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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落:南安的漫长旅途01

    chapter:葬礼

    1997年的夏天,我在爷爷的葬礼上第一次见到了二叔,二叔是我们杜氏家族里的一个传奇,他是我们镇子里第一个拥有外文名的人,我们祖宗的祠堂里第一个外国名叫:LaceeDu的人,或者叫Lacey,那时候某个安全套的品牌还没有进入中国,这个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洋气儿的名字,在我的童年里就像一盏灯塔,那一年我九岁,第一次见到有穿着西装的人出现在镇子里,并且还是我的二叔,二叔很忌讳爸爸和三叔叫他狗剩。

    二叔一再重申:“我叫莱恩!杜莱恩!”

    爷爷是在六月末的最后一天去世的,全国都笼罩在喜迎香港回归的喜悦氛围里,镇子上以及周边的土楼,大厝,骑楼和民房前都张灯结彩,挂满了红灯笼,庆祝的方式花样不穷,很多人跑到街上拍跳起了拍胸舞,踢贡球,我还记得那天放学后,我在街上和小伙伴兴致勃勃的看了好久火鼎公火鼎婆的表演,阿公与阿婆抬着长竹架着的大铁鼎,鼎中火焰四射,在我们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十花串”的乐曲中翩翩起舞,滑稽搞笑的动作差点让我和小伙伴笑破了肚皮。

    那天父亲的表情凝重,我还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只记得院子里摆放着一口黑漆的棺材,所有人都表情凝重,父亲看我喜笑颜开的跟小伙伴沉浸在雀跃的氛围里,他庄严肃穆的招手让我过去,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一巴掌重重的扇在了我的脸上,我半张脸都麻木了,委屈和不解潮水般涌来,哇的一声就哭出声来,院子里聚集了很多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哭了一会儿没有人搭理我,就在一旁听父亲,二叔和三叔的对话,当然为了面子我也会象征性的嚎上两嗓子来表达自己的委屈,最后就像架子鼓的节奏,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了那一巴掌的疼痛。

    那天晚上我收拾了书包,想从此离家出走,面对父亲的拳脚相向,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如此的动怒,真的吓到我了。我甚至都还没有拿出来29分数学试卷给他看,我这次期中考试全班倒数第二名,想到这里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可能没法过了。

    我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在书包里塞满了零食,有辣条,小馒头,饭团和两支铅笔,以及作业本,我怕黑,还特意把家里的手电筒装进了背包里,我没有走出几个巷子,就被我二叔抓了回去,事实上那天所有的大人们都在忙碌着爷爷的葬礼,甚至没有人觉察到我曾经离家出走过。

    二叔拉扯着把我丢在了大人们身边,我看到了眼神木讷的父亲,父亲沉思了良久,老家里的民俗讲究,居丧之奠,广致亲宾。看着稀稀拉拉的宾客,说:“阿巴死的不是时候,在这个时候能来的,都已经给足了面子。”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你想让阿巴怎么死呢?还要挑个良辰吉日,宾客满座,鞭炮齐鸣之后才咽气?”二叔叼着烟斗说。

    “其他人我不管,我们杜氏宗亲的人都不来,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太说不过去了。”三叔憋了一肚子的火说。

    因为邀请到的宾客很多都没有来,父亲和二叔他们几个人相互推诿,觉得整个家族都没有面子,我的父亲是个水手,祖祖辈辈靠出海打鱼为生,家里人认死理儿,家族荣誉和面子的事情比天大,二叔觉得折了面子,父亲跟二叔那天大吵了一架,双方不欢而散,摔了几个玻璃杯,二叔和一个俄罗斯女朋友回去了镇上的旅店,二叔和父亲发誓不相往来,从此断了兄弟情谊,这些年里我确实再也没听到过二叔的消息,我再次见到二叔的时候,是二十年后。

    2017年,我接到父亲去世消息的时候,还在看守所里,那是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四年后,同学聚会上跟朋友喝了几杯酒,酒喝到了凌晨三点半,很多时候知道是错的,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别人,我知道他们背地里叫我黑色先生,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从字面意思上理解,锅是黑的,我就是那个所有人眼中万能的背锅先生,那天从酒店里出来,出门开车就被抓了,在车子距离家门口200米的位置被拘留了15天,工作人员隔着拘留所的房门喊我,有人来探视,来的人我并不熟悉,是隔壁家邻居的大学生,他轻描淡写的说我爸爸死了,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昨天死的,让我出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他临走时那种不屑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在拘留所填写了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回复,走出拘留所的那一刻,我竟然有人生被重启的错觉,我的电话开机之后,接到了无数的电话和短信,公司打来了127个电话,几百条信息,最后一条信息是十分钟前发过来的,公司老板告诉我被辞退了,让我感觉到欣慰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同学聚会上周涵给我发来的信息,她说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是那么的风趣幽默。

    信息是五天前发出来的,就是在我们聚会那天的晚上,我爸爸给我发过来了一条讯息,让我看得泪流满面,那时候父亲还没有死,他说:“你公司老板打电话来,找不到你,好好的,工作不顺利没什么大不了,记得回电话。”

    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依然还是坚持回复了一条信息说:“我没事儿!”

