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的变化

    就在我们无忧无虑的玩乐成长的时候，院子里村子里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先是我大爷一家从城里搬下来了。那时我们管城里叫上边，我们这边叫乡下，在城里我二爷家有一套院子。

    后来听我哥说，头解放前为避战火我们全家都搬到了那里。只是那时我小还不记事，解放后和平了，才依次搬了回来。

    我大爷搬回来后住在我们西厢房的北屋。一家五口人大爷大妈大姐大哥，还有个妹妹。大姐很大，在我的眼里她就是大人，感觉没过两年她就出门子了(出嫁了)。

    大哥比我大五岁，特会玩儿，后来很多玩儿的东西都是跟他学的。拍洋画、搧三角、用皮筋儿崩纸壳本儿做的的小飞机，放风筝，抖空竹。用线织逮蚂螂的网，那时我们把蜻蜓叫蚂瑯。砍了榆树或枣树条子揻弓射箭。嚼了麦黏粘季鸟儿都是他带着我玩的。

    在我大爷从上面搬下来不久，我们的外院也搬进了一大家子。姓陈，我们管叫陈三老爷。他们家四个孩子，大哥在什么工厂里上班，他的背带儿劳动布工作服让人特别羡慕。那是刚解放时工农兵宣传画里工人的象征。大姐不知道做什么事，有时参加演小话剧，当时正在宣传婚姻法。在老爷庙的空地上，用杉杆木板和苇席搭成临时的戏台，见她在台上抱了个小布卷演小媳妇。回来后听我妈跟我二大妈说，姑娘家的演个小媳妇不嫌寒碜。

    他们家三的叫陈太，他的名儿我之所以能记住。是因为村里有个挑挑的小贩跟他逗闷子说：”陈太陈太真不赖，拿猪尾巴当烟袋”。老三正在城里上学，天天骑车去。老四也是个男孩比我小，可是我看他在街上玩，跑一圈回来还一头扎进他妈怀里吃奶。后来他们在这儿住的日子里，他妈又给他生了个小弟弟。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似乎还有一个不出屋的老太太。后来的白事就在这外院办的，那时办白事讲究搭蓆棚挂黑幛子。当时办得很隆重。但完事后我发现那段花园墙给拆沒了。

    院里有变化院外也在变化着。出了街门原本是我们家的一块房产地。一直种点鬼子姜啊老玉米什么的。可是因为有户人家买了梁家的东跨院又朝东开门。结果我们的地成了人家的门前地。余下的地也让他们家种着了。我们管那老头叫三大爷。三大爷是瓦匠也是屠夫会宰猪。他们家还有只小槽子，（齐头齐脑的小船）不时的会到河里叉鱼，钓鱼，下鱼卡卡草鱼，撒网捕鱼。

    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商量的，反正有时候看他打回鱼來都给我们院里面拿点儿。不曾想好景不长。没多少日子他老伴就病故了。再后来他又续了个后老伴，这老太太能说善道的。但自此以后鱼呀虾的就不往我们里院送了。后来我听一个街上的老太太闲叨唠，说那跨院本是梁家的东跨院，向东开门如同人腰眼儿漏风，所以才死人的。这是我最早听到的有关风水之说。

    梁家的东跨院卖了，院里也陆续的住了好几家街坊。除了一家儿是单身汉，其他都是拖家带口的，除了魏家是本地的口音外，其他家都有口音。当时老百姓把有外地口音的人称‘怯子’，最厉害的是陶正他们家，听说是上海人，说起话来我们是一句都听不懂。

    陶正他妈站在街门的大台阶上喊陶正，听着她嘎嘎、嘎，嘎嘎、嘎的，就像是横着使劲晃动着算盘的声响，也像树上的喜鹊在吵架。韩家的五儿管她叫怯呱呱儿。虽说当时老百姓都不太注意卫生，但知道他们家是在屋里吃屋里拉，然后把马桶直接泼在粪堆上那个脏样，还是觉得很不可忍受。

    人多了，热闹了。但人也杂了，后来肃反时从梁家院逮走两个反革命呢。其中包括王立行和王立仁的爸爸，这姐弟俩在学校里都是好学生，当时学校可以跳班，她俩都是学校的跳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