这样的说法肯定得不到很多人的赞同可能是完全的不认同，但是这二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确实有许多的交集，如果二个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爱恨纠葛），客观的讲正是因为二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才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但是他们同样是绝顶聪明之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只是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苏轼的这种想法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他相信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苏轼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绩，但在更宏观的朝廷治国方面有不足之处，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的诗词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则擅长治国用兵，一生虽然坎坷，但仍出将入相成为北宋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所以反对者只能从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问题，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是一出场，就给他一个定语--“有才无行”。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了在政坛上刚崭露头角的章惇，王安石说:“听说章博极其无行。”推荐者说:“我推荐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么呢?您可以跟他见见面，一定会喜欢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写，“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这就是宋代史学家的笔法，写章惇被王安石看中，并加入变法派的队伍，但从头到尾却一直强调章惇品行不好，“素辩”“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个小人。由此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队伍里都是些小人，借以贬低11世纪的那场伟大的改革。事实上王安石后来也看出，章惇不过是被世俗之人中伤诋毁而已。

    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并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的孤胆英雄。

    熙宁五年(1072)，章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开边是熙宁年间的三次战争活动之一，章惇也凭借此次经略拿到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的敲门砖。章惇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双重政策，最终当地蛮夷首领“相继纳土，愿为王民”。

    后来在章惇被贬湖州之后，荆南发生叛乱，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选还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话不说，“疾赴荆南，道中坠码伤足。真是一个不要命的“拼命三郎”。然而历史的不公在于，后来的史书提起章惇经略荆湖北路的事题，刻意删去了他要求怀柔和宽大处理的言论，却把别人诬蔑他在梅山大肆杀戮，“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的谣言大书特书。这就是反对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够诋毁你。

    由于章惇治理荆湖北路有功，后被提拔为判军器监。一天北宋财政部三司发生大火，章惇率领军器监众人救火，奋不顾身，刚好被站在御楼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为三司使。

    尽职、拼命的章惇“阴差阳错”成为北宋的“计相”“财爷”，这算是命运对他的一丝眷顾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理账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把账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顾来的职位，他依然凭借才干和务实精神，把工作做到极致。几年后，元丰三年(1080)，章惇已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