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营州、安东都护府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高句丽政权灭亡，唐朝在高句丽旧地设置了安东都护府，即辽河以东的辽宁大部分地区及朝鲜大同江北部地区。
安东都护府治所设在平壤，薛仁贵成为安东都护府组建后的第一任安东都护。
咸亨元年（670），围绕吐谷浑故地和西域的争夺，唐朝与吐蕃发生大规模冲突。
为了确保关陇地区的安全，唐朝不得不抽调兵力赶赴西北，不得已在东北方向采取消极退守的策略。
咸亨元年（670），新罗暗中联合高句丽残余势力越过鸭绿江一线，意味着安东都护府治所平壤已经失守。
虽然唐朝将领高侃很快收复平壤，但平壤的周边形势仍然很严峻。
唐朝与新罗的战争结束后，安东都护府的统治重心在传统的辽东领地稳定下来，将治所撤离平壤，向北迁移已是大势所趋。
仪凤元年（676）二月，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老城）。
同年，吐蕃攻打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又攻破扶州、叠州。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无法再集中精力经营安东都护府。
仪凤二年（677）二月，安东都护府迁到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夏，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大范围袭击东亚大陆，受这次恶劣天气的影响，契丹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
营州（今辽宁朝阳境内）都督赵文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横行霸道，既没有采取有效的赈济措施，也没有着手预防突发性事件，并且对待契丹族酋长如同奴仆。
这些行为，激起了契丹族的普遍不满和怨恨，最终激起营州之乱。
出身于契丹族的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妻兄、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永乐县公孙万荣率领部属驻守于营州城侧。
孙万荣曾经以侍子的身份入朝，了解内地山川险易情况。
万岁通天元年(696)，两人联合起兵反唐，攻占营州，杀死赵文翔。
由于唐军的围困、营州粮食的短缺，叛军在营州地区难以继续发展壮大，兵分两路逃窜。
一路叛军由李尽忠、孙万荣率领叛军主力南下攻打幽州、蓟州地区（以下称“南下叛军”），一路叛军流窜到安东都护府统治地区（以下称“东逃叛军”）。
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武则天任命建安郡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主管河北道北部的平叛事务。
神功元年（697）四月十八日，武则天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领兵进攻契丹。
历经黄獐谷之战和东硖石谷之战，唐朝皆大败，丧失军队数十万。
在唐朝和后东突厥的联合镇压下，六月三十日，南下叛军主帅李尽忠病死、孙万荣被杀，标志着营州之乱告平，辽西，营州沦陷于后东突厥。
而东逃叛军侥幸躲过了覆灭的命运，他们逃到安东都护府东南部，建立以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中心的两个割据政权，我们称之为“靺鞨民族政权”。
在武则天平息营州之乱的过程中，武氏子弟基本上无功劳可言。
本来武则天是想利用平乱的机会让武氏子弟建功立业，为以后被立为嗣君铺平道路，但平叛过程中武氏子弟的无能表现，充分暴露出他们才智极为平庸，根本不足以继承大统。
所以，在来自各方面拥护李唐的压力下，武则天也进一步认识到人心所向的不是武氏、而是李唐宗室，如果再一意孤行，就会有丧失人心的危险。
武则天最终决定立李显为太子，太子之争以李唐宗室获得胜利而告终。
神功元年（697），在东北方面，狄仁杰不主张主动出击来解决靺鞨民族政权的骚扰，而是主张将边防兵力收缩到塞内，养精蓄锐，同时，恢复高句丽贵族在辽东的统治，笼络高句丽遗民，肩负起保卫安东都护府的重任。
这样既可以“省军费于远方”，又“使夷狄无侵侮之患”。
武则天采取了狄仁杰的上疏，在东北方向进行收缩，正因为唐朝的不断收缩，让东北各民族急剧膨胀，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营州之乱，东逃叛军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叛逃，在敦化、宁安建立渤海国（初称震国）。
圣历元年（698），六月三十日，唐朝改安东都护府为都督府，暂停对安东都护府的漕运，这标志着唐王朝对辽东地区的基本放弃。
自此，辽东地区几乎不再直接受中原王朝控制，直至明朝时期才初步恢复统治。
圣历二年(699)，营州都督府迁治蓟州渔阳县(今天津蓟县)，标志着唐王朝对辽西的暂时放弃。
圣历二年（699），狄仁杰再次上书，恳请废除安东都护府，恢复高氏贵族在安东都护府的羁縻统治，省免江南转输之劳以安民心。