    我从拘留所出来大概下午六点钟,从泉州到南安凤栖大概40分钟的车程,慌慌张张差点没有赶上大巴车,到了原新站的时候已经8:25分,从购票到上车用了四分钟,安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X光机会这么慢,因为被拘留前的ZIPPO煤油和打火机,还被检查了两遍,把我的行李几乎倾倒了出来,钱包,内裤,破洞的袜子都被翻了个遍儿,我觉得这事儿很丢脸。

    我坐在回南安的大巴车上归心似箭,经过了一番的折腾,归途有些孤寂和无聊,我讨厌慌慌张张,人着急的时候容易犯错,更准确的说我讨厌犯错。

    回到南安,我马不停蹄的坐着一辆三蹦子回家,进家门的那一刻,还是那一口熟悉的黑漆棺材,灵堂已经布置好了,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以为好多事情在等着我去做,事实上我就像一个多余的人,手足无措的站在人群中,因为不谙习俗,甚至一些时候碍手碍脚。

    三叔叮嘱我在父亲灵前敬饭举哀。在我们这里又叫“捧饭”,七重则七日,到期“散饭”。亲友送赙仪,乌钱,我在一旁值日招待和陪拜,半晌便腿脚发软,灵前铺有拜垫二重,上红下白,吊客庄严肃穆的入门,帏内孝眷举哀,我同客人一起至灵前,客人须在拜垫上欣去一角,露出白色,方为合礼,族里的老人和长辈,拜完之后高喊一声:“谢步!”

    七日之后,紧闭了大门,正门贴黑纸,旁侧张贴白纸墨书:“闭灵”,字是我二叔写的,我小心翼翼的贴在了门口,努力把它们贴的工工整整,然后停柩等候,择日发丧做功德,殡葬。

    葬礼的最后一天,二叔,三叔送走了吊客,三叔点了支烟看到二叔在盯着灵柩旁的遗照发呆,知道二叔心里不好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俩从小时候脾气就不合,大哥走了,这回你也落个清净。”

    “大哥就是死心眼儿,脑子一根筋,想得开点也不至于心梗就这么走了。”二叔懊恼的说。

    父亲走的太突然,办完丧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的死对我意味着什么,二叔拍着胸脯说,你妈死的早,你爸也走了,还有我们在,不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孤儿。

    人生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在没有经历过挫折和失去之前,日子总是过得波澜不惊,在这个城市里欲望就像钢筋水泥般的森林,毫无防备的让人迷失在十字路口。我在派出所为父亲办理户籍注销的时候,父亲的名字跟母亲一样,从户口本上移除,现在户口本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我突然忍不住哭出声来,哭的泪眼模糊,户籍办的民警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说了声节哀。

    父亲的一生很简单,简单到几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的痕迹,除了那一套年前刚付完房贷的两居室,房子已经老旧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的筒子楼,现在墙体乌黑,玻璃上的油渍怎么都擦不去,走廊里的栏杆锈迹斑驳,拐角处都有裂痕。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住在这套房子里,父亲和母亲在这套房子里30年,在这68平米的两间屋子里,有过嬉笑,有过争吵,现在却空荡荡的。我坐在房间里,坐在这空旷而死寂一样的沉默中,感觉到这一方天地前所未有的大,从卧室到厨房,从客厅到卫生间,我记忆里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这两间屋子,曾经翻修过的痕迹都已经老化,门庭的角落里蛛网暗结,我曾经拥有的家人都离去了,面对死海一样的空旷房间,在这里除了回忆,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温度,我在这里找不到归属感。

    人对事物的记忆总是会停留在得到的那一刻,喜悦和快乐更容易被记住,而失去总是来的悄无声息,试着学会去面对适应失去重要的人和事物,就像人们不愿意记起战争的开端,更清楚的记得雀跃欢呼的胜利。为父亲销户的时候,我脑海里竟然闪烁出香港回归的画面,我手握着招展的红旗,学校里的老师给我们涂了红脸蛋儿,以至于那天爷爷的去世都被我遗忘掉。

    我去了趟公司,我的工位上有了新的同事,老板的态度就像我失去的工作一样决绝,这些年我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任何人,我逆来顺受的接受了所有人提出来的问题和麻烦,在我心里以为会有人感激,老一辈的人说吃亏是福,我没有感受到,当我抱着个人物品被公司扫地出门的时候,往日里走的亲近的同事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一刻无论从工作,生活和情感上,我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甚至都没有被人嫌弃的资格。

