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二章 架构 2 南北都察院
“官府的长相？......官府架构，更重于律法制度？互相监督的主旨更是架构的根本、一切的根本？”闻听皇帝之言，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冲击。
王战也再度停下，留给他们静静思考的时间。
盏茶功夫后，有些大臣抬起了头，眼中光芒渐盛。
无论对张居正的私德有什么指责，对于张居正的治政之能，他们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张居正的十年，确实是百官勤于实务、效率提高、国力上升的十年。无论当时被迫勤于实务的百官有多么不满，在万历清算张居正的时候，那些不满的人也只能是在私德奢靡、接受投献等方面把张居正批臭，无法在治政方略上面挑出大毛病。现在皇帝提起张居正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句话，提出了架构、监督方面的论断，他们自然要好好思量；思量之下，自然有人有所得。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朕以为，大曌欲振兴，华夏欲长久，当以百姓民生为第一要务。百姓民生，无非生活富足安宁，欲得富足，则兴修水利、发展工商；欲得安宁，对外需强军平灭鞑虏，对内则需公平的法制保障。若法制都无法公平，则必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权权贵，则百姓的富足必定会被特权权贵侵夺。而法制的公平若想真正显效于百姓，则需公平的执法；执法在于人，是人便有私心杂念，所以执法者必须受到足够的都察监督，且必须是互相都察监督，否则，再好再公平的律法，执行起来必定变形走样，公平二字绝不会真正落在老百姓身上。所以，朕改良大曌官府体制架构的第一步就是革鼎三法司、都察院，大力加强都察机构，将原本的都察院变更设立为南、北两大都察院。”
看到大臣们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王战又继续因果清晰、环环相扣的向下推进。群臣只能追着皇帝的因果逻辑向前思考。
“圣上，金陵已经有了与京城几乎一模一样的朝廷架构，只是人员多寡略有不同，圣上所说这南北两大都察院，是否是要启用金陵的都察院？圣上又要让朝廷官府变成什么样貌？”
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加强都察的因果逻辑明白了，但没能完全领会王战的意思，以为是要重用金陵的都察院，细细品味了一会之后，李邦华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疑问。
原本京中的其他大臣竖起了耳朵。
他们听了皇帝的话之后，与李邦华的理解差不多。但李邦华等人被皇帝召回京城，还没有任何官位，却被要求上朝，然后现在皇帝就要更定朝廷样貌、官府长相——架构，他们自然有所联想，对于眼前的对答自然用心倾听。
“非也，朕就是要新建一套朝廷都察体制，在京城设立两个互不隶属、互相监督的都察院，同时覆盖整个大曌，并不是要在金陵还留用一套起不到太大作用的人马。而且两个都察院的人手都要尽快扩大到千人，以后国家大小事务，尽皆监察。之所以如此，只因朕以为，法治的根本，在于严明的律法与可以互相监督的执行律法的架构，二者缺一则法治不存，其中互相监督为重中之重、唯一关窍。若无互相监督的能力，再好的律法也不会有好结果，执法者必定执法犯法、贪赃枉法。”
王战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答案也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猜测。
“设立两个都察院？各自千人？同时覆盖整个大曌？”大为出乎意料的答案让群臣不得不在惊讶中再度念头飞转，思索着一旦如此之后后续可能的一些列变化。
大曌现在的都察院，主掌监察、弹劾、建议与风闻奏事等，大印上便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与刑部和大理寺合称为三法司。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便是在民间颇为有名的“三司会审”。
京城都察院的具体官员设置为：左右都御史各一，正从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正从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正从四品；按大曌十三道，也就是十三省，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每道七至十人不等，共计一百一十人。金陵备用朝廷的都察院则只设右职：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监察御史则只有三十人。
