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八十四章 强硬的哲宗（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更让赵煦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氏也过于严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赵煦、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才被封为德妃。朱氏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元丰八年（1085年），朱氏护送神宗灵柩前往永裕陵，知河南府韩绛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拜迎走在后面的朱氏。高太后闻知后，大怒道：“韩某（指韩绛）乃是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氏淌泪谢罪。

    赵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氏却只被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氏问题上，朝中有人想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主张尊崇朱氏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想压制朱氏，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才允许朱氏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赵煦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通过赵煦生母的待遇问题，可以看出其间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也可以看到皇族内部的重重矛盾。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赵煦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少年老成的赵煦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赵煦和高太后奏报时，赵煦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赵煦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赵煦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赵煦答：“是父皇（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赵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儿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赵煦在位时期，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赵煦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卷入激烈的党争。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新党蔡确被贬出朝廷，并遭吴处厚报复而被贬到新州。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赵煦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赵煦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赵煦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高太后去世后赵煦亲政。赵煦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同时他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

    次年改元“绍圣”，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1100年2月23日），赵煦病逝于开封府，年仅二十四岁，在位十五年。四月，谥号宪元显德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宗。八月葬于永泰陵。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加谥为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政和三年（1113年），改谥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元祐更化”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司马光等人标榜以“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拟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焘、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当其时，“畅习羌事”的王厚也在反对弃地者之列：“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

    然而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退避忍让的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当中，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频有发生。赵煦亲政之后，随着元祐之政被彻底否定，“绍述”熙丰政事全面展开，宋廷决定重启河湟之役。

    赵煦亲政后之所以能比较顺利的开展对西夏的斗争，还不得不提到一个历史上几乎没有名声，但后人不应遗忘的人-刘法。刘法，一个迷一样的男人，本应在大宋的历史中留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宋史·列传》没有给他单独列传，所以刘法的年龄、籍贯、家世通通不详。他的事迹仅存在于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记载当中。比如《陕西通志》记载：“时论名将必以法为首。”大宋的敌人西夏也给他不停刷赞：“将畏刘法勇，莫敢当其锋”。西夏人口中的刘法是个天生神将。

    刘法首先登场亮相是在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这年三月，西夏大军进攻北宋延安府第一道防线塞门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宋军守将米赟阵亡，宋军惶惶不可终日。危急时刻，刘法领兵猛攻西夏的洪州（今陕西靖边县），斩敌500多，摧毁西夏营帐一万多，俘获军资无数，一举扭转了战局。战后，刘法升任如京使，混成一个正七品的武官。此后刘法逐渐声名鹊起，威震陕西。元符二年（1099年），升任鄜延路钤辖官，成为一路军事主官。有关刘法的事我们在后面再向大家介绍。

    赵煦亲政后的情况来分析，王赡、王厚因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的有利时机“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这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王厚同献议的另一重要当事人王赡，也是北宋晚期的一名战将。其父王君万，追随王韶在对吐蕃诸部的战役中屡立奇功。史载王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与王厚一样也畅习羌事，也就是非常熟透边疆之事。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活动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开，至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宋廷政局再变，诏弃鄯州、湟州“以畀吐蕃”，历时近10个月。宋方从一开始攻城掠地即比较顺利，基本上占据主动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属繁庶，形势险要，南拒河州，东拒兰州，皆二百里”，对北宋与吐蕃双方来说，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军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出师。七月，副将王赡领军率先渡过黄河，先下陇朱黑城，顺利攻取邈川。夺取邈川是宋出师后的首战，对以后的战争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此战大捷后，王赡驻军邈川。八月间，吐蕃首领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吐蕃“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禆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羗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王厚的有力配合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瞎征投降宋军后，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青唐。九月间，王赡通过激战，占领青唐。宋以青唐为鄯州，以邈川为湟州。元符二年闰九月间，“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贺收复青唐，惇等又升殿贺。知枢密院曾布宣答。降授内殿承制、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王厚为东上閤门副使、知湟州，兼陇右沿边同都廵检使。”

    在北宋此次经略河湟的所有军事活动中，王厚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因绍圣中即充任勾干当熙河公事的王厚与王赡“同献议复故地”，宋廷才正式启动河湟之役；

    第二，《宋史》称王厚在此次战役中“降陇拶、瞎征”，与事实稍有出入，但他参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战事，并因战功得到了宋廷的嘉奖和擢升；

    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与王赡、陇拶、赵怀义等一道在安抚招纳吐蕃首领、构筑城寨以及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宋军占领鄯州、湟州之后，王厚担任知湟州事，负责管辖和治理湟州，直到赵煦去世后宋廷弃掉鄯、湟才离开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