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史笔
“《明史》成於国初遗老之手”，这是清朝经学家杨椿的话。
这些“国初遗老”是谁？除了早就投效的范文程，就是后来投降的洪承畴、冯铨，还有其他类似迅速投降投效的东林魁首钱谦益之类的“名士”了。
王战知道，东林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魏忠贤死后来到京城，被崇祯赞为“忠臣孤子”，在公堂之上拿锥子猛扎许显纯，扎得滋滋冒血。他的《明夷待访录》中的民本思想非常有名，说君主乃天下大害，害天下私一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可王战也知道，黄宗羲抗了几天清后就自己回老家去了，滋润到老，子孙都在清廷为官；他这个口口声声“君主乃天下大害”的人，在和康熙这个君主的来往书信中却口称圣天子，并且派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一起参修官修《明史》——在范文程、洪承畴、冯铨、李建泰、刚林等人的主导下。
《明史》初稿由万斯同主责完成。
黄宗羲本人呢？当时的浙江巡抚李本晟在信中希望他能对南明史实是否列入《明史》给出意见，“知先生抱道怀古......故明崇祯失御，南方另有支传，未审宜列何例，此又大费推敲。谅先生山居揣摩，必有成局，倘出千秋卓见，以破举世疑城......”。
黄宗羲的弟子全祖望也说官方修《明史》的这些人经常问取黄宗羲的意见，“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明史》中最终没有南明三帝，王战也判断不出来有无黄宗羲的原因，不过同时期有一人一事可以对比：
一人，就是顾炎武。
与黄宗羲正相反，顾炎武坚决不肯配合清廷官修明史，明言“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反而是资助民间修明史，将自己整理的一千多卷史料交给了民修明史的大才子吴炎、潘柽章。
一事，就是文字狱中非常著名的大案：庄氏明史案。
庄氏明史案因庄氏父子与吴炎、潘柽章等人纂修的《明史辑略》刊印发行而引发，康熙二年定案。而《明史辑略》与清廷官方的《明史》相反，其中将南明史实记入，且书中将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奉为正朔。此案中庄氏父子被挖坟、枭首、碎尸，首级悬挂三个月，株连近千人，株连而死者近百，“重辟七十余人，凌迟十八人”。顾炎武资助的吴炎、潘柽章二人也死于此案，二人所修的《明史记》也被官方焚毁。
顾炎武闻知此惨事，作《祭吴潘二节士诗》。
清廷坚决以大兴杀戮的手段制止民间修史，为何？
其实彼世清人入关不久便大兴文字狱，历四任皇帝，以乾隆为巅峰。乾隆在位期间兴文字狱一百三十余次，杀的文人胆战心惊，销毁大量前明文献，极力贬低前朝治政之事。
巧的是，《明史》最后定稿刊印也是在乾隆在位期间。
别的不说，看乾隆指挥编制《四库全书》时的举动，就大略可知其真实目的了。在全国各地征上来许多书籍、征书的目的达到之后，立刻展现出了修书之外的想法，气急败坏的质问大臣：“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寰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皇帝直接下场质问学者怎么能没有“忌讳之书”、“违碍字迹”！
用心何在？
对“忌讳”、“违碍”怎么办？当然是毁灭！
借征书、编书之名，行禁书、毁书之实，‘寓禁于征’之心被这来自皇帝的质问昭然于天下。征集天下书籍，名为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实则为了禁书、毁书，然后编制美化洗脑之书！
王战曾在彼世看到一个数据：编修《四库全书》，禁毁书籍高达三千一百种、十五万部之巨，占《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书目之三成，由是，“清之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与此同时，清人或说后金在入关之前曾是大明臣子的事实也未列入《明史》。
大明朝，不是到崇祯就亡国了，而是还有弘光帝福王、隆武帝唐王、永历帝桂王这南明三帝。给崇祯上庙号“思宗”、“毅宗”的就是弘光帝，而不是宣称崇祯为亡国之君的清皇。在崇祯帝殉国之后十八年，永历帝殉国。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洪武子孙，据有半壁江山，却都未列入《明史》。
被清廷巡抚李本晟明确请教是否应将南明史实列入《明史》的黄宗羲，也不知到底给出了什么意见。
那这些“国初遗老”们编修的《明史》为何将弘光帝、隆武帝、永历帝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为何拼命的说大明终结于崇祯、亡于李闯呢？要想明白为何，只需想想他们的主子入关打的旗号是什么：“义师为尔复君父仇”。
而写出这句口号的就是范文程。
因为要以几十万级别的人口统治以亿为单位的汉人，以少治多，害怕汉人团结起来把他们再打出去，所以要打着“为尔复君父仇”的旗号，在相当一部分东林党、读书人的屈膝配合下，迷惑、分化汉人，“我们是为了帮你们的皇帝报仇啊”；那些不被迷惑、能看清本质但确实贪生怕死的，则也能借此有个投降的台阶，如此，则客观上降低了修《明史》之人的主子入关的阻力。
