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二十六章 康王成长史（二）
然而众口铄金，终竟无法湮灭历史的真相。只要稍加考证，便会发现这类记载同样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或者说康王赵构确实挺身而出，出使金营，或许并没有史书记载的那样英勇。
首先，从当时宋金双方强弱势殊的情况看，无论康王的表现怎样英武非凡，此时做为人质的他至多也只能是任由对方刀俎宰割的鱼肉，何至于令其如此畏惮？况且后来金军二次南侵、宋方再度乞和时，金方曾提出“须康王亲到议乃可成”的条件，如果真的因畏惮而将其放还，怎么会旋又点名要求他再度出使军前？畏惮之说显然不仅甚乖于常理，而且大悖于事实。
其次，不仅所谓畏惮之说荒唐谬悠得无法成立，这些史料中关于康王英武表现的大量记载也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谓予不信，请看下面两段史料：姚平仲劫寨，敌人以用兵责使者，张邦昌恐惧流涕，王止之曰：“为国家乃忧身耶？”敌人莫不嗟叹。斡离不由是畏惮，不欲王留，更请肃王。
既行邦昌垂涕，康王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邦昌惭而止。类似的记述又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三及《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卷三七三《郑望之传》等。如此众多的雷同记载，似乎让人无法不相信：在整个出使过程中，康王的表现可圈可点，而作为副使的张邦昌则畏敌如鼠乃至于“恐惧涕泣”。如果不是在现存史籍中，侥幸保存了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中关于此事的一段原始记录，有谁会轻易怀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呢？《奉使录》曰：(二月一日夜)是夜约四更多时，刘都管高叫云：“相公懑，悉起你家人马来厮杀也！”厅前大烧起柴火至天明。康王颇惊骇。望之密曰：“若王师胜，彼必不敢害我也。即若他胜，大王在城外已半月日，岂预知劫寨事？政不须恐。”康王颇以为然。二日，斡离不请康王及邦昌等相见，帐前札自家旗帜数百面、俘虏到将校数十人，再三诘责。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师各奋忠义，自相结集，故来劫寨。”斡离不云：“待道是贼来，怎生有许多贼？相公懑只可道朝廷不知也。”
按郑望之是当时宋廷派往金军的首批乞和使节之一，姚平仲劫寨之夕，恰与康王等同在金营，因而他以亲历者身份写下的这段文字，对于后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无疑是最具参考价值的。根据他的记载，劫寨事件后，康王不仅毫无英武表现反而“颇惊骇”，以至于需要他从旁劝解压惊然后已；反倒是被众多史籍描绘为“恐惧涕泣”的张邦昌，却能临难不惧，曲为辩解，颇有些英杰之风。
不仅如此，参照其他记载，又知郑望之在劫寨事件后曾被押往金“都统国王营”，一夜未还，而康王以为金人“将害之”，竟然为之“泣下”。由此看来被金人淫威吓破了胆而“恐惧涕泣”者非张邦昌，乃康王也。历史被后来的书写者完全弄颠倒了，而这种颠倒显然是纯属有心绝非无意的。
屏除了以上大量荒诞不经的记载，历史的真相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带着这种疑问，我们从李焘所纂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一书中，找到如下一段记录：
先是，康王留金营，与金国太子同射，连发三矢，皆中筶，连珠不断。金人谓将官良家子，似非亲王，岂有亲王精于骑射如此？乃遣归，更请肃王为质。
根据这段记载，康王之所以被金人放还，乃是由于其亲王的身份遭到了怀疑，而所以身份见疑，又由于他在一次“与金国太子同射”的游戏中表现太过优异。与上引各种已被证伪的材料相较而言，这条史料显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待检验的问题是：所谓“与金国太子同射”之事是否可能发生？康王是否真的“精于骑射”？金人的怀疑又是否合理？
