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里的先生们

    上中学路远了，我爸给我买了辆自行车。五马换六羊，我爸把自己前几年买的那辆菊花车卖了，换了两辆旧车对付着骑，余下的钱也补贴家用了。那辆菊花车五年前二百五买的。现如今卖了三百。花了一百七买了一辆旧翘把细轱辘的英国车自己骑。给我买了一辆美式二八车，轱辘是二八的，大梁是向下弯的，因为我个子小，要不然够不着脚蹬子。

    自行车的制动是倒轮闸，开始我很不习惯，因为练车的时候是用别的车练的，个子小够不着车座子是掏大梁练的。就是把右腿从车的三角架中间穿过去，登在右脚蹬子上，这样因为大腿受车梁的限制，所以就是练会了也蹬不了整圈，都是蹬半圈，退回去再登半圈。这么隔登着骑，乍一骑这倒轮儿闸的车，一不小心习惯性倒轮就是刹车了，小心着、习惯着几天才适应了。

    这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别的同学玩儿不了我这车，他们都知道这车摔人。因为刚会骑车都爱玩飘儿，骑起来都爰紧蹬那么几下，然后单手扶把，脚底下倒那么两下轮儿，让车自由滑行显得有点儿那么春风得意似的。可是到我这车上就不行了，刚要那么春风得意一下车停了，惯性就把人摔出去了。所以他们都不动我的车。

    就算我骑习惯了，有一回还摔了我一个实实拍拍的。中午吃完饭推车出了门楼，顺坡翻身傓腿上车，还没觉得怎么回事呢，屁股还没着上座子呢，左脚蹬子就把我顶出去了。摔了一嘴的土，我的倔劲儿上来了，爬起来抄起车横着往地上摔，不解气又抄起来摔。正摔着呢，我哥从院里出来说：“干什么呢？”我说：“它摔我！”我哥说：“你甭管了，先上学去吧，回头我给你修。”我搁下车连跑带颠儿的上学去了。

    那时我参加了学校的相声小组，下午通知说晚上有活动，就是晚上到学校的电视教室看侯宝林讲怎样说相声的节目。

    下学到家后，我哥说车修好了，我问怎么修的，我哥说飞轮进了沙子，用煤油冲洗就行了，我一试确实好了，就说晚上我请你去看电视，我哥很高兴。那晚上侯宝林在电视里讲了怎么说相声：他说运动员在上场前做些准备工作活动活动身体，在那个场合很正常不可笑，你要是把它挪个场合，就可笑了，比如挪到公共汽车上，人再有点挤，好吗！这一活动一倒一大片，再有一个练声音的，对着空旷的地儿对着回音壁，那很正常，那没什么可笑的。你要是挪个地儿，也挪到公共汽车上。人挺多的，你在那儿练声：“嗯~嗯~嗯”这车上人该低头找了“这是谁把猪带上来啦？嘿！”讲了怎样说相声后又表演了一段儿相声“醉酒”。那是我第二次看见侯宝林的模样。前一次是在电影”游园惊梦”里看到的。

    说起看电视，我哥的一段经历也挺逗的，那时可能是BJ刚有电视台的时候，我哥在白家庄那边上学，骑的是一辆旧的日本二六车。有一阵子放学后他总是回来晚，问干嘛去了，说是看电视去了，哪儿看去，说是坛口，就是神路街路东边那片儿。

    那片儿那时候有电影院，戏园子，澡堂的，理发的，说书的茶馆撂地说相声的，还有小市儿，买卖旧物件及其吃食的，可能又添了一个专看电视的。看电视五分钱一位，合着是二分钱存车，五分钱看电视，所以他一般回来晚了都是去看电视去了。有一天晚上是左等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都过了晚十点了还没回来，家里头着急，我爸就往西找去了。

    说是迎着快到白家庄了，才看见一个人急急慌慌往家走呢，问：“车呢？”说是：“存车的收摊儿了，不知道他把车推哪儿去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下午挺老早，我哥就欢欢喜喜的骑着车回来了。我妈问他:“找车时怎么跟人家说的呀？”他眉飞色舞的说:“我一看那车堆里没有我的车，就问他我的车在哪儿呢？我手里有存车条呀。他看了一眼就带我到旁边的一个大院子里的门后头，车就停在那儿哪。临完他说得再给他一毛钱，说是因为昨晚上为我这一辆车他等了半天，实在没辙才寄存在这院子里的。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你们家的财就是这样发的呀，昨天晚上我找不着车，我腿着回家去的，你知道吗？结果就吵起来了，后来有人劝架，我就把车推出来了，就那二分钱，没多给他。”