清廷自己的人口清查资料记载，“臣等查得，顺治五年八旗丁册载，满洲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怎么能不怕？没法不怕，怕才是很正常的。
事实上，当他们喊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凶残口号后，确实遭到了汉人的团结反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这种团结起来殊死反击的典型。
另一次反击是三十年后。
当年出卖了大明的三藩起兵造反，当时各地汉人纷纷割掉辫子起兵响应，把已经迅速腐化的八旗子弟打的节节败退，打退到黄河一带，一筹莫展。
奈何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耀眼，既开关卖国，又杀了永历帝朱由榔，先天凝聚力不足。没有凝聚力的多方胜利终归于一盘散沙式的失败。但即使如此，此次起义反击仍然持续了九年。
由此也可见，不管是谁，一旦坐了龙庭，是多么容易腐化、多么容易失去战斗力。
这种害怕还体现在多处：之所以一直留着关外不让关内的汉人去，是因为一直害怕，要留个退路；不发展火器，除了愚昧的原因，也是因为害怕，怕汉人如果掌握了制造精良的犀利火器，人还那么多，万一起兵，几十万男女老少都上阵也要被打败，所以为了保持骑射优势，不发展火器。
如此害怕、如此的严令保持骑射传统，结果入关之后还是迅速腐化。圈占了无数良田，霸占了无数美宅，整个大明京城的人都被驱赶出去，京城成了他们的私宅，一夜暴富，穿上了丝绸，端起了酒杯，骑射迅速被扔掉，鸟笼子蛐蛐罐成了标配，结果就是平定长江以南时，已经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奸洪承畴、孔有德之流带领的汉军旗了。
那既然说是为崇祯报仇，怎么能屠杀崇祯的亲戚呢？所以就死不承认永历帝这样的亲戚，所以就说大明到崇祯就亡了、没了，这样，继续向南杀就相对好骗，表面上可以自圆其说了，起码自欺欺人时，自己的心里比较容易自我暗示、自我欺骗。
不过瞎编终究编不那么圆，当皇帝的也终究不能自己逐字逐句去审阅，把埋汰前明临近末期的皇帝的本纪把住关就是了，大把的时间要下江南吟风弄月呢，所以，《明史》大部分内容还是可读。
很多史实真容漏网而出。
《明史.韩爌传》记载“天启元年正月，两人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两人是指大学士韩爌和刘一燝，请天启帝日日听讲；《孙承宗传》更载“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天启元年进少詹事。时沈、辽相继失，举朝汹汹。御史方震孺请罢兵部尚书崔景荣，以承宗代......帝不欲承宗离讲筵，疏再上不许”，天启皇帝十分喜欢听孙承宗讲课，喜欢到何种程度？御史方震孺举荐孙承宗做兵部尚书去经略辽东天启都不愿意，不让孙承宗离开。
事实也证明了这是真的：后来东林党在天启四年五年被阉党大杀特杀，但孙承宗没事，无他，师生之情也。
而在明史之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破绽：辛亥革命之后，一帮清遗老遗少编修《清史稿》，意欲上接《二十四史》，让自己编的自己的史成为正史。可能是因为编修时间仓促，未详细校对，也可能是因为已经不是编修《明史》那个时期，没有《明史》那种敏感性，大意了，他们在《清史稿·吴三桂传》中露出了破绽：“康熙元年......四月，三桂执由榔及其子，以弓弦绞杀之，送其母、妻诣京师，道自杀。定国尚往来边上伺由榔消息，三桂令提督张勇将万馀人戍普洱、元江为备。未几，定国走死勐腊。三桂招其子嗣兴，以千馀人降，明亡。”
上面这段《清史稿》中的文字足可证明，排除欺骗内心、欺骗当时大明汉人的需要，他们自己内心清楚明白的承认，直到永历帝父子皆亡，李定国死亡，大明才亡。也足以证明《明史》的某些内容被皇权及其御使下的文人动了刀斧。
即便在这种凶险的文字狱背景条件下成书，记录了木匠皇帝的昏庸，这被皇权动了刀斧的《明史》作为正史也没敢明目张胆的直接宣称天启不识字。
但是这并不妨碍强力皇权的暗示与无耻文人的献媚。
李邦华这样的东林铁骨壮烈殉国，并不妨碍其他的东林党、其他的文人屈膝屈的顺滑无比，所以天启在后世就被传成了不识字的文盲。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明史中漏网的内容，还另有许多其他书籍也流传了下来，比如《明实录》、《三朝辽事实录》、《酌中志》等。
王战也是对照着来读才能知道这些、才能有更多思辨。
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先帝髫龄时，教习书仿者，光庙伴读吴进忠也，宫中私自答应诵书习字，刘良相也。良相，雄县人，性朴直不茹荤，人皆以刘道称之”。刘若愚在崇祯的狱中作的《酌中志》，髫龄时诵书习字的先帝自然是指天启帝。
《明实录.熹宗实录》载，首辅叶向高言“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天启的另一位讲师丁绍轼也说“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
实实在在是年少而好学。
......