从现存史籍来看，尽管在姚平仲劫寨事件发生后，金方曾一度对康王不礼，但在劫寨事件以前，他们对这位贵为亲王的人质似乎还是能够以礼相待的。如金方文献所说的金酋二太子斡离不“一见康王，便如兄弟相次”，宋方文献所说的康王在金营“与二太子结欢”、“数与观蹴踘杂伎”既然在劫寨事件发生前，康王与金酋二太子的相处还算融洽，并多次与之同观“蹴踘杂伎”，那么“同射”游戏的发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独有偶，在现存载籍中，同样有不少关于康王早年体格健壮、娴于武技之类的记载，也都为本条史料的真实性提供了间接佐证。如说他“喜亲骑射”，“膂力善射”，“挽弓至一石五斗”，“以二囊各贮斛米，两臂举之，行数百步，人皆骇服”等等，不一而足。而最能说明康王精湛射艺的，莫过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彼时金军再度南下围汴，康王奉命出使河北，逃在相州，曾经连发三矢，结果不仅箭无虚发，次第中的，而且“无偏无侧，箭皆在字形中”。这一情节，即使有被记录者夸张缘饰的嫌疑，但大体而言，也足以与上列大量记载相印证，说明年轻的康王确实是精于射艺的。那么在姚平仲劫寨以前相对宽松的气氛中，康王因与金人“同射”而有连发中的的不俗表现，同样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宋朝长期承平，一贯崇文抑武，康王又生在宫廷，长于富贵，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金军经由初次侵宋围汴之役，也必然对宋朝军事无能的情况有所了解。依常理推之，这位皇室子弟似乎多半也只是不识干戈的纨绔浪子，岂能“精于骑射如此”？由此看来，在康王精湛的射术表演后，金人对其身份产生怀疑，自然也应在情理之中。
二月二日，即在劫寨之后的次日，金帅斡离不便致书宋廷诘问劫寨之由。宋方的答书开具了不敢轻举妄动的三项理由，其中第三项便是：“宰相、亲王特遣诣军前为质，又遣执政大臣奉使，事体亦重，岂忍置而不恤，有伤君臣之义、骨肉之爱？”
而金方在回书中对这一解释却根本不予采信，一面指责宋方“虽以康王、少宰为质，决是无所顾惜，辄敢有此侵犯”。
另一面要求“更以皇叔越王、驸马曹都尉同质军前”。所谓“无所顾惜”云云，显然是怀疑康王非真，只是碍于外交礼节，没有公开说破而已。
宋方无奈只好另遣肃王替代越王为质，同时哀恳金方“候肃王到日，便令康王回归”。金方既疑康王非真，当然不再看重其人质价值，在肃王到达后也乐得做一顺水人情，慷慨地将其放还。
但是不管怎么样，赵构自愿出使金营确实是不争的史实。不管什么原因赵构最终平安归来，也是在历经风险后的回归。所以说少年时期的赵构完全称的上是一位为国分忧的英雄，是一位宋皇室中少有的热血男儿。
首先，从当时宋金双方强弱势殊的情况看，无论康王的表现怎样英武非凡，此时做为人质的他至多也只能是任由对方刀俎宰割的鱼肉，何至于令其如此畏惮？况且后来金军二次南侵、宋方再度乞和时，金方曾提出“须康王亲到议乃可成”的条件，如果真的因畏惮而将其放还，怎么会旋又点名要求他再度出使军前？畏惮之说显然不仅甚乖于常理，而且大悖于事实。
其次，不仅所谓畏惮之说荒唐谬悠得无法成立，这些史料中关于康王英武表现的大量记载也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谓予不信，请看下面两段史料：姚平仲劫寨，敌人以用兵责使者，张邦昌恐惧流涕，王止之曰：“为国家乃忧身耶？”敌人莫不嗟叹。斡离不由是畏惮，不欲王留，更请肃王。
既行邦昌垂涕，康王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邦昌惭而止。类似的记述又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三及《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卷三七三《郑望之传》等。如此众多的雷同记载，似乎让人无法不相信：在整个出使过程中，康王的表现可圈可点，而作为副使的张邦昌则畏敌如鼠乃至于“恐惧涕泣”。如果不是在现存史籍中，侥幸保存了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中关于此事的一段原始记录，有谁会轻易怀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呢？《奉使录》曰：(二月一日夜)是夜约四更多时，刘都管高叫云：“相公懑，悉起你家人马来厮杀也！”厅前大烧起柴火至天明。康王颇惊骇。望之密曰：“若王师胜，彼必不敢害我也。即若他胜，大王在城外已半月日，岂预知劫寨事？政不须恐。”康王颇以为然。二日，斡离不请康王及邦昌等相见，帐前札自家旗帜数百面、俘虏到将校数十人，再三诘责。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师各奋忠义，自相结集，故来劫寨。”斡离不云：“待道是贼来，怎生有许多贼？相公懑只可道朝廷不知也。”