    上中学以后感觉和小学有很大的不同，除了课程分细了各课有各课的老师外，称呼也有变化。效仿高年级把老师称先生，老师不拒绝，似乎是受到了尊重的一种享受。像敎语文的马先生敎物理的回先生，我们的班主任是教美术的史先生。

    史先生三十四五岁廋高个儿，穿着当时最时兴的衬衫，衬衫扎在裤子里，小皮带露在外面，下身穿着有线的制服裤子，皮鞋锃亮。美术课不是主课，但史先生作为班主任却很负责，一有空就到班里来。给我们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讲自己怎样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做一名共产党员，以此来鼓励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以备将来为祖国作出贡献。

    史先生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的忘了时间。特别是班里出了岔子的时候。一次下午体育课，课程是‘跳箱’。大着肚子的女老师讲完要领后，就让同学们依次按秩序跳。可一个同学犯坏，说让老师示范一下，不然不会跳。老师又讲了一下要领，特别是注意安全的话后，接着让同学们按次序跳。这时很多同学都跟着起哄，说光说听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做，还是请老师给示范一下吧，气的老师红着脸把大家扔在操场上走了。这天最后一堂课还没到下课时间就见史先生在门外候着了。

    下课铃一响课任老师还没出去时，史先生已经站到了讲台前。“你们把你们学的那些知识都拿出来摊到讲台上，看能不能摊一讲台，……难为老师……耍小聪明……你们知道后来的人拜把兄弟都拜的刘关张，那么刘关张结义拜把子时拜的是谁？……你们知道纸人纸马从何时兴起？……”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的教导我们。本应是五点放学，可我们出校门时都六点半了。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我自从小学唱歌考试得了五分后，我就对音乐课有了兴趣了。升中学后学的《金瓶似的小山》、《满江红》、都是我爱唱的歌。那天学的是《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那首歌。其实挺顺口的，一学就会了，可是那天课堂乱哄哄的，好些同学说没学会，一遍又一遍的，把小个子的女老师气得够呛。下课后史先生又来到教室，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从左到右画了一条直线，然后说哪位同学上来也画一条，如果也这样直这样平这样均匀，那么就可以走了，就可以放学了。他是美术老师，谁敢上去和他比呀？“那么好，你们想一想，你们来了一天都学到了什么，肚子里的东西消化了，鞋底磨薄了，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

    史先生的个头就不矮了，可是我们班还有一个大高个杜泉比史先生还高半头，我真不知道他和我是不是同龄的。不想后来又从上个年级蹲下来一个三道弯，“三道弯”是指他站直了身子成三道弯的样子，可就他这么一个“三道弯”，弯着都和杜泉一般儿高，并且显得很壮，高个儿当然都坐在后面，一次因为桌椅碰撞两人动起手来，撞倒了好几排桌椅，史先生在阻止拉架过程中，看着就像两头叫驴间的一只绵羊那样的无力。后来“三道弯儿”被学校开除了。

    在中学给人感觉最厉害的是教导主任。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写，学生背后都管他叫胡芦。胡主任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学生不准打口哨，说是那叫匪哨。我想他不会没看过《渡江侦察记》。我的打口哨就是看过渡江侦察记后，觉得刘四姐那么一声呼哨就招来了渡船，那么的洒脱，由羡慕敬佩才练出来的。就是用两只手的小手指，指尖顶住舌头下面，使舌头微卷，然后出气打出尖利的哨声。现在他却武断的说这是匪哨，难道游击队的刘四姐是匪吗？好在他只管学校。出了学校门在野外宽阔无人的地方打口哨谁也管不着。

    那年我们参加了十月一日国庆游行，天还没亮，就先到学校集合，然后排队走到建国门坐地上等着，开始游行时队伍依次由东往西行进，开始速度并不快，队伍也显整齐，快接近天安门广场时队伍是越走越快，已经是连跑带颠儿了。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大家都想看到毛主席，所以就跑两步往上一蹦，三步助跑往起一窜脸向右看。“看见了，看见了，在正中间穿浅灰色中山装的那位就是毛主席。”有人高兴的说。我们班一位高个儿同学也一窜一蹦的边跑边问：“哪儿呢？哪儿呢？”别人告诉他中间穿浅灰色衣服的就是。