“终究是天无绝人之路。”随着想到史书中的天启帝，想到种种记述、诸多传说，王战不禁在心中感慨天道造化，嘴里不知不觉说了出来。
“陛下为何有这样的感慨？可是想到了什么？”张嫣不知皇帝为何静了一会就忽然发出这样的感慨。
听到张嫣相问，王战当然没法说那些目下还不存在的典籍，想了想，对张嫣说道：“朕忽然想，朕长年木作，也经常骑马射箭，这身筋骨虽不如军中猛将却也算得强壮，今日却忽然疲惫不堪，昏睡过去，显然身体内里已经十分虚弱，现在看来，无非是太过荒唐所致，如此却一直不自知，简直是执迷不悟，后果难料。结果昏睡之中上天就让朕得到了启示，顿悟前非，决定习武修文强自身，励精图治兴国家，这岂不是天无绝人之路？”
刚才想到的东西不能说，自己已经显现的转变，却可以让它尽早顺理成章。
这些“国初遗老”是谁？除了早就投效的范文程，就是后来投降的洪承畴、冯铨，还有其他类似迅速投降投效的东林魁首钱谦益之类的“名士”了。
王战知道，东林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魏忠贤死后来到京城，被崇祯赞为“忠臣孤子”，在公堂之上拿锥子猛扎许显纯，扎得滋滋冒血。他的《明夷待访录》中的民本思想非常有名，说君主乃天下大害，害天下私一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可王战也知道，黄宗羲抗了几天清后就自己回老家去了，滋润到老，子孙都在清廷为官；他这个口口声声“君主乃天下大害”的人，在和康熙这个君主的来往书信中却口称圣天子，并且派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一起参修官修《明史》——在范文程、洪承畴、冯铨、李建泰、刚林等人的主导下。
《明史》初稿由万斯同主责完成。
黄宗羲本人呢？当时的浙江巡抚李本晟在信中希望他能对南明史实是否列入《明史》给出意见，“知先生抱道怀古......故明崇祯失御，南方另有支传，未审宜列何例，此又大费推敲。谅先生山居揣摩，必有成局，倘出千秋卓见，以破举世疑城......”。
黄宗羲的弟子全祖望也说官方修《明史》的这些人经常问取黄宗羲的意见，“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明史》中最终没有南明三帝，王战也判断不出来有无黄宗羲的原因，不过同时期有一人一事可以对比：
一人，就是顾炎武。
与黄宗羲正相反，顾炎武坚决不肯配合清廷官修明史，明言“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反而是资助民间修明史，将自己整理的一千多卷史料交给了民修明史的大才子吴炎、潘柽章。
一事，就是文字狱中非常著名的大案：庄氏明史案。
庄氏明史案因庄氏父子与吴炎、潘柽章等人纂修的《明史辑略》刊印发行而引发，康熙二年定案。而《明史辑略》与清廷官方的《明史》相反，其中将南明史实记入，且书中将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奉为正朔。此案中庄氏父子被挖坟、枭首、碎尸，首级悬挂三个月，株连近千人，株连而死者近百，“重辟七十余人，凌迟十八人”。顾炎武资助的吴炎、潘柽章二人也死于此案，二人所修的《明史记》也被官方焚毁。
顾炎武闻知此惨事，作《祭吴潘二节士诗》。
清廷坚决以大兴杀戮的手段制止民间修史，为何？
其实彼世清人入关不久便大兴文字狱，历四任皇帝，以乾隆为巅峰。乾隆在位期间兴文字狱一百三十余次，杀的文人胆战心惊，销毁大量前明文献，极力贬低前朝治政之事。
巧的是，《明史》最后定稿刊印也是在乾隆在位期间。
别的不说，看乾隆指挥编制《四库全书》时的举动，就大略可知其真实目的了。在全国各地征上来许多书籍、征书的目的达到之后，立刻展现出了修书之外的想法，气急败坏的质问大臣：“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寰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皇帝直接下场质问学者怎么能没有“忌讳之书”、“违碍字迹”！
用心何在？
对“忌讳”、“违碍”怎么办？当然是毁灭！