狄仁杰请求唐朝裁撤安东镇军，放弃对靺鞨民族政权盘踞地区的争夺，恢复高句丽贵族在安东都督府羁縻统治，来缓解因为支援安东都督府而给唐王朝所带来的军事和财政压力。
后东突厥默啜可汗晚年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引起东北诸族的强烈不满，东北诸族开始与后东突厥离心离德。
开元二年（714），整个北方诸族揭起了摆脱后突厥的控制、南下归附唐朝的热潮。
契丹君长李失活、奚长李大酺各率部落归降唐朝。
唐玄宗以李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置保塞军，以李大酺为经略大使；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置静柝军，以李失活为经略大使。
这便是唐朝后期，幽州卢龙节度使押契丹、奚两蕃的由来。
开元二年（714），二月，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领忽汗州都督，标志着唐朝与大祚荣政权的藩属关系正式形成。
开元二年（714），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唐山、秦皇岛附近）为安东都护府，以许钦澹为安东都护。
唐王朝对辽东的实质性放弃，加上营州之乱后，营州沦陷，辽西之地尽失。
至此，山海关以东地区全部丧失，标志着唐王朝经略东北的失败。
河北道，唐初以幽州、营州、安东三府共同进行防边的政策，由于李尽忠之乱，迫使唐王朝将防线后撤，东北地区的防务只好完全倚仗幽州。
这就是盛唐时期幽州实力加强、地位提高并率先设立节度使的重要原因之一。
开元五年（717），唐朝恢复对营州的统治，治所为柳城县（辽宁省朝阳市）。
同年，唐朝在营州设置平卢军使，企图重新构建以营州为中心的东北防御体系。
开元七年（719），七月，升平卢军使为平卢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府及营、辽、燕三州，内迁后的安东都护府被置于平卢节度使的统领之下，营州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开元八年（720），四月，安东都护许钦凑升任为平卢节度使，兼领管内诸军、诸蕃及支度、营田等使衔。
开元十一年（723），三月，唐朝再度将安东都护府治所从平州迁往燕郡城，燕郡城在今天的锦州义县境内。
唐王朝将安东都护府移至燕郡城，既可以加强营州侧翼的安全，又可以控制幽州通往辽东的交通要道。
开元二十年（732），唐朝对东北地区行政建置作了进一步调整，平卢节度使的职权范围和安东都护府的领属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
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洺、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莫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在这次调整中，唐朝废除平卢节度使，将平卢军、安东都护府纳入幽州节度使统辖。
至此，幽州在东北防御体系的中心地位得到确立。
天宝元年（742），唐朝改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平卢镇从幽州节度中划出，别置节度使。安东都护府再度改隶平卢节度。
安东都护府下属兵力8500人，马700匹，控制着辽东和幽州地区之间陆路的交通命脉。它与卢龙军、平卢军形成军事防御三角，彼此遥相呼应，防御区域明确，共同捍卫平卢节度使。
天宝二年（743），安东都护府治所从燕郡城迁移到辽西故郡城（今义县大凌河东王民屯附近）。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反叛，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安史之乱后期，营州平卢军坚定站在唐王朝的一边，因被安史大军围困，钱粮不足为继，难以支撑，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率领平卢军渡渤海南下占据青州，朝廷改授其为青、淄、齐、沂、密、海等六州节度，称之为‘平卢淄清节度使’。
安史之乱结束后，营州归属于幽州卢龙节度使，废柳城县，迁至燕郡守捉城，设镇安军，另外设置汝罗守捉（辽宁省义县）、怀远守捉（辽宁省北镇市）、巫闾守捉（辽宁省北镇市）、襄平守捉（辽宁省辽阳市）四守捉城。
至于辽东之地，属于唐王朝与渤海国、新罗、契丹的四战之地，名义上由唐朝所有，但并未被实际控制。
唐懿宗咸通末年（860—874），契丹利用中原纷争不息之机，攻入安东都护府所辖地区，才最终被外族所占。
营州之乱打破了唐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基础，辽西、辽东之地暂时沦陷。
安史之乱结束后，天下藩镇割据，幽州卢龙节度使割据一方，面对契丹与奚族的挑衅，大多采取“擅地自安”的政策，即“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
这也算是幽州卢龙节度使的政策之一，不生事、也不怕事，至少在唐朝灭亡之前，契丹、奚人不敢南下，就算是南下也是被吊打。