    生而为人,总是要死的,父亲的去世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会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死去,我还没有结婚,生子,我死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为我哭,也许是我想多了,我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姿势孤独的死去,这都是问题。就像我的父亲,我能够想象到的,他死前一定相信我就在他身边,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直都在,事实是我他妈在拘留所里,我相信父亲是孤独的,也是幸福的,他最近两年一直在念叨妈妈,都导致我分不清楚是我妈妈还是他的妈妈,这两年父亲活的更像一个孩子,而我活了这些年,却依然一事无成,一无所有,我甚至都不确定有没有人喜欢我。

    二叔临走的时候,我骑着电瓶车拖拽着他的行李,从凤栖镇送他到南安的旅店,我问他这次二婶怎么没有回来,他也是一怔,想了半天不知道我说的是谁,我提示他说二十年前的那个俄罗斯女人,二叔哑然失笑,情不自禁的摇了摇头,他说年龄大了,事情太久远了,都忘了有过这么一个女朋友。

    我把二叔送到南安,他请我吃了下午茶,见我少言寡语,还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悲伤中,我没有心情吃下午茶,盯着门外的电瓶车,电瓶车已经没电了,我在想天黑之后怎么回凤栖。

    二叔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想先休息几天,然后重新找份工作。”

    二叔说:“你是个老实孩子,你阿巴的死对你打击很大,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知道你本性善良。”

    我在想成人之间的关怀有多么的伪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共只见过我二叔两面,一次是在我九岁的时候,爷爷的葬礼上,再过几天我就三十岁了,第二次见到我的二叔,他就知道了我本性善良。他确实是看着我长大的,看第一眼还是个孩子,再看一眼就长大了。

    二叔继续说:“这些年我回来的少,电话里没少听你阿巴和三叔说起你的事情,有一年我还记得,阿巴打电话来,你读高二那年,非要辍学去当厨子,我挺为你高兴的,那么年轻就知道自己想干嘛。”

    “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儿,我学了大半年的川菜,湘菜,粤菜,我阿巴觉得当厨子没有什么前途,后来发现根本找不到工作,只好又回去读书,参加高考,阿巴觉得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才是正经的职业,后来我考了经济师助理,完成了他的梦想,找到了他喜欢的工作,再后来就坐在这里跟二叔喝下午茶了。”我回忆起来那些年的青葱岁月,现在脸上都洋溢着稚嫩。

    “我觉得当厨师挺好,一个人能料理好灶台上的那些事儿,也一定能够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二叔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只是随口说说,我却听的情真意切,我说:“二叔,您真这么觉得?”

    “这还能有假,我在海外待了这么多年,在国外厨师和教授,医生一样的受人尊重,收入过万的厨师遍地都是,还是刀了美元,无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那可是高级神圣的职业。食色性也,还有比这个更高尚的工作吗?”

    二叔把这些话说的太严肃了,我竟然信以为真。

    二叔问:“家里既然没有什么眷恋了,你有没有想过去海外发展?”

    “我?行吗?”我想都没敢想过去国外发展,长这么大我都还没有出过国,护照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想到自己大学里英语四级都没有考过,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说:“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国内最普通的工作都做不好,记得的英语单词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根本在国外就活不下去。”

    “能通过学习的手段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取决于你想不想?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二叔说。

    “我想一想。”我有点害怕,面对这个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二叔在宾馆的楼下跟我说,他最近几天都会在南安,还有些朋友要见,一些事情还要处理,如果想通了就来宾馆的三零六找他。

    那天临走时二叔递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是杜氏宗亲的人,二叔叮嘱我说:“你回到凤栖,去趟杜氏大宗祠,把你阿巴的牌位送过去,那边我已经联系过了,了了你阿巴的心愿。”

    我回到凤栖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一夜,我辗转难眠,想到可能去海外开始新的生活,这个念想就像一缕曙光,在漆黑的夜里萦绕在我脑海中。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大宗祠,脑子昏昏沉沉的,很多年没有来过大宗祠了,幼年时我和小伙伴曾在这里玩耍过,根据史书的记载,凤栖源自汉朝,当时长安城南杜氏族人的聚集地,大宗祠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凤栖杜氏,以京兆为郡,唐杜之后,唐代杜氏有十四支族系,京兆、郾师、成都、河东、齐郡、礼泉、河南、襄阳、洹水、PY、中山、陕郡、安德、扶风。而凤栖杜氏肇基千年,便属于京兆一系,宗祠重门翼庑,青石红砖,大多是木构架的硬山式建筑,用燕尾脊装饰,大门的匾额上用红底金字写着“大宗祠”三个字,我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门外站着一位老者,我说是二叔杜莱恩让我来的,老人点了点头说是狗剩啊,知道了。

    我们走进祠内,有精美的木雕、石雕,大门、正厅明清楹联满目,我小心翼翼的把父亲的牌位摆放在一旁的角落里,与父亲短暂的告别后,我叩首离开。

    走出宗祠的大门,那天我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我回到家里盘点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大概有六千多元,我给二叔打过去了一个电话。

    我说:“二叔,我想重新开始,决定跟你走。”

    二叔说:“好,你先来一趟南安,我在旅店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