如今王战将南边的备用朝廷完全撤除，在京城设立完全平行的南、北都察院，人员总数达到两千，扩大了十倍不止，且同时任事，互相监督，将大曌所有官员与承担监察之责的都察院自身都置于监督之下，明言“互相监督为重中之重、唯一关窍”，这是国朝前所未有之安排，是群臣从未想象过的巨变。
“李邦华，朕任命你为南督察院左都御史，袁可立，朕任命你为北督察院左都御史。人员嘛，尽可能从明法明算的生员中考核选拔，不必拘泥于是不是进士。”巨变引起的思索中，王战明确抛出了具体的任命与后续大量御史的来源，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果然。”听到皇帝的任命，群臣心里纷纷道一声果然。
“不过爱卿倒是提醒了朕，国库空虚，百姓饥寒，在南边再养着一批没多少事可干的人实在没有道理，徒然耗费民脂民膏。立刻拟旨，将他们全都调到京师来，与京师的同僚一起接受实务培训，然后考核任用，充实各部院，充实地方。记住，是考核任用，不是全盘挪用。不愿意学习律法、数算、丈量田亩、农田水利这些实务、不愿意接受考核的就退职回乡。”
“崔爱卿，房爱卿，即日起，你们卸去左都御史之职，专心于各自本职。以后大曌也不再授予挂名职衔，务必做到名实相符。”
一直以来，王战确实是忽略了南边。这些日子王战首重练兵，秘制铳炮军械，稍有小成便开始推行有田者皆纳赋这种根本性的大政，确实是没考虑过南边的备用朝廷，完全忘在脑后。现在被提醒想起，立刻雷厉风行。
他最后的话则更让群臣惊愕：居然将崔成秀的左都御史免了——崔呈秀那可不是挂名而是实职啊！九千岁魏公公的义子、第一红人，整个南边的备用朝廷加一起也不如他一个的崔呈秀！就这么事先毫无征兆的被免了？
巨变之下，站在刘若愚对面的魏忠贤保持着一贯的恭敬的站姿，面容平静，眼帘微垂，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只是如果有人眼尖就会发现，魏公公本来就深如刀刻的法令纹更深了，眼珠有那么一瞬间极快速的来回搏动了几下，双脚紧贴着地面金砖向外悄悄挪蹭了一点，站得宽了一些、更稳了一些。
刘若愚则坐在那里奋笔疾书，将一切都记录下来，以备皇帝审看之后登载于皇曌时报。
他手中的笔一如既往的行云流水，稳定恒常，自然也没人能看出他心中的波动。其实他倒真没什么太大波动，跟随皇帝的这段时间虽不算长，但他早已料到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只是早晚而已。现在发生了，他自然不会特别惊讶，更知道，这不过是刚开个头罢了。
若非要说有波动，现在心中确实也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唯一的念头：庆幸。庆幸把自己的名字从刘时敏改成刘若愚，若愚，改对了。
......
内官也好，大臣也罢，突然的静默中，殿上之人一时间无数的念头被震得翻涌起来，由眼前而回想起了年来的种种：
最近的是前天，七月十三，宣大总督张朴、山西按察使张翼明、巡按直隶御史汪裕各自上疏，奏请在宣府镇赤城县为魏忠贤建坊，皇帝不允。
再往前，五月下旬，内阁奏请升户部左侍郎张晓为兵部尚书加右副都御史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皇帝不允；奏请升任山西按察使张翼明为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不允；宣大镇守太监葛九思，请立九千岁生祠，不允。
更往前，正月，巡按宣大的御史秦士文上疏请求为九千岁在宣大建生祠，皇帝允了。不但允了，很快，秦士文还升为了都御史；二月，巡按宣大御史张素养上疏请建九千岁大同生祠，允；四月，巡按山西御史刘弘光请求为九千岁在山西建生祠，允。
不允张晓、张翼明升迁，理由就是皇帝“天启”时说的百官各安其位，不作变动。不允建生祠、牌坊，皇帝的理由是国库本就空虚，而练兵制械需要大量钱粮。
由允而变为不允，转折点便在于五月初六的“天启”。
五月初六之后几次不允，皇帝也都是温言安慰九千岁与众阁老，并无什么怒意。因是之故，当时大家也大都以为皇帝是“天启”和练新军之故，虽也有一些其他的猜测，但并未想到什么危机上去。但现在忽然毫无征兆的免了崔呈秀的左都御史、监察大权，不能不使人多想。虽然同时也免了房壮丽的左都御史，但房壮丽的身后可没有九千岁。
此时，他们已经没人再想南边备用朝廷的事，但各种心思反而愈发复杂，此起彼伏。
静默中，有人想起了另一件朝堂之外的事：在大前天，皇帝率军第二次出京拉练的时候，奉圣夫人的仪仗曾经等在路旁，想要和皇帝相见，但不知是被大军威势所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奉圣夫人终究没有拦下皇帝的大军——根本没上前，没能相见。
有人升起念头自我安慰说皇帝可能没看到，随后便又微微摇头，自己都不信：怎么可能没看到？奉圣夫人的仪仗，何等煊赫？向来是顶有金凤、壁刻灵龟、高毂绣帘的大红凤辇，当先还有八名太监持大红纱灯，随后便是全大曌独一份的二十盏御赐荷兰国晶灯，还有数百名侍从护卫前呼后拥，怎么可能看不见？