借征书、编书之名，行禁书、毁书之实，‘寓禁于征’之心被这来自皇帝的质问昭然于天下。征集天下书籍，名为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实则为了禁书、毁书，然后编制美化洗脑之书！
王战曾在彼世看到一个数据：编修《四库全书》，禁毁书籍高达三千一百种、十五万部之巨，占《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书目之三成，由是，“清之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与此同时，清人或说后金在入关之前曾是大明臣子的事实也未列入《明史》。
大明朝，不是到崇祯就亡国了，而是还有弘光帝福王、隆武帝唐王、永历帝桂王这南明三帝。给崇祯上庙号“思宗”、“毅宗”的就是弘光帝，而不是宣称崇祯为亡国之君的清皇。在崇祯帝殉国之后十八年，永历帝殉国。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洪武子孙，据有半壁江山，却都未列入《明史》。
被清廷巡抚李本晟明确请教是否应将南明史实列入《明史》的黄宗羲，也不知到底给出了什么意见。
那这些“国初遗老”们编修的《明史》为何将弘光帝、隆武帝、永历帝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为何拼命的说大明终结于崇祯、亡于李闯呢？要想明白为何，只需想想他们的主子入关打的旗号是什么：“义师为尔复君父仇”。
而写出这句口号的就是范文程。
因为要以几十万级别的人口统治以亿为单位的汉人，以少治多，害怕汉人团结起来把他们再打出去，所以要打着“为尔复君父仇”的旗号，在相当一部分东林党、读书人的屈膝配合下，迷惑、分化汉人，“我们是为了帮你们的皇帝报仇啊”；那些不被迷惑、能看清本质但确实贪生怕死的，则也能借此有个投降的台阶，如此，则客观上降低了修《明史》之人的主子入关的阻力。
清廷自己的人口清查资料记载，“臣等查得，顺治五年八旗丁册载，满洲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怎么能不怕？没法不怕，怕才是很正常的。
事实上，当他们喊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凶残口号后，确实遭到了汉人的团结反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这种团结起来殊死反击的典型。
另一次反击是三十年后。
当年出卖了大明的三藩起兵造反，当时各地汉人纷纷割掉辫子起兵响应，把已经迅速腐化的八旗子弟打的节节败退，打退到黄河一带，一筹莫展。
奈何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耀眼，既开关卖国，又杀了永历帝朱由榔，先天凝聚力不足。没有凝聚力的多方胜利终归于一盘散沙式的失败。但即使如此，此次起义反击仍然持续了九年。
由此也可见，不管是谁，一旦坐了龙庭，是多么容易腐化、多么容易失去战斗力。
这种害怕还体现在多处：之所以一直留着关外不让关内的汉人去，是因为一直害怕，要留个退路；不发展火器，除了愚昧的原因，也是因为害怕，怕汉人如果掌握了制造精良的犀利火器，人还那么多，万一起兵，几十万男女老少都上阵也要被打败，所以为了保持骑射优势，不发展火器。
如此害怕、如此的严令保持骑射传统，结果入关之后还是迅速腐化。圈占了无数良田，霸占了无数美宅，整个大明京城的人都被驱赶出去，京城成了他们的私宅，一夜暴富，穿上了丝绸，端起了酒杯，骑射迅速被扔掉，鸟笼子蛐蛐罐成了标配，结果就是平定长江以南时，已经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奸洪承畴、孔有德之流带领的汉军旗了。
那既然说是为崇祯报仇，怎么能屠杀崇祯的亲戚呢？所以就死不承认永历帝这样的亲戚，所以就说大明到崇祯就亡了、没了，这样，继续向南杀就相对好骗，表面上可以自圆其说了，起码自欺欺人时，自己的心里比较容易自我暗示、自我欺骗。