按郑望之是当时宋廷派往金军的首批乞和使节之一，姚平仲劫寨之夕，恰与康王等同在金营，因而他以亲历者身份写下的这段文字，对于后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无疑是最具参考价值的。根据他的记载，劫寨事件后，康王不仅毫无英武表现反而“颇惊骇”，以至于需要他从旁劝解压惊然后已；反倒是被众多史籍描绘为“恐惧涕泣”的张邦昌，却能临难不惧，曲为辩解，颇有些英杰之风。
不仅如此，参照其他记载，又知郑望之在劫寨事件后曾被押往金“都统国王营”，一夜未还，而康王以为金人“将害之”，竟然为之“泣下”。由此看来被金人淫威吓破了胆而“恐惧涕泣”者非张邦昌，乃康王也。历史被后来的书写者完全弄颠倒了，而这种颠倒显然是纯属有心绝非无意的。
屏除了以上大量荒诞不经的记载，历史的真相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带着这种疑问，我们从李焘所纂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一书中，找到如下一段记录：
先是，康王留金营，与金国太子同射，连发三矢，皆中筶，连珠不断。金人谓将官良家子，似非亲王，岂有亲王精于骑射如此？乃遣归，更请肃王为质。
根据这段记载，康王之所以被金人放还，乃是由于其亲王的身份遭到了怀疑，而所以身份见疑，又由于他在一次“与金国太子同射”的游戏中表现太过优异。与上引各种已被证伪的材料相较而言，这条史料显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待检验的问题是：所谓“与金国太子同射”之事是否可能发生？康王是否真的“精于骑射”？金人的怀疑又是否合理？
从现存史籍来看，尽管在姚平仲劫寨事件发生后，金方曾一度对康王不礼，但在劫寨事件以前，他们对这位贵为亲王的人质似乎还是能够以礼相待的。如金方文献所说的金酋二太子斡离不“一见康王，便如兄弟相次”，宋方文献所说的康王在金营“与二太子结欢”、“数与观蹴踘杂伎”既然在劫寨事件发生前，康王与金酋二太子的相处还算融洽，并多次与之同观“蹴踘杂伎”，那么“同射”游戏的发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独有偶，在现存载籍中，同样有不少关于康王早年体格健壮、娴于武技之类的记载，也都为本条史料的真实性提供了间接佐证。如说他“喜亲骑射”，“膂力善射”，“挽弓至一石五斗”，“以二囊各贮斛米，两臂举之，行数百步，人皆骇服”等等，不一而足。而最能说明康王精湛射艺的，莫过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彼时金军再度南下围汴，康王奉命出使河北，逃在相州，曾经连发三矢，结果不仅箭无虚发，次第中的，而且“无偏无侧，箭皆在字形中”。这一情节，即使有被记录者夸张缘饰的嫌疑，但大体而言，也足以与上列大量记载相印证，说明年轻的康王确实是精于射艺的。那么在姚平仲劫寨以前相对宽松的气氛中，康王因与金人“同射”而有连发中的的不俗表现，同样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宋朝长期承平，一贯崇文抑武，康王又生在宫廷，长于富贵，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金军经由初次侵宋围汴之役，也必然对宋朝军事无能的情况有所了解。依常理推之，这位皇室子弟似乎多半也只是不识干戈的纨绔浪子，岂能“精于骑射如此”？由此看来，在康王精湛的射术表演后，金人对其身份产生怀疑，自然也应在情理之中。
二月二日，即在劫寨之后的次日，金帅斡离不便致书宋廷诘问劫寨之由。宋方的答书开具了不敢轻举妄动的三项理由，其中第三项便是：“宰相、亲王特遣诣军前为质，又遣执政大臣奉使，事体亦重，岂忍置而不恤，有伤君臣之义、骨肉之爱？”
而金方在回书中对这一解释却根本不予采信，一面指责宋方“虽以康王、少宰为质，决是无所顾惜，辄敢有此侵犯”。
另一面要求“更以皇叔越王、驸马曹都尉同质军前”。所谓“无所顾惜”云云，显然是怀疑康王非真，只是碍于外交礼节，没有公开说破而已。
宋方无奈只好另遣肃王替代越王为质，同时哀恳金方“候肃王到日，便令康王回归”。金方既疑康王非真，当然不再看重其人质价值，在肃王到达后也乐得做一顺水人情，慷慨地将其放还。
但是不管怎么样，赵构自愿出使金营确实是不争的史实。不管什么原因赵构最终平安归来，也是在历经风险后的回归。所以说少年时期的赵构完全称的上是一位为国分忧的英雄，是一位宋皇室中少有的热血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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