各种念头中，有人越想越是心生寒意。
王战也再度停下，留给他们静静思考的时间。
盏茶功夫后，有些大臣抬起了头，眼中光芒渐盛。
无论对张居正的私德有什么指责，对于张居正的治政之能，他们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张居正的十年，确实是百官勤于实务、效率提高、国力上升的十年。无论当时被迫勤于实务的百官有多么不满，在万历清算张居正的时候，那些不满的人也只能是在私德奢靡、接受投献等方面把张居正批臭，无法在治政方略上面挑出大毛病。现在皇帝提起张居正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句话，提出了架构、监督方面的论断，他们自然要好好思量；思量之下，自然有人有所得。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朕以为，大曌欲振兴，华夏欲长久，当以百姓民生为第一要务。百姓民生，无非生活富足安宁，欲得富足，则兴修水利、发展工商；欲得安宁，对外需强军平灭鞑虏，对内则需公平的法制保障。若法制都无法公平，则必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权权贵，则百姓的富足必定会被特权权贵侵夺。而法制的公平若想真正显效于百姓，则需公平的执法；执法在于人，是人便有私心杂念，所以执法者必须受到足够的都察监督，且必须是互相都察监督，否则，再好再公平的律法，执行起来必定变形走样，公平二字绝不会真正落在老百姓身上。所以，朕改良大曌官府体制架构的第一步就是革鼎三法司、都察院，大力加强都察机构，将原本的都察院变更设立为南、北两大都察院。”
看到大臣们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王战又继续因果清晰、环环相扣的向下推进。群臣只能追着皇帝的因果逻辑向前思考。
“圣上，金陵已经有了与京城几乎一模一样的朝廷架构，只是人员多寡略有不同，圣上所说这南北两大都察院，是否是要启用金陵的都察院？圣上又要让朝廷官府变成什么样貌？”
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加强都察的因果逻辑明白了，但没能完全领会王战的意思，以为是要重用金陵的都察院，细细品味了一会之后，李邦华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疑问。
原本京中的其他大臣竖起了耳朵。
他们听了皇帝的话之后，与李邦华的理解差不多。但李邦华等人被皇帝召回京城，还没有任何官位，却被要求上朝，然后现在皇帝就要更定朝廷样貌、官府长相——架构，他们自然有所联想，对于眼前的对答自然用心倾听。
“非也，朕就是要新建一套朝廷都察体制，在京城设立两个互不隶属、互相监督的都察院，同时覆盖整个大曌，并不是要在金陵还留用一套起不到太大作用的人马。而且两个都察院的人手都要尽快扩大到千人，以后国家大小事务，尽皆监察。之所以如此，只因朕以为，法治的根本，在于严明的律法与可以互相监督的执行律法的架构，二者缺一则法治不存，其中互相监督为重中之重、唯一关窍。若无互相监督的能力，再好的律法也不会有好结果，执法者必定执法犯法、贪赃枉法。”
王战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答案也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猜测。
“设立两个都察院？各自千人？同时覆盖整个大曌？”大为出乎意料的答案让群臣不得不在惊讶中再度念头飞转，思索着一旦如此之后后续可能的一些列变化。
大曌现在的都察院，主掌监察、弹劾、建议与风闻奏事等，大印上便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与刑部和大理寺合称为三法司。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便是在民间颇为有名的“三司会审”。
京城都察院的具体官员设置为：左右都御史各一，正从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正从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正从四品；按大曌十三道，也就是十三省，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每道七至十人不等，共计一百一十人。金陵备用朝廷的都察院则只设右职：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监察御史则只有三十人。
如今王战将南边的备用朝廷完全撤除，在京城设立完全平行的南、北都察院，人员总数达到两千，扩大了十倍不止，且同时任事，互相监督，将大曌所有官员与承担监察之责的都察院自身都置于监督之下，明言“互相监督为重中之重、唯一关窍”，这是国朝前所未有之安排，是群臣从未想象过的巨变。