刘琨显然是不想安于现状，他信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当然刘琨还需要蛰伏一段时间，和楚庄王那般，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安东都护府治所设在平壤，薛仁贵成为安东都护府组建后的第一任安东都护。
咸亨元年（670），围绕吐谷浑故地和西域的争夺，唐朝与吐蕃发生大规模冲突。
为了确保关陇地区的安全，唐朝不得不抽调兵力赶赴西北，不得已在东北方向采取消极退守的策略。
咸亨元年（670），新罗暗中联合高句丽残余势力越过鸭绿江一线，意味着安东都护府治所平壤已经失守。
虽然唐朝将领高侃很快收复平壤，但平壤的周边形势仍然很严峻。
唐朝与新罗的战争结束后，安东都护府的统治重心在传统的辽东领地稳定下来，将治所撤离平壤，向北迁移已是大势所趋。
仪凤元年（676）二月，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老城）。
同年，吐蕃攻打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又攻破扶州、叠州。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无法再集中精力经营安东都护府。
仪凤二年（677）二月，安东都护府迁到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夏，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大范围袭击东亚大陆，受这次恶劣天气的影响，契丹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
营州（今辽宁朝阳境内）都督赵文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横行霸道，既没有采取有效的赈济措施，也没有着手预防突发性事件，并且对待契丹族酋长如同奴仆。
这些行为，激起了契丹族的普遍不满和怨恨，最终激起营州之乱。
出身于契丹族的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妻兄、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永乐县公孙万荣率领部属驻守于营州城侧。
孙万荣曾经以侍子的身份入朝，了解内地山川险易情况。
万岁通天元年(696)，两人联合起兵反唐，攻占营州，杀死赵文翔。
由于唐军的围困、营州粮食的短缺，叛军在营州地区难以继续发展壮大，兵分两路逃窜。
一路叛军由李尽忠、孙万荣率领叛军主力南下攻打幽州、蓟州地区（以下称“南下叛军”），一路叛军流窜到安东都护府统治地区（以下称“东逃叛军”）。
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武则天任命建安郡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主管河北道北部的平叛事务。
神功元年（697）四月十八日，武则天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领兵进攻契丹。
历经黄獐谷之战和东硖石谷之战，唐朝皆大败，丧失军队数十万。
在唐朝和后东突厥的联合镇压下，六月三十日，南下叛军主帅李尽忠病死、孙万荣被杀，标志着营州之乱告平，辽西，营州沦陷于后东突厥。
而东逃叛军侥幸躲过了覆灭的命运，他们逃到安东都护府东南部，建立以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中心的两个割据政权，我们称之为“靺鞨民族政权”。
在武则天平息营州之乱的过程中，武氏子弟基本上无功劳可言。
本来武则天是想利用平乱的机会让武氏子弟建功立业，为以后被立为嗣君铺平道路，但平叛过程中武氏子弟的无能表现，充分暴露出他们才智极为平庸，根本不足以继承大统。
所以，在来自各方面拥护李唐的压力下，武则天也进一步认识到人心所向的不是武氏、而是李唐宗室，如果再一意孤行，就会有丧失人心的危险。
武则天最终决定立李显为太子，太子之争以李唐宗室获得胜利而告终。
神功元年（697），在东北方面，狄仁杰不主张主动出击来解决靺鞨民族政权的骚扰，而是主张将边防兵力收缩到塞内，养精蓄锐，同时，恢复高句丽贵族在辽东的统治，笼络高句丽遗民，肩负起保卫安东都护府的重任。
这样既可以“省军费于远方”，又“使夷狄无侵侮之患”。
武则天采取了狄仁杰的上疏，在东北方向进行收缩，正因为唐朝的不断收缩，让东北各民族急剧膨胀，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营州之乱，东逃叛军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叛逃，在敦化、宁安建立渤海国（初称震国）。
圣历元年（698），六月三十日，唐朝改安东都护府为都督府，暂停对安东都护府的漕运，这标志着唐王朝对辽东地区的基本放弃。
自此，辽东地区几乎不再直接受中原王朝控制，直至明朝时期才初步恢复统治。
圣历二年(699)，营州都督府迁治蓟州渔阳县(今天津蓟县)，标志着唐王朝对辽西的暂时放弃。
圣历二年（699），狄仁杰再次上书，恳请废除安东都护府，恢复高氏贵族在安东都护府的羁縻统治，省免江南转输之劳以安民心。
狄仁杰请求唐朝裁撤安东镇军，放弃对靺鞨民族政权盘踞地区的争夺，恢复高句丽贵族在安东都督府羁縻统治，来缓解因为支援安东都督府而给唐王朝所带来的军事和财政压力。
后东突厥默啜可汗晚年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引起东北诸族的强烈不满，东北诸族开始与后东突厥离心离德。