不过瞎编终究编不那么圆，当皇帝的也终究不能自己逐字逐句去审阅，把埋汰前明临近末期的皇帝的本纪把住关就是了，大把的时间要下江南吟风弄月呢，所以，《明史》大部分内容还是可读。
很多史实真容漏网而出。
《明史.韩爌传》记载“天启元年正月，两人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两人是指大学士韩爌和刘一燝，请天启帝日日听讲；《孙承宗传》更载“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天启元年进少詹事。时沈、辽相继失，举朝汹汹。御史方震孺请罢兵部尚书崔景荣，以承宗代......帝不欲承宗离讲筵，疏再上不许”，天启皇帝十分喜欢听孙承宗讲课，喜欢到何种程度？御史方震孺举荐孙承宗做兵部尚书去经略辽东天启都不愿意，不让孙承宗离开。
事实也证明了这是真的：后来东林党在天启四年五年被阉党大杀特杀，但孙承宗没事，无他，师生之情也。
而在明史之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破绽：辛亥革命之后，一帮清遗老遗少编修《清史稿》，意欲上接《二十四史》，让自己编的自己的史成为正史。可能是因为编修时间仓促，未详细校对，也可能是因为已经不是编修《明史》那个时期，没有《明史》那种敏感性，大意了，他们在《清史稿·吴三桂传》中露出了破绽：“康熙元年......四月，三桂执由榔及其子，以弓弦绞杀之，送其母、妻诣京师，道自杀。定国尚往来边上伺由榔消息，三桂令提督张勇将万馀人戍普洱、元江为备。未几，定国走死勐腊。三桂招其子嗣兴，以千馀人降，明亡。”
上面这段《清史稿》中的文字足可证明，排除欺骗内心、欺骗当时大明汉人的需要，他们自己内心清楚明白的承认，直到永历帝父子皆亡，李定国死亡，大明才亡。也足以证明《明史》的某些内容被皇权及其御使下的文人动了刀斧。
即便在这种凶险的文字狱背景条件下成书，记录了木匠皇帝的昏庸，这被皇权动了刀斧的《明史》作为正史也没敢明目张胆的直接宣称天启不识字。
但是这并不妨碍强力皇权的暗示与无耻文人的献媚。
李邦华这样的东林铁骨壮烈殉国，并不妨碍其他的东林党、其他的文人屈膝屈的顺滑无比，所以天启在后世就被传成了不识字的文盲。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明史中漏网的内容，还另有许多其他书籍也流传了下来，比如《明实录》、《三朝辽事实录》、《酌中志》等。
王战也是对照着来读才能知道这些、才能有更多思辨。
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先帝髫龄时，教习书仿者，光庙伴读吴进忠也，宫中私自答应诵书习字，刘良相也。良相，雄县人，性朴直不茹荤，人皆以刘道称之”。刘若愚在崇祯的狱中作的《酌中志》，髫龄时诵书习字的先帝自然是指天启帝。
《明实录.熹宗实录》载，首辅叶向高言“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天启的另一位讲师丁绍轼也说“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
实实在在是年少而好学。
......
“终究是天无绝人之路。”随着想到史书中的天启帝，想到种种记述、诸多传说，王战不禁在心中感慨天道造化，嘴里不知不觉说了出来。
“陛下为何有这样的感慨？可是想到了什么？”张嫣不知皇帝为何静了一会就忽然发出这样的感慨。
听到张嫣相问，王战当然没法说那些目下还不存在的典籍，想了想，对张嫣说道：“朕忽然想，朕长年木作，也经常骑马射箭，这身筋骨虽不如军中猛将却也算得强壮，今日却忽然疲惫不堪，昏睡过去，显然身体内里已经十分虚弱，现在看来，无非是太过荒唐所致，如此却一直不自知，简直是执迷不悟，后果难料。结果昏睡之中上天就让朕得到了启示，顿悟前非，决定习武修文强自身，励精图治兴国家，这岂不是天无绝人之路？”
刚才想到的东西不能说，自己已经显现的转变，却可以让它尽早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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