“李邦华，朕任命你为南督察院左都御史，袁可立，朕任命你为北督察院左都御史。人员嘛，尽可能从明法明算的生员中考核选拔，不必拘泥于是不是进士。”巨变引起的思索中，王战明确抛出了具体的任命与后续大量御史的来源，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果然。”听到皇帝的任命，群臣心里纷纷道一声果然。
“不过爱卿倒是提醒了朕，国库空虚，百姓饥寒，在南边再养着一批没多少事可干的人实在没有道理，徒然耗费民脂民膏。立刻拟旨，将他们全都调到京师来，与京师的同僚一起接受实务培训，然后考核任用，充实各部院，充实地方。记住，是考核任用，不是全盘挪用。不愿意学习律法、数算、丈量田亩、农田水利这些实务、不愿意接受考核的就退职回乡。”
“崔爱卿，房爱卿，即日起，你们卸去左都御史之职，专心于各自本职。以后大曌也不再授予挂名职衔，务必做到名实相符。”
一直以来，王战确实是忽略了南边。这些日子王战首重练兵，秘制铳炮军械，稍有小成便开始推行有田者皆纳赋这种根本性的大政，确实是没考虑过南边的备用朝廷，完全忘在脑后。现在被提醒想起，立刻雷厉风行。
他最后的话则更让群臣惊愕：居然将崔成秀的左都御史免了——崔呈秀那可不是挂名而是实职啊！九千岁魏公公的义子、第一红人，整个南边的备用朝廷加一起也不如他一个的崔呈秀！就这么事先毫无征兆的被免了？
巨变之下，站在刘若愚对面的魏忠贤保持着一贯的恭敬的站姿，面容平静，眼帘微垂，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只是如果有人眼尖就会发现，魏公公本来就深如刀刻的法令纹更深了，眼珠有那么一瞬间极快速的来回搏动了几下，双脚紧贴着地面金砖向外悄悄挪蹭了一点，站得宽了一些、更稳了一些。
刘若愚则坐在那里奋笔疾书，将一切都记录下来，以备皇帝审看之后登载于皇曌时报。
他手中的笔一如既往的行云流水，稳定恒常，自然也没人能看出他心中的波动。其实他倒真没什么太大波动，跟随皇帝的这段时间虽不算长，但他早已料到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只是早晚而已。现在发生了，他自然不会特别惊讶，更知道，这不过是刚开个头罢了。
若非要说有波动，现在心中确实也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唯一的念头：庆幸。庆幸把自己的名字从刘时敏改成刘若愚，若愚，改对了。
......
内官也好，大臣也罢，突然的静默中，殿上之人一时间无数的念头被震得翻涌起来，由眼前而回想起了年来的种种：
最近的是前天，七月十三，宣大总督张朴、山西按察使张翼明、巡按直隶御史汪裕各自上疏，奏请在宣府镇赤城县为魏忠贤建坊，皇帝不允。
再往前，五月下旬，内阁奏请升户部左侍郎张晓为兵部尚书加右副都御史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皇帝不允；奏请升任山西按察使张翼明为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不允；宣大镇守太监葛九思，请立九千岁生祠，不允。
更往前，正月，巡按宣大的御史秦士文上疏请求为九千岁在宣大建生祠，皇帝允了。不但允了，很快，秦士文还升为了都御史；二月，巡按宣大御史张素养上疏请建九千岁大同生祠，允；四月，巡按山西御史刘弘光请求为九千岁在山西建生祠，允。
不允张晓、张翼明升迁，理由就是皇帝“天启”时说的百官各安其位，不作变动。不允建生祠、牌坊，皇帝的理由是国库本就空虚，而练兵制械需要大量钱粮。
由允而变为不允，转折点便在于五月初六的“天启”。
五月初六之后几次不允，皇帝也都是温言安慰九千岁与众阁老，并无什么怒意。因是之故，当时大家也大都以为皇帝是“天启”和练新军之故，虽也有一些其他的猜测，但并未想到什么危机上去。但现在忽然毫无征兆的免了崔呈秀的左都御史、监察大权，不能不使人多想。虽然同时也免了房壮丽的左都御史，但房壮丽的身后可没有九千岁。
此时，他们已经没人再想南边备用朝廷的事，但各种心思反而愈发复杂，此起彼伏。
静默中，有人想起了另一件朝堂之外的事：在大前天，皇帝率军第二次出京拉练的时候，奉圣夫人的仪仗曾经等在路旁，想要和皇帝相见，但不知是被大军威势所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奉圣夫人终究没有拦下皇帝的大军——根本没上前，没能相见。
有人升起念头自我安慰说皇帝可能没看到，随后便又微微摇头，自己都不信：怎么可能没看到？奉圣夫人的仪仗，何等煊赫？向来是顶有金凤、壁刻灵龟、高毂绣帘的大红凤辇，当先还有八名太监持大红纱灯，随后便是全大曌独一份的二十盏御赐荷兰国晶灯，还有数百名侍从护卫前呼后拥，怎么可能看不见？
各种念头中，有人越想越是心生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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