开元二年（714），整个北方诸族揭起了摆脱后突厥的控制、南下归附唐朝的热潮。
契丹君长李失活、奚长李大酺各率部落归降唐朝。
唐玄宗以李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置保塞军，以李大酺为经略大使；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置静柝军，以李失活为经略大使。
这便是唐朝后期，幽州卢龙节度使押契丹、奚两蕃的由来。
开元二年（714），二月，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领忽汗州都督，标志着唐朝与大祚荣政权的藩属关系正式形成。
开元二年（714），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唐山、秦皇岛附近）为安东都护府，以许钦澹为安东都护。
唐王朝对辽东的实质性放弃，加上营州之乱后，营州沦陷，辽西之地尽失。
至此，山海关以东地区全部丧失，标志着唐王朝经略东北的失败。
河北道，唐初以幽州、营州、安东三府共同进行防边的政策，由于李尽忠之乱，迫使唐王朝将防线后撤，东北地区的防务只好完全倚仗幽州。
这就是盛唐时期幽州实力加强、地位提高并率先设立节度使的重要原因之一。
开元五年（717），唐朝恢复对营州的统治，治所为柳城县（辽宁省朝阳市）。
同年，唐朝在营州设置平卢军使，企图重新构建以营州为中心的东北防御体系。
开元七年（719），七月，升平卢军使为平卢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府及营、辽、燕三州，内迁后的安东都护府被置于平卢节度使的统领之下，营州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开元八年（720），四月，安东都护许钦凑升任为平卢节度使，兼领管内诸军、诸蕃及支度、营田等使衔。
开元十一年（723），三月，唐朝再度将安东都护府治所从平州迁往燕郡城，燕郡城在今天的锦州义县境内。
唐王朝将安东都护府移至燕郡城，既可以加强营州侧翼的安全，又可以控制幽州通往辽东的交通要道。
开元二十年（732），唐朝对东北地区行政建置作了进一步调整，平卢节度使的职权范围和安东都护府的领属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
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洺、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莫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在这次调整中，唐朝废除平卢节度使，将平卢军、安东都护府纳入幽州节度使统辖。
至此，幽州在东北防御体系的中心地位得到确立。
天宝元年（742），唐朝改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平卢镇从幽州节度中划出，别置节度使。安东都护府再度改隶平卢节度。
安东都护府下属兵力8500人，马700匹，控制着辽东和幽州地区之间陆路的交通命脉。它与卢龙军、平卢军形成军事防御三角，彼此遥相呼应，防御区域明确，共同捍卫平卢节度使。
天宝二年（743），安东都护府治所从燕郡城迁移到辽西故郡城（今义县大凌河东王民屯附近）。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反叛，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安史之乱后期，营州平卢军坚定站在唐王朝的一边，因被安史大军围困，钱粮不足为继，难以支撑，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率领平卢军渡渤海南下占据青州，朝廷改授其为青、淄、齐、沂、密、海等六州节度，称之为‘平卢淄清节度使’。
安史之乱结束后，营州归属于幽州卢龙节度使，废柳城县，迁至燕郡守捉城，设镇安军，另外设置汝罗守捉（辽宁省义县）、怀远守捉（辽宁省北镇市）、巫闾守捉（辽宁省北镇市）、襄平守捉（辽宁省辽阳市）四守捉城。
至于辽东之地，属于唐王朝与渤海国、新罗、契丹的四战之地，名义上由唐朝所有，但并未被实际控制。
唐懿宗咸通末年（860—874），契丹利用中原纷争不息之机，攻入安东都护府所辖地区，才最终被外族所占。
营州之乱打破了唐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基础，辽西、辽东之地暂时沦陷。
安史之乱结束后，天下藩镇割据，幽州卢龙节度使割据一方，面对契丹与奚族的挑衅，大多采取“擅地自安”的政策，即“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
这也算是幽州卢龙节度使的政策之一，不生事、也不怕事，至少在唐朝灭亡之前，契丹、奚人不敢南下，就算是南下也是被吊打。
刘琨显然是不想安于现状，他信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当然刘琨还需要蛰伏一段时间，和楚庄王那般，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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